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

阶级分析的外部

有关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正如杰克·韦斯特（Jackie West）所言：

家庭在阶级分析的外部。［Kuhn＆Wolpe，1978：日译本206页］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结构时，将“阶级”概念作为关键，但是“阶级”一词原本是关于生产关系的概念。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划分出了统治阶级和非统治阶级。近代工业社会中，生产资料被称为“资本”。因而根据是否占有资本衍生出了资本家（资产阶级）和劳动者（无产阶级）之分。劳动者(1)是指由于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得已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的人。围绕劳动力商品，在劳动市场上出现了两类人，即买方与卖方，也就是雇佣方与被雇佣方。市民社会的政治就是这两个阶级围绕生产关系进行的斗争(2)。

但是，那些没有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的人们，如女人、儿童、老人等又会怎么样呢？对市场而言，他们是隐形（invisible）的存在。他们虽然没有在市场上出现，但在市场的外部，他们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他们被隔离于市场之外，在被称为“家庭”的这个领域里靠男性劳动者扶养。如果说只有出现在“市场”上的人才被视为“市民”（citizen）的话，那么女人、儿童、老人就不是“市民”。他们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家庭成员”（被抚养者）(3)和无产阶级的“家庭成员”。正如韦斯特所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没有触及“家庭”这个领域。

麦克唐纳（McDonough）和哈里森（Harrison）在著作中也写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基本上看不到他对女性特有从属地位的分析。”［同上：日译本38页］她们认为，当“马克思在呼吁世界各国劳动者团结一致的时候，恐怕也只是在呼吁男性吧”。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于弗洛伊德所谓的“男权性”以及女性解放的问题毫不关心。对马克思而言，即便存在“无产阶级固有的从属问题”，也不存在“女性固有的从属问题”。“女性固有的从属问题”是属于并可以还原成“无产阶级固有的从属问题”的。正因如此，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女性自然会被解放。

这正是女权主义者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之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是关于市场的精妙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假设市场这个社会领域可以覆盖整个社会空间。但市民社会原本的自我定义就是它覆盖了整个社会空间。马克思只是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们一起，共享了那个市民社会的自我定义而已。马克思无法超越自己所存在的时代。这个“局限”，不仅是马克思的，也是我们共有的。

市场虽然看似就是整个社会领域(4)，但实际上它是以“外部”环境为前提，并依存于“外部”环境的。市场这一体制将“外部”变成了看不见的黑匣子。市场按自己的内在逻辑自我（automatic）运作着。市场不干预“外部”环境，更可以说是不受“外部”环境的制约。因此，如果市场上某种商品畅销的话，那么自然这种商品就会不断地从“环境”流入市场。这种情况直到供过于求，当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或者利润率下降时才会停止。对市场而言，像“环境”条件会限制供应这类的情况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噪声而已。

劳动市场的问题也同理。劳动市场也必须从“外部”环境筹措调集劳动力资源。马克思也意识到了“外部”的存在，他写道：

劳动阶级不间断的持续和再生产仍然是资本再生产的永久性条件。资本家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将此依靠于劳动者的自我保存本能和生育本能。

［马克思《资本论》岩波文库版，第三卷：112］

“本能”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市场无法进行干预调控的变量。马克思认为，当把劳动力的再生产“委任”于“本能”这一无法定义、不可知的变量之时，当资本家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作为黑匣子放逐于市场“外部”之时，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对家庭的分析。

关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市场“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28页）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本能，即本就如此，所以一切有关本能的说法都是无意义的重复赘言，都无法解释说明其含义。马克思之所以主张对劳动力再生产本能“放心”是有其相应理由的。

那个时代的资本家们靠着高失业率和高出生率，丝毫不必担心向劳动市场筹措调集劳动力的问题。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劳动市场始终需要在市场“外部”随时能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的潜在劳动预备队。劳动力市场作为现实的劳动力（售出的劳动力＝雇佣者）与潜在的劳动力（滞销的劳动力＝失业者）之间的界线而产生，它更是流动开放的。与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劳动力只有在被售出时才转化为商品。因此劳动市场的成立也必然需要失业者和劳动预备队。细细斟酌起来，初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其实依附于自给自足的（subsistence）农业经济，其自身就是“外部”经济。这个“外部”经济在经过膨胀最终达到独立的过程中形成了市场经济。在它整个形成的过程中，“外部”经济的“外部”曾是无限大的。

但是，它始终无法跳脱出历史条件。资本家们不仅仅只会一味地将劳动力的再生产“放心地委任于劳动者的本能”。联邦德国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及与此正相反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都反映了“生育本能”是随时代要求而变的，并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调控的对象。国家的调控，其表面是国家在进行“直接”管理，但毫无疑问这只不过是市场以间接的方式对再生产进行调控而已。“将生育委任于本能”这种行为虽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但这只是以“自由放任”为名的（间接）调控而已。被称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正是在“自由放任”之名下的、由市场机制所进行的间接调控罢了。工业社会中，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再生产领域都处于以“自由放任”为名的同一种调控机制当中(5)。

马克思看穿了“自由”经济市场的所谓“自由”调控机制的把戏。他在《资本论》中彻底揭露了“自由”的市场是如何通过其机制一步步陷入失业和恐慌的“不自由”的境地中的。但是，马克思却没有同样地看待劳动力再生产领域中的“自由放任”。他把劳动力的再生产看作是人类发展“自然的过程”。

出乎意料的是，在马克思看来，男女性别分工是男性和女性基于身体差异的“自然”分工。他没把阶级对立、“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的“分工”看作是“自然”的分工，却将性别分工看作为“自然”的分工，并对其置之不理。“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以至于容易被忽略。将某种事态看作“自然”，就是对其置之不理。马克思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一起共享了“自然”的女性观。

女权主义者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在性别和生育问题上，也就是由于马克思将家庭看作是“自然的过程”而导致其理论分析没能包含“家庭”这一领域。

但与其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是马克思自身的局限，倒不如说这是市场局限的反映。将家庭置于市场之外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更是市场本身。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作为市场理论，与市场一同共享了市场的局限而已。我们与其强求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涉及之处，倒不如对其理论的高度和局限予以积极的评价。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