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的陷阱

下面我将论述为什么在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包含近代主义式的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

我在前文写道，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且仅有三个方向”：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激进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此，水田珠枝提出异议并指出我低估了自由主义派女性解放思想。

诚然，在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仍旧存在之时，历史上的女性参政权运动等“男女同权运动”以及废娼运动等“救助运动”也曾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果。甚至可以说，这些运动与日本社会中作为少数派运动且孤立无援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相比拥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我们也正是因为这些运动、这些女性解放运动先驱的奋斗，才有了这样的光辉历史。

近代女性解放思想的诞生，始于对“女性权利”（women’s rights）的拥护，并基于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自然权利——“人权”（human rights）思想之上。如果说“女人也是人”这样的认知让女性解放迈出了第一步，那么女权主义运动就是从近代人权思想中找到其立论之本的。正因如此，近代诞生的“人”的概念既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想之源又是其局限之处。

然而，“女性的权利”究竟是解放的思想，还是解放的理论？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主张要求获得“女性的权利”，也就是要实现“公正”。然而并未阐明为何没有实现“公正”这一社会机制。在近代社会，为何女性必定会沦为“二等公民”？其“压迫机制”的理论性分析是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所缺乏的。

从原则上来讲，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和“平等”的理论是共通的。那么“人权”的实现却未进一步实现“女权”，这一“非公正”的原因无非在于以下两点：资产阶级革命是保留“封建残余”的“不彻底的革命”或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男性的背叛”。前者意味着“万恶之源”是前近代的“封建残留”，而后者意味着不合情理的“反动”。无论原因为何，女性解放都需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运动。

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被视作“封建残余”的日本“家族”制度，其实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而诞生的近代制度［伊藤：1982；青木：1983］。众所周知，近代同时衍生出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我们需要阐明的是，原本资产阶级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女性解放都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1925年，《普通选举法》（竟如此恬不知耻地取名为“普选法”！）的实施使日本25岁以上的所有成年男子都获得了选举权，与此同时这也是“剥夺女性选举权的日子”。市川房枝等妇女参政运动的先驱称，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女性而言是“被倒戈的革命”。水田珠枝论证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开始，就从内在性上反映了对女性的歧视［水田：1979］。这是因为卢梭是“不彻底的思想家”吗？不，“男性的背叛”应当有着必然的理由。如果不能阐明这一问题，而仅仅享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的话，那么就只能沦落于强烈要求“公正”的实现，或是向既得利益者乞求“施舍”。

解放的理论缺乏解放的思想，只能回到启蒙思想或者社会运动实践中去。对于女性解放活动家来说，“性歧视”这种“社会不公正”在野蛮社会蔓延滋生，而允许这种“不公正”的正是“男性的强横”和“女性的愚昧”。“进步的理想”和“落后的现实”，这就是近代主义女权主义者经常陷入的“女权主义者的进步史观”。而掩埋在“进步的理想”与“落后的现实”之间的正是以“启蒙”为名的、徒劳无功的“西西弗斯式的劳动”。

对于女权主义启蒙者而言，人们落后的思想才是问题所在。而能够改变落后思想的正是启蒙的力量。对于那些经过启蒙和教育仍旧冥顽不灵的人，只得依靠强权政治，也就是说通过运动的力量在政治领域让那些少数分子下台。

然而，对于启蒙主义者而言，真理通常是纯粹的。在启蒙主义者看来，连“男女平等”这一纯粹的真理都无法接受之人是“不可理喻”的。对于这种“无可救药”之人，如若真理的力量无法拯救他们，那就只能通过暴力将其阻止——这种想法正如极度反对强奸而可能招致国家集权化，但这其实是与女性运动相悖的。女权主义启蒙主义者所陷入的陷阱在于，她们缺乏对于为何社会无法实现“男女平等”这么“纯粹的真理”的内在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想一直做一名启蒙者，需要不知疲倦的奋斗精神。

女性解放另一面的原动力在于实践性的救助型运动。北美大陆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们继承了实践性志愿活动的优良传统。她们在讲述理论之前，率先设立组建了收容遭受丈夫虐待的妻子的收容所、未婚妈妈的诊所等。她们忙于眼前的活动，“无暇顾及理论”。

近二十年来，各地建立起了强奸援助中心和女性诊所。这些地方都是依靠女权主义者们孜孜不倦的活动才得以建立的。然而，面对那些不断被送来的被殴打的妻子、怀孕的未成年少女，倘若不知晓她们“被侵犯”的内在原因，女权主义者们的援助运动恐怕只会徒劳无功，没有尽头。曾经通过运动而救助弱者的活动家们，将自己放在“加害－被害”这一结构的“旁观者”的位置，建立崇高的女权主义理想，并不断创造理想的高峰。这种缺乏理论的思想，只不过是自身的执念和信仰。

我想再次重申，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缺少理论的思想只会陷入教条主义。宣称女性解放不需要理论的人，会被封闭在反智主义的牢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