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4.0：新全球化形成

说到全球化4.0，很多人总会提及2019年1月22—25日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此次论坛主题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对全球化4.0进行了多方讨论。全球化4.0意味着新一轮全球化起航。

近年来，中国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度诠释了新全球化的内核，在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很难成为一座孤岛，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国唯有全面深度合作，才能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下互利共赢、共同前进，实现经济繁荣、民族振兴。

从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看，中国贸易力量越来越强大。中国的产业正在往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转型，往多元化方向发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全世界见识了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疫情阻隔了人员往来，但是未能阻断世界各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及世界各国与中国的联系。新全球化不仅涉及传统商品交易，而且涉及投资、服务、数据等更多新要素，各种贸易摩擦仅仅是新全球化过程中的插曲，深层次、高水平的全球化仍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企业作为当前新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亲历者和参与者，也会有更多机会参与更大范围的国际贸易合作。

2020年，在“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步发展的国际合作中，活跃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身影。这些都是新全球化的具体体现，必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贸易格局。

在由数字化推动的新全球化阶段，对于中国来说，对内要通过贸易数字化提升整个外贸行业的竞争力和外贸企业的竞争力，对外要突破很多新的贸易边界。以前中国靠劳动密集型优势抬起了制造业的大轿，现在资本、技术和创新能力也跟上来了，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上的地位越来越高，这势必引起长期掌握话语权的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忌惮。它们会怎么做？显而易见，近些年价值观贸易、绿色环保、标准和规则等成了新型限制手段。与加征关税这种直接的方式相比，新型手段隐蔽而软性。

以前做跨国生意，双方只要能赚钱、互利共赢就行。现在不行了，如果你的价值观跟对方不一样，即便生意有利可图，他可能也不与你合作。进一步说，一些发达国家将贸易跟政治、意识形态挂钩，使贸易关系变得复杂，想据此将中国等后来者排除在高端价值链之外。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观贸易。

与此同时，绿色环保也常常被发达国家用来设置贸易壁垒。比如某国说他国出口的商品未达到碳排放标准，而实际上，碳排放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甚至可能变成“对方说没达标就没达标”这么随意的地步。有些国家还会追溯进口产品的供应链，看供应商使用的原材料是否合规、生产过程是否环保、所雇用的劳动者是否合法等，要求每一个环节都合规。

现在国际贸易中智能化产品所占比重持续提升，如可穿戴设备、智能汽车等都会产生和沉淀数据。这些数据将何去何从？你到我这里卖东西，是不是应该要把数据中心建到我这里，把数据存储到我这里？例如，特斯拉汽车开行在很多国家的道路上，沉淀下来的数据是不是应该留在当地，而不是传回美国？这就涉及数据的跨境流动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看重数据的本土化，对数据跨境流动比较谨慎。而未来数据的跨境流动又是一种趋势，如何更安全地实现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是一个新议题。

可见，这种软性的贸易边界越来越宽广，贸易与软实力捆绑在一起，令新的贸易壁垒不再坚硬，而是绵里藏针，让人有苦难言。由数字化驱动的新全球化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化解之道。

中国经过多年沉淀，具备了很强的硬实力，但是软实力仍有所欠缺。现在国际贸易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供应链问题。除了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不愿意将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原材料卖给我们，海外采购商在进口商品时也会对供应链追根溯源。事实证明，发达国家借助关税这种直接的贸易壁垒根本卡不住中国，因此转向标准、规则和价值观等软性约束条件。中国外贸企业面对的软性贸易壁垒呈现增多趋势。

所以，我们需要更懂标准和规则，或者说知道如何反身成为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受制于人。其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加入WTO之后，不少外贸企业就曾因对海外市场法律法规不熟悉，或者对当地风俗习惯和市场需求特点把握不准，交了很多“学费”。后来，企业通过不断摸索，对海外市场的一些运行规律做到了心中有数，慢慢打开了局面。当然，这些都是中国对外贸易初级阶段常常遇到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必为此过于担心，反倒是要抽出一部分精力，更多地关心国际标准、规则和环保等方面的软实力提升，寻求突破软性限制。

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绝对比例来说，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即全球化3.0，基本上已经结束，但是期间国际贸易和投资规模并没有大幅度增加，甚至还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市场区域化特征明显。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速都有所下降，货物贸易总额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大规模增长了，全球化进入4.0阶段。例如，数字化之后，一些产品可以通过3D打印实现。只要你提出自己的需求，就可以直接在当地打印出产品。所以，未来服务贸易仍会不断增长，但货物贸易规模难有大突破。

新全球化正在形成，它不一定表现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总量的大幅度增加上，而是全球通过数字化连接起来，带来更大的全球化。原来的全球化由跨国公司主导，贴着大工业时代的标签。新全球化则由中小企业甚至个人主导，体现为更加互惠互利、共生共赢，具有数字化时代的特征。众人参与摆出的“蚂蚁雄兵”阵仗将打破过去由少数跨国企业集团建造的铜墙铁壁，形成全球一张网络，大家同时在线。在数字化时代，很少有企业能制造垄断，国家层面设置贸易壁垒也变得困难，可能比较突出的就是数据跨境流动壁垒。那些数据大国，或者算法和算力比较强的国家，将重新获得比较优势。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只考虑了贸易成本、资源禀赋等要素，并没有考虑数据要素。当数据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新变量时，整个贸易创造价值的过程会被重构，各国的比较优势亦有可能发生“洗牌”。往后，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将更多地体现在数据、算法和算力上。

在全球化4.0阶段，我们需要兼具国际化的视野和数字化的思维，并刻意培养此类人才。当你还在着眼于关税时，人家可能已经在操控非关税措施了，用价值观贸易、意识形态等主观条件排挤你。你不能说自己蒙上眼睛，别人就看不到光明了。中国企业要适应新全球化，就要扩大自己的视野，不能光看国内，还要看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怎么操作。现在我们追赶上了硬的方面，比如制造业实力，但其实制造业也未完全走到高端，潜力还很大。我们不能故步自封，仍要继续对外开放。只要我们抓住数字化这一机会，就能挖掘出更大的潜力，因为游戏规则变了。

好比以前的燃油汽车，相关标准和规则都是德国、日本等汽车工业发达国家制定的，大量专利和发动机核心技术掌握在它们手中。除非你不发展汽车产业，否则就要遵守这些国家设定的游戏规则，汽车研发、设计、零部件型号和规格等都要符合它们的标准。现在不一样了，汽车产业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新能源汽车。在此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点上。原来燃油汽车积累起来的技术体系几近崩溃，工业时代发达国家牢牢控制的标准和规则对我们几乎已经没有约束力。

中国汽车产业换一个全新的游戏赛道，就有了引领世界的可能性。为什么说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服务、三流企业卖产品，就是这个道理。新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中国汽车工业提供了将来“卖标准”的便利。现在国家层面已经在构建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

如果说中国在全球化1.0～2.0阶段的存在感不强，在全球化3.0阶段开始进入状态，一路过关斩将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到了全球化4.0阶段，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主导者之一。原因之一是中国为数据大国，数字化赋予中国外贸新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