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

恢复和发展经济，在1949年的情况下，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和保护民族工商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1949年初，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统管北平、天津两市的接管工作。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在赴北平之前，专门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嘱咐他说：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受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这就提出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思想。

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同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谈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软弱的，我们对这部分人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了他们以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为发展生产建设，应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总之，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发挥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

1949年4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给邓小平等人的电报，告诉他们：“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 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注意此点。”[13]

▲1949年4月7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京沪杭地区应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的指示

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负责江、浙一带作战的指挥员的电报，特意指示他们：“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14]

▲1949年5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给粟裕、张震等的指示电

1949年4月、5月，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发现了党内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表现及其危害。5月31日，刘少奇代中共中央专门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起草了一封给东北局的电报。当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份电报。电报中列举说：“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毛泽东在此特意加上一句话：“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这份电报在列举了一系列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表现后说：“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东北城市工作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和纠正。”毛泽东改完这份电报后，认为这份电报不仅对东北，而且对全国都具有指导意义，于是又为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的电报，把中央给东北局的这份电报也发给他们，并要求他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特别强调：“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10]

1949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得悉上海的产业界提出国内可生产的工业品，请东北尽量在国内采购，不要再由苏联输入；由苏联换来的大量花标布在平津销售，把中纺的生活都断绝了等意见后，专门为中央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东北局，把上述情况告诉他们，请他们“加以注意，使上海民族资本家有出路”[1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同上海的工商界人士见过一次面。

有工商界人士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

工商界人士一听，很高兴地问：共产党也唯利是图吗？

毛泽东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工商界人士愿意自称产业界，而不愿听“资本家”这个词，他们对毛泽东讲：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我们就浑身发抖。

毛泽东为他们解疑释惑说：你们产业界在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

工商界人士半信半疑地问：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报纸上只说工人如何好和资本家如何坏，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

毛泽东回答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虑，坚决斗争。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毛泽东的一番话，让工商界人士吃了一颗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