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沉睡的巨人
在当代的女性愤怒重新抬头之前，女权主义已经沉睡了几十年。20世纪曾有过一系列伟大的社会运动，如妇女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但此后的几十年里，反改革派却占了上风。1982年，保守派代表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发起反女权运动，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阻止这个本可以保障男女拥有平等权利的二十四字修正案获得批准，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以及点燃那场运动的义愤都被挤到了舞台边缘。
更大范围来看，在里根时代，越发极右的反改革派政治势力和基督教右翼组织“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都强烈反对所有的社会进步。当时，妇女运动为贫穷女性争取到了救济、权益和保护，让她们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也为中产阶级女性带来了法律、职业和教育上的裨益，让她们能够更独立地生活，摆脱对婚姻这种束缚女性的宗法制度的依赖。而这些社会进步在当时均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20世纪80年代的右翼人士一心想要限制堕胎自由，放松银行监管，同时还在设法废除社会保障体系，让那些里根口中的黑人“福利皇后”[1]不再享受保障。1986年《新闻周刊》的一期封面故事骇人听闻地指出，研究表明，40岁的单身女性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可能性比她们结婚的可能性还要高。虽然这一数据后来被曝不实，却和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的时代编年史《反挫》（Backlash）所表达的核心观点不谋而合，那本书描述了里根时代对女性愤怒的种种遏制，令人窒息，例如当时女权运动被指需要对“男子汉匮乏”[2]负责，而让女性得以外出工作的托儿所则被污蔑说对孩子有害。
在流行文化里，思想开放的白人职业女性常常被塑造成纵欲过度的怪物，例如《致命诱惑》（Fatal Attraction）里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饰演的角色；或者是穿垫肩的冷酷女魔头，要么与异性结合得到拯救，要么表白被拒得到惩罚，例如《婴儿热》（Baby Boom）中的戴安·基顿（Diane Keaton）以及《上班女郎》（Working Girl）中的西格妮·韦弗（Sigourney Weaver）。相比之下，给黑人女主角的空间则小得可怜，甚至那些最为细腻的表演也常常只是服务于男性主创人员，让他们得以利用解放女性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斯派克·李（Spike Lee）在1986年导演的电影《她说了算》（She's Gotta Have It）里，将女主角诺拉·达林（Nola Darling）塑造为一个欲求不满的形象；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编剧的《科斯比一家》（The Cosby Show）中，女主角克莱尔·赫克斯特波尔（Clair Huxtable）是一位拥有法学学位的富有已婚妈妈——考虑到科斯比本人的种族政治观点，这位成功的黑人女家长角色其实正是对其他黑人女性的一种否定。
谁想成为女权主义者？谁都不想。人们对这个名称感到焦虑，并不是由于女权运动中诸如种族排斥、漠视等问题的存在，而是因为“女权主义者”这个名词本身就蕴含着公然对男性支配地位发出政治挑战的意味，也被构建成一种陈旧、丑陋、疯狂的形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是为数不多的一直公开左翼政治立场的明星。她曾经解释过为什么就连不断致力于发表扰乱性政治演讲的自己，都更希望被误称为“人道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女权主义者在有些人眼中就是一群咄咄逼人的泼妇，让人避之唯恐不及”。[3]
当然，愤怒的确会像火山般爆发，这些愤怒来自那些向不公正宣战的人，而那些人常常是女性。1991年，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在清一色由白人男性构成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做证，指控当时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称他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任职期间对自己实施过性骚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无视了希尔并予以羞辱，最终也没有相信她的指控，还让托马斯在大法官的职位上一直坐到今天，令女性们震惊不已。
“看着这些男人坐在高背椅子上，居高临下地盘问着这个女人，真的是太残酷了。”华盛顿州参议员帕蒂·默里（Patty Murray）回忆道。默里和许多女性都为希尔的遭遇愤怒不已，纷纷在1992年开始竞选公职。包括默里在内的四名女性赢得了州议员席位，其中，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Carol Moseley Braun）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进入州议院的非裔女性。另外还有二十四名女性首次入选众议院，比其他任何年份都要多。
这些年里，有时也会针对种族歧视爆发强烈的愤怒。1992年，洛杉矶的四名白人警察痛殴非裔黑人司机罗德尼·金（Rodney King），却被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认定无罪，释放，整个洛杉矶陷入暴动。愤怒的抗议者洗劫商店，到处放火，六十三人丧生于这场骚乱。当时，新闻媒体和当地政客很快就将这些事件定性为暴乱，将那些抗议者称为“暴徒”。
然而，洛杉矶的一位民主党众议员却从这些暴乱中看到了别的东西，她就是代表洛杉矶中南区、也就是大部分暴乱发生地的众议员玛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有些人希望我……劝民众回到家里去，平静接受陪审团的裁决。我会担起责任，请求民众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但我不会请求民众停止愤怒。”沃特斯说道，“我很生气，我有生气的权利，那些民众也同样有生气的权利。”[4]
很多天里，沃特斯一直在照顾自己的选民，为没有燃气和电的洛杉矶人民送去食物、水和尿布。她还努力推动对当事警察提起民法诉讼，并且反对洛杉矶市市长汤姆·布莱德利（Tom Bradley）用“暴乱”一词指称该事件。她为这些愤怒的表达找到了理性的政治说法，将之称为“一场起义”。[5]
最终，洛杉矶警察局局长达里尔·盖茨（Daryl Gates）被开除，四名警察中有两名因侵犯罗德尼·金的公民权获罪。[6]
除此之外，也发生过一些其他的政治反抗运动，例如1999年西雅图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大游行，以及2003年的反对伊拉克战争大游行。但是总的说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充满活力的那种大规模的、醒目的、持续的政治愤怒，到了80年代就趋于沉默，并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都一直保持着沉默的状态。
记者马凯·丹泽尔·史密斯（Mychal Denzel Smith）记录了在自己成长的岁月里，黑人对于愤怒的表达是如何逐渐遭到压制的。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再有里根或者老布什这样明眼看得见的敌人”，而大众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投入也带来了一种假象，让人以为这个社会在种族歧视方面已经实现了进步，愤怒的冲动也因此趋于平息。[7]
史密斯指出，在小布什任期内，愤怒曾经短暂地复苏过。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来袭，美国政府的救灾行动却迟缓不力，说唱歌手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愤而痛骂小布什“不管黑人死活”。但随着巴拉克·奥巴马参选总统，这股涌动的愤怒又平息下去。奥巴马之所以能够在大选的道路上一马平川，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能够让白人选民相信他不是一个愤怒的黑人，不会像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和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等黑人前辈那样好斗，也不会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威胁白人至上主义。不过，奥巴马这种热情友好的好名声却也因为传统的黑人愤怒遭遇过严重危机：为奥巴马夫妻主持过婚礼的耶利米·赖特（Jeremiah Wright）牧师在一次布道中告诫信徒“上帝诅咒美国”。这段布道视频在网上疯狂传播，一度成为奥巴马竞选活动的焦点。赖特身上这种对抗性的黑人特质足以让美国民众意识到奥巴马的外来者身份，因而奥巴马不得不出面撇清自己与赖特的关系，用史密斯的话说，成为“第一位向黑人愤怒的火焰浇水的黑人总统竞选者”。奥巴马在一场关于种族的著名演说里指出，赖特牧师所表达的这种愤怒“并不总是有成效的，事实上，它太容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然而，到了奥巴马执政中期，一些政治愤怒已经开始沸腾，开始穿透这平静的表面。而这些政治愤怒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女性愤怒，也在某些层面上排挤着女性愤怒。
右翼和左翼的愤怒
2009年右翼人士发动的茶党大游行，可能是政治反响最大的一次游行活动。这波游行发生在奥巴马刚上任之时。当时，奥巴马计划通过住房援助法案帮助陷入住房危机的住房所有人，新闻记者里克·桑特利（Rick Santelli）在电视上愤怒地呼吁“茶党”再现，来反对这项法案。他口中的茶党指的正是1773年在波士顿海湾倾倒茶叶的那些人成立的党派。当时的倾倒茶叶之举是为了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高税收政策，那些税收不是为了支撑殖民地的发展，而是为了稳固英国自己低迷的经济，并且这些殖民者即便缴纳了再高昂的税费，在英国的议会里也无一席之地。[8]
当代的新茶党则被描绘成一起没有领导的草根运动，尽管从一开始，茶党的抗议活动和候选人就得到了右翼人士科赫兄弟的大额资助。从理论上讲，是极右派认为奥巴马政府滥用纳税人钱财的观点导致了这起骚动，但推动新茶党诞生的还有一股针对奥巴马的复仇怒火和种族仇恨。毕竟，就算奥巴马在言语中再怎么示好，也无法让以白人为主的茶党相信，奥巴马不会对白人的地位和优越性构成威胁。
虽然茶党的公众形象是暴怒的白人男性（他们在茶党早期集会中经常戴着殖民时期的三角帽），一些调查却表明这个小集团的大多数支持者都是女性。早期最频繁发声支持茶党的是前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Sarah Palin），她在一次面向活动人士的演说中将新茶党运动称为“又一次革命”。2010年，茶党的几位女性候选人参加竞选，自称是斗牛犬式“冰球妈妈”[9]的佩林将这几位女性戏称为“棕熊妈妈”。虽然这起运动里的三角帽和棕熊元素不免让人联想起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中的一些表演性发挥，这次运动的使命却恰恰相反，其更像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施拉夫利发起的反女权主义运动的复现。
不知为何，就像施拉夫利一样，这些表达愤怒、随意挥霍政治影响力的女性并没有被刻画成丑陋、歇斯底里的形象。相反，她们得到允许，将自己打造成极端的爱国母亲形象，呈现一种超能力世界的女性赋权，虽然（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她们倡导的其实是回归女性的传统角色，减少政府对非白人群体的投入。这些女性一旦进入美国国会，就开始疯狂地投票，投票削减政府对家庭计划项目的资助，投票宣布堕胎非法，投票惩处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投票削减食物券之类的社会保障项目和本就所剩无几的社会福利。
茶党人士丽贝卡·威尔士（Rebecca Wales）2010年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政客网”（Politico）采访时指出：“保守派女性已经找到了发声渠道，她们正在积极利用这些渠道响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位茶党成员达拉·达瓦尔德（Darla Dawald）则表示：“有句老话说得好，‘惹了老娘，谁也别想高兴’。法律法规要是惹到了老娘的孩子、影响到老娘的家庭，老娘就会站出来抗争到底——当然，我说的并不是暴力抗争。”[10]
随着越来越多的温和派共和党人被茶党候选人踢出国会，留在国会的共和党人在政治观点上又愈加趋于右翼，纽约爆发了一场愤怒的抗议游行，集结了大量的左翼活跃分子。2011年秋天，在曼哈顿下城的祖科蒂公园内，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抗议示威，表达自己的愤怒：对经济不平等表达愤怒，对贫富差距加大表达愤怒，对美国企业和华尔街猖獗的违规行为和享受的税收减免表达愤怒，对社会福利计划遭到的破坏表达愤怒。
占领华尔街运动给美国左翼带来的影响意义重大、持久深远。这起运动让人们意识到，99%的普通民众和1%的极富人群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这起运动意味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更感兴趣，并且也煽动着这种兴趣日益增长。左翼阵营的民主党几十年来本就对“自由主义”这个概念避之不及，如今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兴趣推动下，走向了更为左翼的道路。一些政客也因此名利双收，其中就包括2012年当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以及有着二十六年国会任职经历、2016年开展激烈总统竞选的无党派人士伯尼·桑德斯。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各色各样，统计数据的估计结果也各不相同。不过据报道，抗议者里约有40%为女性，37%为非白人群体。这要比美国国会的人员构成比例更能代表美国实际的人口构成。[11][12][13]尽管从人群结构而言，抗议者实现了各群体间共同合作、相互平等，但实际上从官方发声层面而言，主导这次运动的仍然是白人男性。祖科蒂公园的抗议运动刚开始没几周，就由于频频出现强奸、猥亵、性侵等指控，设立了女性专用帐篷。黑人女性艺术家兼活动家卡内娜·霍尔德（Kanene Holder）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言人之一，她向《卫报》透露，即使在这个思想进步的环境里，“白人男性仍然习惯于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你不能因为他们参与了这场运动，就指望他们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最后，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得不安排专门的环节，确保女性能够在发言时不被打断。[14]
不仅如此，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些激进派男性据说对运动内部的女权主义言论也很冷淡。活动家雷恩·延德（Ren Jender）曾提议更妥善地处理性侵指控，那些持有激进进步主义思想的男性却对此大为光火，一副防御的姿态。事后，延德写道：“让我生气的不仅是那些……说了歧视女性的愚蠢屁话的人……那些没有对这些歧视女性的言论进行抗议的大多数，也让我气愤不已。”[15]占领华尔街运动提醒了许多人，尽管这场运动的信念与原则值得赞同，领导这场运动的左翼群体却和其他群体一样，存在性别秩序和权力滥用的问题。
2013年，枪杀17岁非裔男孩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的被告人乔治·齐默曼（George Zimmerman）宣告无罪释放后，进步人士、活动家艾丽西亚·加尔萨（Alicia Garza）在脸书上写了一篇日志，结尾写道：“黑人同胞们，我爱你们。我爱我们。我们是重要的。我们的命也是命。”艺术家、活动家帕特里西·汉卡洛斯（Patrisse Khan-Cullors）为这篇日志加上了一个“#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的标签，作家、社区组织者奥帕尔·托梅蒂（Opal Tometi）则帮忙将这则信息在社交网络中传播开来。
政府和警方对非裔美国人的一再滥杀，让人们陷入悲伤和恐惧，也陷入不可抑制的愤怒，一场运动应运而生。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茶党运动一样，这场运动在内部人员构成上也有意突破了阶级秩序。不同的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是女性，许多最有代表性的发言也来自女性，其中包括布列塔尼·帕克奈特（Brittany Packnett）、约内塔·埃尔奇（Johnetta Elzie）、奈奇玛·利维-庞兹（Nekima Levy-Pounds）和埃勒·赫恩斯（Elle Hearns）等。汉卡洛斯后来写道，过去的黑人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异性恋男性领导的，“而那些同性恋或跨性别的女性，不管她们是从外围还是内部推动了那些运动的前进，都很少被看见，甚至完全得不到承认。因此，作为年青一代的运动组织者，我们意识到让女性拥有中心领导地位是必要的。”[16]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黑人权力运动让民众对于执法过程中常见的种族歧视现象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此前，很多民众，尤其是白人民众对此并不知情，现如今，数百万美国民众都知道这种歧视在整个警察系统里普遍存在。这场运动一直蔓延至全国乃至全世界。2014年，非裔美国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被白人警官枪杀身亡，美国连续数日爆发多场抗议活动。社会活动家们开创了公开示威的新纪元，策划了一场“静死”示威（die-ins），通过躺在地上装死，向那些在街头遭到警察枪杀的非裔美国人致祭。2015年，一名白人男子持枪袭击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座教堂里的非洲裔居民，引起轩然大波。社会活动家布莉·纽森（Bree Newsome）爬上了南卡州议会大厦前的旗杆，摘下了一直挂在那儿、在她看来代表了种族压迫和国家分裂的邦联旗，由此引发了一轮推倒南方各州邦联人物雕像的运动。
因此，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前几年里，公众的愤怒一直在逐渐蓄积，这股愤怒不仅影响到政治，还影响到公民结构和公共空间。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女性一直在寻找适合当下的表达方式，强有力地向全国民众表达她们的深切愤怒。至少在左翼阵营里，女性已经向一直以来男性在群众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发起了挑战。
不过，主流女权主义秉持的精神与此有所不同，也不太通过公开抗议、街头群众运动或是痛骂权贵人士来表达这种狂热的愤怒。但这并不是说女权主义本身的势头衰减了。
女权主义者有点酷
21世纪初的前二十年里，曾经的“女性运动”在媒体中焕发了全新的勃勃生机。在遭到多年的抵制之后，女权主义记者和博主们重新掀起了针对性别的讨论，参与这场对话的许多人也都带着愤怒，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以及经济不平等感到愤怒，更对这些不平等现象彼此交织在一起感到愤怒。不过，也许是因为焦虑地想要将自己与那些偏执疯狂的女权主义先驱区分开来，当代的很多女权主义者（包括我在内）在表达沮丧之情时，都努力想让这种表达变得温和怡人、讨人喜欢，甚至对待那些可能压迫过女性的男性时也是如此。
知名的女权主义博客“女权主义进行时”（Feministing）将挡泥板上经常能看到的坐姿性感的女孩形象稍作修改，竖起中指，作为自己网站的标志。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买卖着那些表达对男性憎恨之情的物品，例如印着“我沐浴在男性的眼泪里”和“厌男症”的马克杯、T恤衫等。“#禁止男性”（#BanMen）的话题标签则通过嘲讽人们认为女权主义憎恨所有男性的荒诞观点，传达出对那些糟糕男性的失望。虽然很多男权社会活动家并没有从这些观点中看出好笑或讽刺的意思，这些夸张的表达却散发出让人心安的能量：真正让男性统治者觉得伤人的挑战并不是真的政治威胁，而是丝网印刷的笑话。
与此同时，反校园性侵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11年至2012年间，还爆发了一波轰轰烈烈的荡妇游行（Slutwalks），强烈抗议那些惯于指责女性受害者（衣着言行不当）的言论。荡妇游行可能是最早开始显现的征兆之一，预示着一股更强烈的女权主义愤怒即将爆发。但这波游行也同样贩卖着某种眨眨眼、调调情的讽刺，它重新接纳了一个带有性意味的羞辱词，制作了“我❤荡妇”的徽章，游行者还穿上了短裙和吊袜带。这些都体现了卷土重来的女权主义的另外一面：对性积极主动，热情洋溢。
上世纪80年代，主流女权主义者发起了反色情文化运动，“性积极”女权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芽的。性积极女权主义认为，不管是禁欲还是性变态，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可能给女性带来愉悦，不应该受制于歧视女性的文化。而如今，在新一代女权主义者这里，性积极却演变成一种对性行为的积极拥护、对性审查的强烈反对，一切出于自愿的性行为都得到性积极女权主义者的大力支持。有时这些女权主义者对性欲的急切表达甚至会让人怀疑这是否是一种策略，想要以此来掩饰她们对男性权力发起的挑战。因此，许多作家针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撰写文章、参与辩论之时，也有很多人撰文指出女权主义者有权浓妆艳抹，衣着暴露地踩上恨天高。这样挺好。这样也是向社会发出了一个直接的讯息：这拨女权主义者与男性的性期待发生冲突时，不会像刺猬一样易怒，也不会咄咄逼人地僵持对抗。新一代主流女权主义者既有趣又时尚，对性充满热情……并且还有点酷。
这样做并非毫无意义，它奏效了。2016年总统大选的前几年里，女权主义的确变得有点时髦了。索尼影业起用全女性班底翻拍了经典电影《捉鬼敢死队》（Ghostbusters），各种影视作品中也充斥着强大的女战士和女领导形象，例如电视剧制作人珊达·莱梅斯（Shonda Rhimes）打造的各类女强人角色，《傲骨贤妻》（The Good Wife）中的艾丽西亚（Alicia），以及《大城小妞》（Broad City）里随时嗑药、不修边幅的女主角。这些女性主人公的故事揭露了父权社会仍然强加于女性的诸多限制。但很多评论却保持着距离，像旁观者一样冷静分析，避免粗俗言论，避免失去理智。毫无怒气。
2013年，脸书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出版了《向前一步》（Lean In），探讨了职场女性仍然面临的一系列不利因素。针对这些不公平现象，这本书没有过多地探讨整个体系应当如何改革，而是侧重于分析个体可以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也因此遭到了尖锐（但也公平客观）的批评。不管如何，桑德伯格作为在这个体制内崛起的一名女性，从女权主义角度表达的控诉虽然并不全面，却也无可辩驳，这本书一上架就销售一空。
第二年，MTV音乐电视大奖的颁奖典礼上，碧昂丝在表演环节播放了女权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TED演讲《我们都应该成为女权主义者》片段：“我们教女孩蜷缩起来，让自己变小。我们告诉女孩‘你可以有野心，但不能太多。你应该渴望成功，但不能太成功。否则，你就会威胁到男性。’”接着，一个闪亮的巨型标语缓缓升起，上面写着“FEMINIST”，而碧昂丝站在标语前，穿着闪闪发光的衣服，就像迪斯科舞厅的一颗旋转灯球。
这可以看作一场精心包装、打磨过的流行音乐表演，却也可以视作一份女权主义声明。一位有色人种女性引用另一位有色人种女性的言论，带来了这样一份声明，有力打破了长久以来媒体（错误）呈现的女性解放总是由白人女性主导的定格。这位女性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权力，可以说是流行音乐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她能够创造自己的叙事，不会遭到冷落和排挤，不会遭到误解和忽视，也不需要冲着媒体大喊大叫。碧昂丝当然也向权力结构做出了一些妥协；美国作家葛劳瑞亚·晋·沃特金（Gloria Jean Watkins，笔名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称她是“为霸权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资本主义男权政治”服务的“超级富有、超级强大的黑人女性”。[17]她呈现出的这种不那么怒火冲天、不怎么咄咄逼人的新型女权主义姿态，似乎也正如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加迷人，也更加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事实就是这样，不是吗？早先那些女性打响的愤怒而又喧闹的战争产生了一些戏剧性的效果。小部分女性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她们能去念大学、读研究生，能去从商从政，能去娱乐圈和媒体界工作，能开始享有之前的女性无法享受的机遇和权力。这些女性如果想继续前进，就不能像过去那些为争取真正平等的女性一样，采取对峙、愤怒的方式，那样只会让她们边缘化，成为局外人。她们既然已经在这个体系里攀爬到顶部，就默认了不会去摧毁这个体系，不会咄咄逼人地去提醒美国民众注意，性别和种族不平等现象仍然严重，进步和赋权只是表象。
任何人如果想在白人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中获得权力，都会被要求消除一切跟愤怒沾边的情绪，要确保自己能够和平合作，不会对那些压迫过自己的人予以打击报复。而那些满口脏话、组织运动、参与游行、大吼大叫、威胁着要报复男性的愤怒女性则会被定性为不稳定势力，白人男性断不会允许这样的群体存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正是如此，在那次大选中，美国历史上继出现第一位黑人总统之后，似乎有可能紧接着出现第一位女性总统。
在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期间，很多社会活动家就选举权、堕胎权、公民权和女权主义等问题愤而发出公然的质疑和挑战。讽刺的是，这种愤怒带来的风险太高，反而让希拉里的当选变得无望。MTV音乐颁奖礼上能看到女性权力，脸书首席运营官是女性，《捉鬼敢死队》用了全女性班底翻拍，女权主义媒体伶牙俐齿，甚至连总统大选都有女性候选人：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政治运动中如果出现任何女权主义愤怒、憎恨的言论，都会被当成是一种表演而遭到摈弃。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称之为打“性别牌”，就像是游戏里的某种招式或者装备。那些抗议的表达，不管是游行示威还是绝食静坐，都的确能够为女性赢得关注，帮她们破门而入。在女性远离权力中心的年代里，对权力不公的愤怒宣泄和公开闹事是有用的。然而，当女性进入权力结构之后，这种举动只会让她们再一次遭到边缘化，成为圈外人。
注释：
[1]“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指专靠揩政府的油过好日子的人。
[2]“男子汉匮乏”（man shortage），指当时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于年轻群体中的主流男性气质带着阴柔与颓丧，而非男子汉的阳刚之气。
[3]Susan Sarandon with Elizabeth Day,“Susan Sarandon:Feminism Is a Bit of an Old-fashioned Word,”The Guardian,June 29,2013,https://www.theguardian.com/theobserver/2013/jun/30/susan-sarandon-q-and-a.
[4]欲了解沃特斯针对暴乱发表的声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可收听珍妮特·莫克的播客节目，https://janetmock.com/podcast/.
[5]Evans Rowl and Robert Novak,“No Insurrection in Los Angeles,”Washington Post,May 4,199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opinions/1992/05/04/no-insurrection-in-los-angeles/1ff2c017-9674-4bc8-8667-51e7325f43ce/?noredirect=on&utm_term=.30f1bab1d799.
[6]Taryn Finley,“Maxine Waters:'92 L.A.Rebellion Was a‘Defining Moment’for Black Resistance,”Huffington Post,April 27,2017,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maxine-waters-la-rebellion-was-a-defining-moment-for-black-resistance_us_58fe2861e4b00fa7de165e18.
[7]Mychal Denzel Smith,“The Rebirth of Black Rage,”The Nation,August 13,2015,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the-rebirth-of-black-rage/.
[8]“Tea Act,”History.com,https://www.history.com/topics/american-revolution/tea-act.
[9]“冰球妈妈”（hockey mom）引申自北美俗语“足球妈妈”，后者特指住在城市郊区的中产阶级母亲，她们往往花不少时间接送孩子参加足球训练等课余活动。“冰球妈妈”则契合萨拉·佩林所在的气候寒冷的阿拉斯加州。
[10]Kenneth P.Vogel,“Face of the Tea Party Is Female,”Politico,March 26,2010,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0/03/face-of-the-tea-party-is-female-035094.
[11]“New Demographic Profiles of Occupy Wall Street vs.Tea Party Movements,”prri.com,December 1,2011,https://www.prri.org/spotlight/newdemographic-profiles-of-occupy-wall-street-vs-tea-party-movements/.
[12]Tina Dupuy,“The Occupy Movement's Woman Problem,”Atlantic,November 21,2011,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1/11/theoccupy-movements-woman-problem/248831/.
[13]Quinn Norton,“A Eulogy for #Occupy,”wired.com,December 12,2012,https://www.wired.com/2012/12/a-eulogy-for-occupy/.
[14]Karen McVeigh,“Occupy Wall Street's Women Struggle to Make TheirVoices Heard,”The Guardian,November 30,2011,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nov/30/occupy-wall-street-women-voices.
[15]Ren Jender,“When the Stupidity about Rape Wouldn't Stop,I Quit the Movement I Loved,”xojane.com,January 14,2013,https://www.xojane.com/issues/sexism-rape-occupy-movement.
[16]Patrisse Khan-Cullors,“We Didn't Start a Movement.We started a Network,”Medium.com,February 22,2016,https://medium.com/@patrissemariecullorsbrignac/we-didn-t-start-a-movement-we-started-anetwork-90f9b5717668.
[17]Cavan Sieczkowski,“Feminist Activist Says Beyoncé is Partly‘Anti-Feminist’and‘Terrorist,’”Huffington Post,May 9,2014,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5/09/beyonce-anti-feminist_n_52958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