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眼的方升有大用
说起“国之重器”,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矗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大方鼎。这件商朝时铸造的青铜大方鼎,重达832.84千克,必须要用起重机搬运,不愧为“国之重器”。
可“国之重器”的“重”,并不能简单理解为“重量”的意思,更是指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某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例如,陈列在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商鞅方升,重量只有690克,比起后母戊大方鼎,那真是不值一提,可这件长方形的有柄量器,却和后母戊大方鼎一样被称为“强国重器”,因为它是中国度量衡史上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
宝物既然名叫商鞅方升,那我们的故事就要从商鞅投奔秦国实施变法开始讲起。
揭王榜三见秦王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卫国人,本名卫鞅。年轻时的商鞅刻苦攻读了刑名之学,就是现在的法学,正想实践一番,只可惜找不到机会。
这天,他出城办事,见城门口熙熙攘攘,很多书生聚在一起,伸长了脖子在张望着什么。商鞅好奇地挤进去一看,只见墙上贴着一张《求贤令》。
这张《求贤令》是秦国刚刚即位的秦孝公发布的。当时,战国七雄中,秦国是最落后的,雄心勃勃的秦孝公希望一改秦国的困顿局面,于是张榜招纳天下的贤士能人,与他一起振兴秦国。
“有能出长策奇计让秦国强大者,嬴渠梁封他为官,与他一起分享秦国。”商鞅念完《求贤令》上的最后一句话,只觉得热血沸腾,上前一把揭下《求贤令》,也不去办事了,回去收拾了一番,便直奔秦国而去。
到了秦国,商鞅在大臣景监的引荐下,见到了秦孝公。机会难得,商鞅立刻拉开架势,侃侃而谈:“古有三皇五帝……”一口气讲了大半个时辰,还没讲到五帝呢,突然听到了“呼啦——呼啦——”的呼噜声,商鞅往王座上一看,只见秦孝公睡得嘴角的口水都快流到胡子上了,只好扫兴地退出了大殿。
商鞅第一次面见秦公无功而返,景监想想实在不甘心,又找了个孝公出外狩猎的机会,将商鞅带到了君上面前。
秦孝公接连猎了几头野猪、野鹿,心情大好,就让商鞅坐在自己身边,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商鞅恭恭敬敬地坐下,又做着手势,演说起来:“夫为王之道,在于仁义……”
听商鞅讲了大半个时辰仁义道德,秦孝公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不时向景监使眼色,又看看刚猎下的一堆猎物,威严地咳嗽了几声。一旁的景监赶紧拉拉商鞅的袖子,商鞅只好停止了激情演讲,随景监退了出来。
景监气得呀,嘴里不禁骂骂咧咧地:“你个蠢货,君上刚刚打了猎,你却跟他大谈什么仁义,你是在指责君上杀生不够仁义吗?”
“景兄,莫生气,请再安排我与秦公见面。”商鞅并不理会刚刚发生的事,仍好言让景监安排。
景监看重商鞅的才干,也不愿他就此被埋没,于是在商鞅面前晃着食指强调说:“我最后再帮你引荐一次,这可是最后一次,说什么你可想清楚喽。”
这天,景监趁秦孝公在书房看书看累了,正在逗鸟休息的间隙,赶紧把候了多时的商鞅推到孝公面前。这回,商鞅看着秦孝公逗着笼子里的画眉鸟,却是一句话都不说。
秦孝公逗了一会儿鸟,见大演说家商鞅一声不吭的,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不禁问道:“不知先生今日又有何高见?”
商鞅一改先前的王道治国、仁义治国说,而是直截了当地问了秦公一句话:“当今天下四分五裂,犹如一盘散沙,君上想不想开疆拓土,让秦国强大,成就霸业?”
秦孝公一听,眼睛立刻亮了,鸟也不逗了,赶紧请商鞅坐下,按捺住激动的心情问:“不知先生有何强秦之策?”
“变法!”商鞅斩钉截铁地说道,“要想强大秦国,就必须变法。”
说着,商鞅从衣袖中拿出一卷竹简,向秦公呈上他酝酿已久的变法革新策略。
秦孝公接过竹简,看了一遍又一遍,两人一直商讨到蜡烛燃尽。
过了几天,秦孝公就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让他辅助自己实施变法新政。
推新政徙木立信
见国君这么信任自己,商鞅很是感动,立志要助秦公成就大业。他不眠不休地将变法的条例逐一整理了出来,准备在来年春天正式颁布第一批法令。春天来了,秦国朝野沸腾了,变法告示贴满了都城栎阳,很快也传遍了秦国乡野。
国人争相挤在告示前,看君上到底出了什么新举措。等人群渐渐在告示前聚拢,一个卫兵就大声地将上面的内容读一遍。就这样从早到晚,卫兵不知念了多少遍,嗓子都喊哑了,可那些听了变法告示的老百姓们,还没等卫兵念完,就都摇摇头走开了。几个读书人阴阳怪气地指指点点,议论着:“这个要改那个也要改,我看最后啥都改不成。”有个老人家还气恨恨地直跺脚:“祖宗之法怎么可以变?荒唐!”
几天后,告示前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已经不再关心变法这件事了。又过了几天,一大早,南城门前又聚起了人群,大家纷纷议论着新贴出的一张告示。
几个卫兵在城门前围起了一块空地,中间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一个读书人伸长脖子把新告示念给大家听:“能将此木搬到北门的人,给予十两黄金。”
原来是一则悬赏告示呀,围观的人这下来劲了,看看悬赏告示,又看看竖着的木头,可谁都没有上前。三丈长的木头,壮小伙扛起来完全不费力气,扛着木头从南城门到北城门也不过是一袋烟的功夫,这样轻轻松松就能得到十两黄金?谁信呀,要知道,很多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一年都挣不到一两黄金呐。
见没有人站出来,商鞅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举起右手,岔开五指说:“五十两黄金!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人,给予五十两黄金!”
人们都惊呆了。搬一根木头就能得五十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在嘀咕:“该不会是个圈套吧?”这时,有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再也憋不住了,嘀咕着:“管他呢,我先搬过去再说。”他拨开围观的人群,扛起木头就走。大家都好奇地在后面紧跟着,想看看官府是不是真的会给他五十两金子。小伙子没费多少工夫就把木头立在了北门前。商鞅果真二话不说,当场给了他五十两黄金。人群中顿时发出一片惊呼,左庶长果真说话算话!
见大家都在点头叹服,商鞅这才从袖筒中拿出一张变法告示,将上面的法令逐条又念了一遍,然后郑重宣布:“秦国新法从今天开始推行。我商鞅令出必行,赏罚分明,以此木为证!”
那根木头从此就立在了北城门前,大家再也不敢违抗新法令,新法得以在全国逐步推行开来。
断官司铸造方升
新法推行六年之后,秦国越来越强大,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相当于宰相),令他施行第二次变法,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统一度量衡。度,是计量长度;量,是计量容积;衡,是计量重量。
当时,秦国粮食买卖不是靠称重,而是用容器一斗一升地量,因此经常有缺斤少两的案子告到商鞅那里,甚至还为此闹出了人命。
这天,天下起了大雪,商鞅派手下冒着风雪将下面郡县的一个大粮商带到了官府。原来,京城的一个米铺小老板眼看着快过年了,就到这个大粮商那里购买了一千升米。没想到大米运回来后用量器一量,发现只有六百升。米铺老板追上门去质问,大粮商却死不认账,还把米铺老板给打了出来。
米铺老板急火攻心,回家后没几天,竟然吐血而亡。家里人倾家荡产,一级一级往上告,一直告到了大良造商鞅这里。
“小民冤枉啊——”大粮商跪在堂上,一边喊冤,一边抖抖索索地拿出一个笆斗,“小民就是用这个量的米,一千升米一升也不少,米铺老板当时也是盯着的呀,店里的伙计和街坊们都是可以做证的呀……”
商鞅端详着那个笆斗略有所思,又让手下骑快马去米铺老板家取来了他家量米的笆斗,两个笆斗从外形看,大小差不多。商鞅一手拿起一个,在手里掂了掂,又命人拎来一袋米,先用米铺老板家的笆斗量了一升米,再将其中的米倒进大粮商的笆斗里,谁知才倒了一大半,大粮商的笆斗就满了,剩下的米撒了一地。
“这问题就出在量器上。不统一量器,可是要出人命的呀!”商鞅当堂释放了大粮商,又收集了各地买卖粮食用的量器,商鞅一看这些五花八门的量器就急了:“各地标准都不统一,你这里的一升到他那里可能就只有半升多,这样当然要出乱子。”商鞅决定造一件一升容量的方升,让全国都以这个量器为标准。
商鞅找来一个工匠,亲自监工,让工匠将青铜冶炼精纯后,铸成一个长方形的有柄量器。之后,他颁布法令,全国都以这件方升作为一升的标准。这个标准沿用了一百多年。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了以商鞅方升作为全国标准量器的诏书,刻在方升底部,并命令丞相隗状和王绾将商鞅方升推行至全国。
这以后商鞅方升又使用了多久呢?历史上没有记载。按我们今天的标准,商鞅方升的容量为202.15毫升。
现在,你再去上海博物馆看这件不起眼的量器,心里应该能掂出它沉甸甸的分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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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在地下的大方鼎是怎么搬出来的?
后母戊大方鼎出土于1939年的河南安阳,是当地村民在掘地的时候发现的。当时还没有起重机,村民们为了起出深埋在地下的大方鼎,可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他们先把埋着大方鼎的土挖开,挖出一个大坑后,再在坑口用圆木搭起一个三脚架,将两根粗麻绳垂到坑底,一根绳绑住大鼎的一只耳朵,一根绳绑住大鼎的一条腿,上面的人使劲拉绳子,大鼎每被拉起一点,底下的人就赶紧在大鼎下面填上土。就这么一寸一寸地往上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将大鼎拉到离坑口不到一半的距离时,麻绳断了,大鼎又跌回了坑中,一夜白辛苦。第二天,村民们吸取教训,买来了更粗的麻绳,拉绳的换成了三匹牲口,这才把大鼎拉上了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