开发区初创工作的若干个第一
朱秉衡：原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第一次筹备领导小组会议
参加第一次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会议之前，我在广州立德粉厂、龙门县去蹲点。这两个地方是朱森林同志的挂钩联系单位，我的主要工作是定期撰写情况报告给森林同志参阅。当我结束蹲点工作返回市委办公厅报到时，恰好朱森林办公室来电话，通知我前往其办公室，做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记录，从此，我成了领导小组的常任秘书，负责小组的日常工作。
这次会议的时间是1984年的4月26日，当天出席会议的是9个人（领导小组7个成员加上杨献庭和我）。朱森林在会上表示，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要建设开发区，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成员要离开原工作单位，到筹备领导小组上班，开展开发区的筹备工作。当时就决定了几件事情：一是要确定筹备组办公的地方，赶快亮出招牌；二是起草一批文件，例如规划等，需要呈请中央正式批准；三是要进行开发区区址的选点。
当时经济特区举办已经有几年，深圳、珠海、蛇口工业区等都已经初具规模，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召开了部分沿海城市的座谈会，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提出要参照经济特区的经验，继续对外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这些沿海港口城市，选择一块地方，按照经济特区的政策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会议纪要》也就成了开发区的“出生纸”。会议之后，14个沿海开放城市就根据会议精神，组织班子进行研究，应当怎样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一个办公地点
当时东方宾馆副楼的一个会议室1262房作为筹备领导小组的第一处办公地点，面积100平方米左右。选择在东方宾馆设立办公室是因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献庭原来是东方宾馆的总经理，通过他的关系对支持领导小组工作有利。
办公室的招牌是由我用仿宋体手书：“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两尺宽四方的白纸，底下用蓝色墨水写了一行英文：“Guangzhou Eco-nomic ＆ Technologic Development District”。当时对“区”的英文单词用的是“Dis-trict”，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简称就是“GETDD”，后来也根据这一缩写设计了开发区的第一个标志。在挂这一招牌的时候，我还是有档案意识的，特意让人给我照了一张挂招牌的照片。一年以后，有一个学英语专业的人士告诉我，用“District”翻译广州开发区的“区”是错的，准确的用词应该是“Zone”，“Dis-trict”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的意思，是一个大的区域，比如哥伦比亚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像广州开发区这种经济功能区域，应当翻译为“Zone”，即园区的意思。但那时候，“GETDD”已经在全世界范围使用了，于是我说，不改了，将错就错吧，况且也错不到哪里去，将来说不定开发区真的发展成为足够大的“District”。至今，全国的开发区中，仍只有广州开发区是用“District”，其他都用“Zone”。这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在翻汉英字典查“区域”一词的时候，“Dis-trict”比“Zone”早出现，没有详细看两者的区别，想当然用了这个词。
第一笔开办费
广州开发区的初始开办费是2万元人民币。当时为解决筹备小组的办公经费问题，筹备小组组长朱森林以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向市财局写一张条子，要求给筹备领导小组划拨办公经费1万元。20世纪80年代万元户已经算是很富裕了，但是1万元对于开发区的筹备工作而言，显然太寒酸。后来，在我的请求下，朱森林在“一万元”的“一”字上添了一横，便成了“二万元”。我就凭着这张条子到市财局要了两万元，作为筹备小组的运作经费。经费取回来之后，求市委办公厅行政处代管，凭我批的条子报销。开发区的第一笔经费就是这两万元。至于向银行借贷和省里、国家的开发贷款，那是以后的事情。创办20年后的开发区财政可支配财力一年40多亿元，20年间，从2万元到40多亿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奇迹。
第一批财产和第一笔开支
开发区购置的第一批财产，是10张办公桌，每张单价是37元，劣质木头做的、俗称“一头沉”的办公桌。开发区的第一笔开支是370元。当时小组只有9个人，预多一张桌子是准备给后来者用。我们租了几辆三轮车，将这些桌子拉到东方宾馆，但是东方宾馆门卫死活不让我搬进去。当时东方宾馆是广州市最高级的宾馆，也是唯一的一家星级宾馆，是接待外宾的涉外酒店。门卫说，这样的桌子竟然敢拉进东方宾馆？不让进。后来只好又找杨献庭，才顺利地将10张桌子拉进东方宾馆，搬到1262房，顺着窗户边就摆开了。除了朱森林只是挂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他主要的职务是市委副书记，他没有到这边办公，杨献庭在东方宾馆本来有独立的办公室，也没有要我们的办公桌，其他7人就集中在一个房间办公了。开发区就是这么开张的。
第一张名片和第10个人
开发区是广州市第一个印制并使用名片的单位。当时国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名片是什么，开发区既然是要面对外商的，是涉外的，与外商、港商见面给一张名片，觉得挺好的。广州公务员第一个用名片的，开发区筹备小组是第一个。当时我依样画葫芦，按照见过的名片的形式、大小，写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某某某，加上标志“GETDD”，就这样设计了开发区历史上第一张名片。
名片画好之后，要找地方印刷。当时广州没有印名片的地方，印刷厂还是铅字排版油印。印刷厂全归广州市轻工局管，我找到轻工局的黎局长，表明需要印刷名片。局长也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让生产业务处负责人帮我办。我马上找了生产业务处负责人余琪春。刚好他在，如果当时是其他人在，可能在开发区的历史上就不会有余琪春的名字了。他后来成了开发区第一任的行政处处长、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余琪春要我和他一起骑单车到位于西关的印刷厂，厂长表示，这个东西可以印，不过就是麻烦一点，既然是市委要的，可以给你印。印9个人的名片，每人一盒，200张，需要单独排字模才能印，一个星期才能交货。一个星期后，是余琪春骑着单车，用一个小布袋装着9盒名片，到东方宾馆找我交货。名片印刷效果不错，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当时那些名片了。
交货之后，余琪春留下来聊天，他问我：这个筹备小组规格这么高，市委副书记是组长，一大帮局长只能当成员，你这个机构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我向他吹牛：市里要划一块地方，建设开发区，实际是广州的经济特区，这个区将来都是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我把开发区的前景描绘了一番。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这里收不收人？我也来干，怎么样？我当时一口就回答：当然收啦。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天天都忙得不得了。你愿意来，当然好啦！他说：我是认真的，什么时候能来上班？我说：你明天就来！这样，除了筹备小组的9个同志外，第10个工作人员是余琪春。第10张办公桌刚好给他用。他来了以后，就当我的助手，帮我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他年纪比我大，比较稳重，什么行政、财务、后勤事务就交给他负责。到12月份成立管理委员会的时候，他成了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管行政一直管到退休。说老实话，是印名片这件事“成全”了他。
第一个招商会
开发区还没有正式奠基，就已开始着手招商。1984年9月，广州市组成空前阵容的经贸代表团，率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先，前往香港开招商会，主题是“洽谈、交友、调查、做生意”，团长是朱森林，开发区第一次组团出访，唯一的一个参团代表就是我。由于开发区是新鲜事物，引起了港商极大的兴趣，众多的客商前来洽谈，招商会场广播叫人喊的几乎都是广州开发区朱秉衡先生，开发区第一次赴港招商签订的第一批项目有7个，全部是港资项目，都是我草签的项目协议。
开发区历史上第一个签约的“外资”公司是香港唐石毅先生的南海洋行，是一个综合项目，包括石油生产、加工、销售等。作为外资第一个动工的南海洋行投资项目，是位于开发大道与志城大道交界处的云海加油站。
第一个房东
自从吹沙填土吹响了建设的号角以后，开发区的办公地点从东方宾馆搬到开发区来了，东方宾馆1262室变为开发区驻市区办事处。当时这里是一片荒滩，只有新港码头有点建筑物，新港旁边有一个海员俱乐部，作为码头的配套设施，供那些外国海员娱乐活动，建成后一直空置在那里。我去找这栋物业的业主——广州市总工会海员俱乐部，租用了这幢大楼。空置的海员俱乐部成了广州开发区第一个房东。当时租金是30万元一年，简单装修了一下，成为开发区管委会早期建设的指挥部。
1984年7月始，几十个工作人员每天要从市区到“指挥部”上班，交通成了一大难题。开发区购买的第一台“通勤车”是一辆国产东风客车，30座，价格是8万元。加上黄瑞源从冶金局带来的“陪嫁”——一辆“小面包”车，东方宾馆借来的杨献庭的座驾雪铁龙轿车，开发区筹建期间的全部交通工具就是这3台车，陈伟杰开面包车负责接领导，沿路遇到开发区的工作人员，扬手即停，谁都可以坐。领导与大家同挤“东风”车，司空见惯。那时可没有领导专车的概念，人的心态平实、自然得多。
第一次自助餐与礼仪教育
广州开发区奠基典礼那天的午餐招待会，是开发区的第一次大型聚餐，也是广州地区第一次举办的自助餐会。之前，国内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自助餐。第一次的自助餐地点在当时的东江宾馆，由当时最著名的爱群大厦厨师做，他们做得很认真，连碗筷、餐具等都是他们提供的。
食品头天晚上在广州做好，租了几辆解放牌汽车，上午10点运到东江宾馆，摆开一溜长桌子，食品也一溜的摆在桌面上，旁边放置一大堆的餐具。当时好在我还有一个念头，就是“内外有别”，二楼安排领导和境外来的嘉宾，食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二楼铺了一块好的台布，一楼连台布都没有。
吃饭的时候，可热闹了，谁也没有吃过自助餐，也不知道该怎么吃，我也只从电视上看到过自助餐，也没有吃过。二楼那里还有一点规矩，因为都是香港、国外来的嘉宾，做领导的也比较斯文，还晓得拿了食品按秩序找一个地方坐下吃。一楼实在是乱得没法看，一个个拿着碗筷站在桌子边上吃，就不走了，后面的人只好把筷子从人缝里伸进去夹，有的干脆拿个大盘，把菜倒进盘拿走，搞得惊叫连声。
我那帮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宿，连早饭还没吃，一看这阵势，都傻了，不知所措。秘书科的老大姐王杏英很乐于照顾别人，拿着几个大塑料袋，管你这么多，一袋一袋连倒几盘，回办公室请大家吃围餐去了。那天的场景确实乌烟瘴气，但很热闹。正是因为自助餐的这个场面，引发了后来开发区一度成为常规培训的涉外礼仪教育。后来管委会做出一个决定，所有新进入开发区工作的人员，不管你从哪里来，是什么职务，一律要经过3个月的岗前培训，进行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培训，从最简单的行为开始，包括怎样穿衣戴帽、打电话、待人接物、吃西餐等礼仪。后来要求大家学跳交谊舞，男学穿西装、打领带，女的学穿套装。还有一本《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部必读手册》，是我主编的，里面没有什么大道理，全都是很具体的行为方式：怎么打电话，怎么穿衣戴帽，怎么吃自助餐，怎么吃西餐，怎么迎来送往，等等。
经过培训，面貌大为改观。开发区的人一出场面，那真是别开生面，大不一样。以前打电话是“喂，找谁？”后来改为：“你好，我是开发区。”举行签约仪式时，开发区的人特别醒目，男的是白衬衫、黑西裤、打领带，精神十足，女的大多是淡妆、套裙，丰姿绰约，在广州当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黄埔“一期”与志愿军
建区初期，开发区面向全社会招聘人才，在广州也是首开先河。1985年2月14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招聘人才启事，面向社会公开招揽人才。这一批招了大概有100人，这一批人后来被称为“黄埔一期”，这100人基本上都成了开发区的业务和行政骨干。半年后，又公开招了第二批，史称“黄埔二期”，70多人。
开发区建区初期调人进来很难，只能靠“志愿军”，你愿来我才收，不能靠组织的调配，所以才引发了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的做法。当时人才招聘工作小组组长由人事处长欧阳惠娟担任，我当了一年多的副组长。
后来还从其他渠道调进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主要是原籍广东，在外省、外市工作，想回广州安居，落叶归根或解决两地分居。开发区初期从外省、外市调进一批技术干部、专业干部大多数已人到中年，学有所长，他们成为建区初期在建设、管理和专业技术方面的骨干团队，为开发区的铺开局面立下过汗马功劳。这批人大多已退休。1994年，开发区建区10周年的时候，搞过一次“开发区创业者”奖项，凡1984年到开发区工作的人都可获颁一枚纯金的金牌，当年86名“创业金牌”获得者，目前还在职务岗位的，只剩下17名。换句话说，参与了广州开发区20年创业全过程的有17位同志。他们是李潮迅、夏藩高、麦文英、陈伟杰、刘树开、汤启明、麦绮杭、訾保同、刘芳、毕炉生、黄国友、李高秧、陈伟强、李敏、陈爱国、周智雄。他们为开发区贡献了20年的辛劳，虽然现今已不再有金牌的荣耀，但开发区的创业史应该记录他们的名字。
广州第一路与区徽
1985年修建夏港大道（现在的开发大道），设计的路面宽度是60米。当时是全广州最宽的道路，建好后，号称“广州第一路”。无论是外商，还是开发区人、市民们都对这条路赞叹不已。从广州一进入开发区，让人耳目一新，对开发区增添不少信心。但有的上级领导来开发区视察的时候，却批评说，马路搞这么宽干什么？浪费土地，增大建设成本。但是不到10年，夏港大道已不堪交通繁忙的重负了。可见，20年前对基础设施、交通设施建设的意识和理念与现在相差多远，现在建马路动不动就宽100米、120米，豪气十足。
1994年前一直用了十几年的开发区区徽是我组织人设计的。一分钱设计费没花，设计理念有两个：一是对外开放，要跨过海洋同西方文明国家建立联系，倡导海洋文化，一条巨轮，乘风出海，走向世界；二是开发区最初的地图像一个三角形，有些记者叫作“黄埔金三角”，三角形抽象成一面风帆，还是想扬帆出海，走向世界。可是时过境迁，桑田沧海，区徽只剩下建总还在用；路口的区标也因为建立交桥砸掉了。
第一顿年饭
1985年2月，开发区过第一个春节，全体干部员工吃第一次团年饭。当时开发区全部工作人员，包括管委会机关和3个总公司，总共97个人。只有一个小厨房，由于没有桌子和地方，团年饭只能吃火锅，在海员俱乐部的会议室举行。97个人，在地上摆了10个火锅，大家从办公室搬了些椅子，矮的、方的、长的、短的都有，10个人一“围”，煤油炉全部是借来的，方的、圆的，铁的、铝的，各式各样。我吩咐厨房，一早去买了菜和肉，把它切好，分成10大盘，每“围”摆一盘。缪恩禄发表了一个新年祝词后，大家就开始吃饭，吃的过程中，有的煤油炉子灭了，有的不小心把煤油炉打翻了，热闹非凡。
缪恩禄主任说大家辛苦了一年，为了让大家回去过个好年，吩咐我们准备点年货。年货由商业进出口公司经理罗明组织，进口了一些稀罕的东西给大家。其中每人一箱“红牛”饮料、一小袋的金莎巧克力。金莎巧克力当时在国内很罕见，很多人拿回家后，当作非常珍贵的礼物，送给亲戚品尝。
还没吃完饭，缪恩禄主任就说，跳舞！那时候录音机刚刚兴起，管委会有一台双卡录音机已经很不错了，随着舞曲音响，缪恩禄带头跳起了交谊舞，干群同乐，大家把艰难困苦忘记得一干二净，而这顿春节团年饭，我一辈子都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