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中国，德谟克拉西怎么就变成了民主

中国在刚刚开始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概念的时候，因为中文里面的词不达意，最初仅仅把这种制度称为“德谟克拉西”。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民主概念，是严格地限定在某一种特定制度的形式上的。西方社会制度中的民主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来源于宗教体系中的平等相处，匿名投票选举神职人员的过程。修道院中的修士们早就在执行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了。而且“人人平等”、“秘密投票”（所谓的无记名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等形式，至今保留在罗马教廷选举教皇的制度里。民主的最早形式，根据学者们公认的考察，起源于雅典这样的城邦国家。古希腊城邦在当初被称为国家，其实与我们今天国家的概念相比小了很多。雅典公民都可以参与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同我们今天所谈的民主政治有着巨大的不同。当时的雅典公民，只包含出生于雅典的居民。妇女、奴隶、外国人，都不包含在可以参与政治的群体之内。当时的雅典，是一个只有20万人口的国家，其中不到6万人是出生于雅典的居民。自由公民的人数远远少于城邦内的居民，所有的自由公民（其实都是有产阶级）可以参与直接议政，并且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而且，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中，除了选举这样的民主制度外，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通常是以抽签和轮流的方式选出的。因此，作为雅典的居民，除了可以通过选举担任军事领袖等贵族职务外，还可以通过轮流抽签等方法，担任城邦中的重要职务，甚至担任城邦的最高领袖。这个是当代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由此得出的推论，也就是说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的尝试，是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的。

这也难怪，当时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大哲人，也对民主制度有过相当严厉的批判。他们并不认为民主政治的制度就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比较独裁政治或寡头政治而言，相对要好一点。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产生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决策。柏拉图认为，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以简单的多数和少数对比来决定真理，并不完全鼓励人们对“德”的培养和追求，充其量不过比独裁政治和寡头政治稍微好一点。

雅典城邦制灭亡后两千多年，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从来就没有被重新使用过。中间有过短暂的罗马共和时期（公元前1~2世纪），以及意大利北部自治邦（佛罗伦萨、威尼斯），但是以共和制为代表的民主共和体系，也就是以代议制为代表的民主政治体系，一直到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和美国的立国之后，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才逐渐显示出一些特色来，而今也不过近300年的时间。现在为人们津津乐道挂在嘴上的美国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民主作为主要特色提出来的，而是以共和——以选举出来的参政代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至于所谓的选举权平等问题，美国人到20世纪，才刚刚着手解决妇女和有色人种的选举权问题。

中国的现代民主，是直接从日语的翻译中借过来的。最早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或许是严复（几道）做的尝试。严复在翻译法国人孟德斯鸠《法意》（现名《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就是借用了日本人的翻译方法。不过由于日语和汉语之间，有着动宾倒置的语法区别，李大钊就曾经评论说“把德谟克拉西翻译成民主主义，则嫌他治意味过重，所能表达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窄了”。因为日本在选择民主主义的概念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主权在君主”的概念，引进西方的民主概念突出“主权在民”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多半使用德谟克拉西全名，而不喜欢使用民主这样一个简单词语。因为德谟克拉西一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从西方引入的一种政治制度的意思，而民主一词的简单使用，则更有可能引起诸多歧义，可能走入无政府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混乱之中。不过，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是处于动荡和战乱之中，出于普及革命的需要，把民主政治制度当成人民当家做主的概念来宣传，实在是动员民众的一种方法。将错就错，我们今天也只好以简单的民主二字，来替代很多严谨复杂的政治内容了。也正因如此，社会上才出现如此众多的对于民主理解的歧义，也影响了今天的政治生活。

这种基于平等人权概念上的选举平等的民主思想与制度，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从尧、舜、禹三代推选贤者为天子的禅让，到《礼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仁人爱物，使一切各得其所的大同世界政治理想，乃至汉代的诏举贤良方正，到隋唐开创的考试选贤制度，都是推举贤人共治天下的理想与实践。隋唐开创的考试制度，后来被西方学去并一直沿用到今天。中国战国早期的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思想，不仅比西方亚里士多德更早提出了平等的观念，而且提出人人自以为是，自私自利，争来斗去，正是乱源。因而主张选举贤者做天子、为官吏，想办法使上下顺畅，沟通情况，沟通意见、谏议，在此基础上，为使政令畅达，下级须服从上级，全体须服从天道、天理。墨家影响下的秘密结社团体中，天下兄弟一家，人人权利平等，以平权推举社团领袖的方法，也不是西方的独家发明。后来的孟子，则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使被现代所诟病的所谓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也大有商榷和深入研究的必要。事实上，从秦始皇开始了封建制，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来治理这个大洲级的国家，两千年以来，历史文化道统、相权与文官制度、独立的士人阶层，无不是对君权与专制的有效制约，这是欧洲过去的专制制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也正因如此，中国从秦汉到清末的两千年来，在基本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而有多朝数代的繁荣昌盛，且长期领先世界。而近现代的英国文官制度，也是借鉴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而来。但与此同时，两千几百年前，老子就有“智慧出，有大伪……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忠告，指出万事万物利弊无定法，得失无定则。而希腊当年参与所谓民主制度的人口规模，也并不超过老子所说“小国寡民”的规模。所以说，其实中国文化与历史不是缺乏民主思想与制度，而是中国人民自己不知道现代所谓的“民主”为何物，也不知道如何回过头来仔细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而自满清王朝后，中国在领先世界的时候，轻视并忽视了世界，不了解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巨变，失去了知己知彼、及时因应自强的机会，导致被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搅得失去自信，茫然失措，从而病急乱投医，非得到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国家寻求各种药方，反而以洋人的说法唯是而已。

再者，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的社会形态有很大的不同。基于农耕为主的生存形态上的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姓氏、村落为主体群落的，以传统文化自律，以宗族文化自治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于西方以游牧、狩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辛亥革命才以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制度所替代。这个几千年的历史过程，除了掌权者的家族姓氏发生过变化以外，其统治的制度和方法几乎没有怎么变更过。在这个几千年的过程中，君与民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君权与文官系统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的关系，完全值得做深入的研究，从而了解中国的民与官的制度，应当如何正确地执行。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劣，在于如何为民谋福利，在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理顺各种人伦社会关系、利益关系、人群与环境的关系。所谓政者正也，权者使衡平也。政治在平衡利益关系的同时，负有垂范与教化的责任。而权力的运用，则如秤砣在秤杆（衡）上，根据所称重量的变化而移动，使秤杆达到平衡。我们对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形，还远远没有研究透彻，不过也不妨碍借鉴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研究和批判，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一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