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建构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解放
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如果不知道谁、从何、如何解放，那么源于对现状的不满和愤怒所产生的动力就会迷失方向。
在诸类阐述女性受压迫的女权主义解放理论中，可以说有且仅有以下三个方向：
1．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
2．激进女权主义
3．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上野，1984：246］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个方向，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反论或修正的基础上。女性解放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因为基本上只有马克思主义阐明了（近代）工业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今后的解放理论。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为解析歧视和压抑结构理论提供了阶级统治这一变量。它指出，压迫女性是阶级统治的因变量，那么反抗作为现今阶级统治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单是解放女性的斗争，更是所有无产阶级男性和女性共同的战役。所以，如果阶级统治消亡的话，女性解放也自不必说了。
然而，对女性而言，无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她们都曾被承诺给予“自由”和“平等”，最终却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虽然革命承诺了“解放”，但那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而结果仅仅实现了“男性的解放”。除了“身份”和“阶级”的变量之外，女性在与男性相对的“性”这一独立的变量问题中走到了尽头，这些问题的理论化迫在眉睫。
第一个对长久以来指导女性运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提出反论的是女性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即激进女权主义。
值得玩味的是，女性解放运动初期的旗手无不是20世纪60年代末席卷世界的学生运动的产物，即“被倒戈的女性社会主义者”。英国的希拉·罗博瑟姆［Rowbotham，1973］就是这样的人。又如在法国，借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高涨，出现了要求堕胎权的呼声。而在日本，1970年首次召开了女性解放运动大会。60年代末，学生运动的波浪趋于平静之后，激进女权主义才打响了第一枪。从此，对新左派运动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的揭露和批判相继出现。
激进女权主义主要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女性解放理论中，北美文化圈兴起了精神分析学的思潮，但这一理由不足以解释弗洛伊德为何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都是阐明近代社会的压抑结构的社会理论。有一种说法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与社会无关，仅仅是“心理学”的理论，对这种误解我们需要重新解释。“俄狄浦斯情结”并非借希腊神话之名阐述漫无边际的游思妄想，而是“子为父的物语”，是通过神话实现男孩与父亲同一化的机制。从女性角度来看，这种理论意味着女孩通过“阴茎羡慕”将自己的劣等性内化，并被编入“性统治”之下的这一过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是人如何成为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的物语，也就是与“家庭”这一制度再生产机制相关的理论。而这个“家庭”制度，则呈现出“父权制”（patriarcy）这一历史形态，它是由性和世代之间的压抑性的不平等组成的。
弗洛伊德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反抗压迫争取解放，而弗洛伊德理论则重在适应压抑——精神分析医生将此称为“治疗”。诚然，弗洛伊德的理论解析了家庭是一种压抑结构。但是，如果有被压迫者意欲从压迫中寻求解放而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病症的话，精神分析医生则会称她们为“患者”，致力于先将其从压抑结构中救出，而后以“治疗”为名使其再次适应压抑。从这个层面看来，弗洛伊德理论可以说是解析压抑结构的理论，却不是解放理论。
要使弗洛伊德的理论成为“解放的理论”，需要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修正。赖希、马尔库塞等(1)弗洛伊德左派人士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再阐释和误读。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女权主义者们，为了将弗洛伊德学说用于女权主义思想，认为“弗洛伊德理论应将其反女权主义思想的痕迹全部抹去”［Kuhn&Wolpe，1978：日译本17页］，如朱丽叶·米切尔提出的那样。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通过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控诉，最终想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能触及的“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的存在及其压抑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在对近代工业社会的压抑结构的解析上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分析能力，但在“市场”所涉及的领域内，其展现却极为有限。如果把“市场”等同于“市民社会”，那么除了“市场”就没有“社会”了。事实上，在“市场”之外，还有市场原理并没有涉及的叫作“家庭”的领域，那里也有劳动力的供给。近代将社会领域（social sphere）分为公/私领域，关于私领域的研究在“自然”和“本能”的名义下则无人问津。比如父、母、孩子三个成员组成的极小的核心家庭，显然也是“社会领域”的问题，而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成功解释了“家庭”这一市场之外的、另一种“社会理论”再生产的机制。
换言之，女权主义借弗洛伊德理论将近代社会领域分割为“市场”和“家庭”，而这种分割以及“市场”和“家庭”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正是近代工业社会中歧视女性的根源。
关于阶级统治的理论，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关于性统治的理论，我们也并不缺少，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激进女权主义者热衷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把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合起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依然是20世纪思想界的两大巨匠，我们始终没有走出他们的思想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