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之上:三江源的历史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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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汪洋大海”

冰是寒冷的产物,是柔弱的水为了展示自己透明心扉和细腻肌肤的一场壮丽的死亡。水死了,它诞生为冰,覆盖着北方苍茫的原野和河流。

——迟子建《冰灯》

从西宁出发,驶向黄土高原的最西缘,是感受和观察高原的最佳线路。山北侧能看到成片的小麦和青稞,大地平展,还有用黄土垒成的院墙。山峦错落,一路向前铺展,海拔逐渐升高,农作物越来越少,换成绵延起伏的大片草地,小块裸露的土壤嵌在草地上,只有草,鲜见树木。地质和地貌的改变,似乎在提醒人们开始注意大自然与大地走势之间的呼应关系。

草地再往前就是黑色的山,石头裸露在外面,若明若暗。随着车子在山路上蜿蜒行进,不知不觉间进入了一个没有台阶可下的旋转舞台。平坦的戈壁滩上像是升起一面面巨墙,山以一种奇崛的垂直角度矗立起来,穿过云层,连飞鸟都难以越过。再往前去,就能看见草原上遍布着蜿蜒的河流和大大小小的水洼,湿润的风带着冰山的寒意从古老的水面上掠过。阳光照射下来,感觉那光芒来自地平线,把一切都照得通体透亮。

一次不同寻常的行旅开始了。忽然想起,很多年以前,一个叫陈渠珍的男人坐在“寥天一庐”的窗户下,回想着那片举世无双的高原,开始著书记述“西藏青海经过事迹”。取《诗·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之意为书名,含有青藏高原风尘录之意;艽(qiú)者,荒远也。艽野,意指青藏高原。

《艽野尘梦》“比之《鲁滨逊漂流记》则真切无虚;较以张骞、班超等传,则翔实有致”(任乃强《〈艽野尘梦〉弁言》),其间呈示风情浓烈的高原风物、曲折动人的情感波澜、惊心动魄的艰辛历程,以及纤毫毕现的风俗写真,尤其一段回肠荡气的旷世情缘,令读者时而惊心、时而低回。

陈渠珍出生于湖南凤凰筸军将领之家,接受近代新式军事教育,成长于行伍之间。《艽野尘梦》记录陈渠珍作为督队官率部入藏的经历。比如入藏后收复工布、进攻波密等战事,“补正史之不足”,呈现了清末民初青藏高原的动荡与嬗变,是为近代川藏文史和军政资料的重要文献。

年轻时的陈渠珍,有登车揽辔、慨然澄清天下之志,虽然入藏的初衷是以此从戎之机,聊作避秦之游,但秉性使然,他于公事之上并未推诿将就,后来偶遇藏族姑娘西原,一见倾心,正在此时武昌起义消息传至西藏,军中人心大动,哗变四起。

冰雪满山,大夜弥天,高原的铁黑色亘古笼罩。陈渠珍身处不同权力帮派的旋流之中,情势险恶,不得已策动手下湘黔籍官兵115名,取道羌塘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入青海返回内地,心上人西原亦随陈渠珍出逃,相依为命,万里追随。

多年后,陈渠珍仍然历历在目地怀想着那无比艰险的历程。“行七日,即至哈喇乌苏……余将抵哈喇乌苏时,遥见大平原中,有人户六七百家,市井殷繁,俨然一巨镇也。又有大喇嘛寺一所,华丽庄严”(《艽野尘梦》第八章)。哈喇乌苏,即如今之那曲,取蒙语黑色河流之意。那曲如今是青藏线上西藏的北大门,而在彼时,则是陈渠珍部逃离西藏时最后一处有据可考的准确地理方位,此后漫漫征途,九死一生。

“又行数日,至一处,日已暮。忽见大河。喇嘛曰:‘此通天河也。’时已腊月三十日,众大喜,以为此去冈天削不远矣。共议明日为元旦,在此休息一日,杀马为食,兼猎野兽。遂就河岸止宿;次日晨……乃踏冰过河。岸旁立有界牌,高约三尺,宽尺许,上刊驻藏办事大臣、青海办事大臣划界处”(《艽野尘梦》第九章)。通天河,即长江上游;冈天削,是为昆仑山口。

陈渠珍原打算沿今青藏线过通天河之源沱沱河,随后翻越巴颜喀拉山、昆仑山口,再从今五道梁等地转玉树州曲麻莱县、治多县,经玉树到西宁,前半段取旧时唐蕃古道之西道,后半段取其东道。然而风雪肆虐之中,向导不能辨路导致迷失,在过通天河后,这队人马如遇“鬼打墙”,心慌意乱地往复绕折。荒野漠漠,狂风萧萧,遍地冰雪,他们终于走入人类生存的禁区。

天地都被绵邈迷茫的云雾笼罩,基本与地球南北极无异。一场场大雪如铺如盖,天地苍莽,群山寂然不动,冷酷地与闯入者对峙。四野只能听到熊的咆哮和狼群的嚎叫声,它们在争食牛羊的尸体。在最艰难的时刻,陈渠珍几欲倒地不起,西原持枪护卫左右。在高原的苦寒、野狼的窥视、饥饿的折磨中苦苦求生,茹毛饮血,不断有人死在渺无人烟的沿途。除风雪严寒等极限境遇的挑战外,令人倍感绝望恐怖的人性深渊也森然显露,撩拨着每根疲弱不堪的神经。

荒原辗转7个多月,他们终于到达人烟辐辏的大城市西宁。纯净的高原女儿对外界的病菌毫无抵抗力,在青藏绝地九死一生顽强存活下来的西原,却在脱险后转瞬病逝。陈渠珍借资办完丧事后,“入室,觉伊不见。室冷帏空,天胡不吊,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艽野尘梦》第十二章)。行文至此,陈渠珍“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艽野尘梦》第十二章)。

即使在全世界的历险史上看,这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凶险之旅。第一,海拔最高,多数行程在5000米上下;第二,路途遥远,将近2000公里,多次迷途往复尚不计,以至于此一行人旷日持久地走了大半年光阴。迷困、断粮、缺氧、冻厄是每日常景,抵达青海丹噶尔厅时,115名官兵中生还者仅11人。全书以地理行程和时间结构全文,具有显著的文学地理学意义,除珍贵史料价值外,更成就一部历险奇书。

艽野—荒远之野、死亡之野,岁月风沙抹去了如梦如烟的英雄传奇,却吹不散昆仑山巅万年积雪不化而成的雪晶,如今荒原依旧,大地安稳。遥想高峻艰险、气候寒冷的高原之上,先民们过着逐水草游牧、冬季定居的生活,按部落聚居,分小股群落散牧。他们质朴淳厚,尚武顽强,壮者皆兵,快意恩仇,“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后汉书·西羌传》)等原始时代的传统习惯,将高原腹地变成奇侠与豪客的摇篮。

三江源地区地域开阔,东接秦陇,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护甘凉,形势险要,能“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甘肃通志》卷45)。然而“自三代以来,中国之患,恒在西北夷”,在中原士人的眼中,游牧民族奔腾的骏马、强劲的弓弩,注定让一代代中原帝王头痛不已。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三江源地区注定是刀戟搏击、战争高发的边防要冲,“更在青海湖以西”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极大影响着中原官员、文人士子们对此地的环境认知与文化表达,也加深着内陆士人对蛮荒边塞的恐惧与逃避。这里没有连绵农田,严寒干燥,满目荒凉,在富庶而温文的中原人士眼中,这里当然不是实现社会生命价值的理想处所,更不可能成为他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夷狄为患久矣”之观念,是故“历代视此地为异域”。

有关三江源地区的历史记载,官书正史的记载一向很少,且所记事实往往语焉不详,或者所记时间与事实发生之时相距甚远,多不可靠。元以前人们观念里的三江源地区,大多与文人作品里的青海、河源、羌戎、昆仑等混同,都是大一统观念支配下的模糊概念。直到清代以来,驻藏奏牍、奏疏、旅藏记游之类著述才略有增多。

“三江源”地区由河湟谷地、河曲草原、环湖草原、噶斯草原、青南高原、祁连山地和柴达木盆地等多个区域组成,以中华大地上独一无二且影响深远的地理因素,引导了一条特殊人文地带的形成。《汉书·地理志下》中记载:

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少盗贼,有和气之应。

《旧唐书·吐蕃列传》则谓:

吐蕃……多事羝之神,人信巫觋,不知节候,麦熟为岁首。围棋陆博,吹蠡鸣鼓为戏,弓剑不离身……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西戎之地,吐蕃是强。蚕食邻国,鹰扬汉疆。

也正因如此,这一地区的政局也很难长期稳定,如东汉时的所谓“羌祸”,唐时的唐蕃之争等等。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常常鞭长莫及,一旦边关示警,派兵征讨殊为不易,往往出现“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的困窘局面。

三江源并不闭塞,沟通和交流其实未曾止息。与尚文崇礼的儒家文明价值体系殊异的三江源地区,对于外界,却始终充满诱惑,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探险者。西方人将其视为探险的乐园、考察的目标,一次次试图闯入这片号称“未经现代文明染指的最后净土”。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经“以死为侣”,穿越这片贫瘠荒寒之地,在其名著《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详尽记载了这一次旅程。数月后他抵达日喀则时,已是形销骨立,上路时的130只牲畜仅剩下两匹马一头骡。

在他的记忆中,三江源地区的先民们,靠又老又硬的肉干、奶油、酸奶、茶砖为生,狩猎时躲在泉水旁边低矮的石墙后面,等候猎物到来;他们用野驴皮制作靴子和皮索,驯养的牦牛和绵羊、山羊都是由一家人共同照料,“日子过得虽然单调,却相当健康而灵动”。年复一年,他们就在这令人晕眩的高山上、在刺骨的风霜大雪中安然地生活着,无论如何艰苦,都会“竖立献给山神的石堆,对居住在湖泊、河川、山脉间的鬼神均心存敬畏。最后大限来临了,亲人便将死者的尸体带到山里,任由野狼与秃鹰收拾善后”。

英国人彼得·霍普柯克在所著《闯入世界屋脊的人》一书中,这样记录三江源大草原的景象:“荒芜的峡谷及山脉,将这片树木稀少的荒原切割得凹凸起伏。这里只住着一些游牧民。他们为了寻找那些少得可怜的牧草经常到处迁移,他们住在颇具特色的黑色牛毛帐篷里,帐外有巨大的猛犬护卫,许多人被贫困所迫而去进行偷窃活动,或抢劫从蒙古和新疆途经羌塘的香客及商队商人。”

外国探险家也曾到达河源一带。白俄罗斯著名探险家和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一生五次探险有四次涉及藏区,1883年11月,他率领俄国探险队一行人从库伦出发,经由阿拉善定远营,翻越祁连山经青海湖,在柴达木巴隆扎萨克安置好标本储藏营地轻装行进,意图赶在1884年夏季结束前返回营地,然后伺机向拉萨方向前进,或者在这一计划受阻的情况下转向柴达木以西或是藏北探险。1884年5月初,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始翻越布尔罕布达山,他给俄国沙皇皇太子写信,说越过此山的高地东段,“就是中国两条著名河流黄河和长江的源头了,基督诞生之前到上一个世纪,中国人不断探索这两条河源,但都没有成功过。确实,北藏在近代甚至目前为止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地理盲区”。接下来他说道:“我们翻越布尔罕布达山,穿越一片荒漠大概67英里,最后到达我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地,黄河源……接下来,它(黄河)绕着终年积雪的阿尼玛卿山转了一个大弯,湍流撕开昆仑山层叠的积石,一直奔向中国内陆边界。”5月29日,俄国人抵达鄂郭塔拉,他们啜饮黄河水,欢呼雀跃,庆祝胜利。

1898年、1902年,沙俄又派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队两次经过柴达木盆地,翻越巴颜喀拉山,到了通天河北岸。1892年,美国人洛克希尔走得更远,到了尕尔曲。1896年,英国人韦尔伯到达楚玛尔河上游的多尔改错。瑞典人斯文·赫定也到过柴达木盆地南缘的昆仑山附近。他们均已到了长江源区,却均未抵达长江源头。

西方探险家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沙土、乱石、积雪、草甸和陡坡之上,不同的文明开始碰撞,同时又相互融合。他们笔下的三江源地区严酷到令人却步,探险队的驼铃声听上去恍若隔世之音,山岩古道上驮畜的蹄迹和背夫拄杖的杵痕尚未完全湮没,仿佛是在古道上留下的几声微弱叹息。

他们的探索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

其实在漫长的光阴里,人们对这片土地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多少。这一地域的历史,就像一座古旧而斑驳的迷宫,这给后来的历史解读造成了许多盲点,造成了许多神秘因素,造成了因人、因地、因时而不同的认知和表述。和外来的探险者一样,中原王朝对三江源的了解和记录,同样显得粗浅和模糊,“旧志所载,寥寥若晨星”(1)。无论是中国的研究者还是西方的观察者,很多人迷失在这座影影绰绰的迷宫里,最后带着困惑与遗憾永久地沉默了。

但起码他们意识到,在对文明世界产生困惑和厌倦之后,人类还有更广袤的更本真的生存空间,这就给那些敏锐的探索者提供了一个精神振作的空间依托,鼓舞他们到这片充满启示的土地上来寻找梦想。美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博物学家夏勒博士在童年时代就读过斯文·赫定的描述,三江源地区对于他来说,是一块充满梦幻和奇迹的地方。后来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发现这个地区有着太多未知的东西,尤其是野生动物,他发现了许多尚无人研究的物种。“在这里人们仿佛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个外界尚未涉足的世界。”(2)

震撼他心灵的,正是那一幕幕旷野之上的美丽奇迹。旷野里的动物只要一出现,就自带宏伟壮观的气质。气场十足的野牦牛,像精灵般跃动的藏羚羊、藏原羚,还有奔腾的藏野驴……从可观赏性和动物研究及保护价值上来讲,三江源并不亚于东非大草原。这里的自然环境就是最好的保护屏障,动物没有太多天敌。

在三江源这片“最后的荒野”上,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七成,年平均气温普遍在0℃以下。高低不同的高原湖泊相互拼接,很多湖泊是咸水湖。黄云衰草,荒凉苦寒,最低气温达零下40℃,气候极其干燥,寒冷多风。降雪集中,大大小小的雪灾难以预测,有时一场大雪,几天几夜,雪深可达一米以上。逢到雪灾就人死畜亡,常有“无一幸免”“荡然无存”字样的记载。沱沱河沿风力大,沙暴多,每年11月到翌年3月,整个江源地区常会形成沙暴,声震荒原。风大天寒,飞沙走石,树木难以生长,一些鸟类不得不改变在树上筑巢的习惯,寄居于鼠穴之中。

一条灰色的小道默默躺在荒原上,岁月把它遗弃了。从这条小道上匆匆而过的旅人除了强盗和逃犯,就是私奔的情侣和偷运武器黄金的走私者。小道旁有一块大岩石,刻在石壁上的一尊菩萨塑像的浮雕已褪尽了颜色变得模糊不清,岩石顶上盘踞着一只孤独的苍鹰,偶尔发出一声长长的啼鸣在无声的旷野上回荡。这是一片令人生畏的死一般寂寞的荒原。每一个路经此地的旅人都不敢放慢疲惫的双脚,惟恐被死神留下在此长眠不醒。

扎西达娃《野猫走过漫漫岁月》

时光在高寒缺氧、风沙呼啸的戈壁高原上无声地行进。很多年以后,西藏作家扎西达娃借雪域高原令人生畏的生存环境,隐喻了人类苦难的生命历程。进入荒野的人类,其实与一株草并无区别。

从文化地理学意义上来看,三江源地区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游牧文化。巨大的地理屏障,使这片高天厚土处于独立的历史单元中,这里积淀、筛选了几千年较稳定、较沉重的文化形态,所有外界带来的变化都极为迟缓。雪域地理高峻、封闭的特点,使它无法在与农耕民族交流融会中,很容易就被其他文化形态同化、移植或吸纳。

在《所思在西部高原》中,遥望河源,诗人昌耀感叹“世俗的光阴走得好慢”;在《去格尔木之路》中,有“一峰孤单的骆驼向着东方默默翘望”。这里曾经是让诗人永生难忘的落难地,也同样是让人重新贯注生命与灵魂的重生地。《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中“跛行的瘦马”与“老鹰的掠影”喻示着文明的死亡和民族的衰落,那颅骨生有角板的雄鹿,则会“遁越于危崖沼泽,与猎人相周旋”(《鹿的角板》)。诗人在“大山的绝壁”中一次次寻求亲近始源的创造能量,将雪域古老的、带有原始风貌的生活,通过神话、传说、历史和民俗的诗性重构,强烈地表达出来。“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我是滋润的河床。我是枯干的河床。我是浩荡的河床”(《青藏高原的形体》)。江河的持续性与流动性,有一种自然神性的显现,以及从堕落世界中复活的超然力量。诗人怀着感恩之心,用心刻画着大高原的灵魂造型,系列组诗《旷原之野》《青藏高原的形体》《河床、圣迹》《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等,在诗性的空间里展示着三江源的旷野精神与西部生命的浩瀚。

山川依旧,大地安稳。大约在30年前,又有旅居西藏的汉地作家马丽华在青藏高原上漫游,走过了三江源地区的很多地方。她感叹自己每次来,“都有新感受,即使对于苦难和认命,也有了比较一年前更深切些的理解;而几乎所有的感受都与大自然相关”(马丽华:《藏北游历》)。

在人类栖居的这颗星球上,未被控制、开发和利用的荒野自然已相当稀缺。在荒野中,生命的奇迹仍在兀自轮番上演,那里是生命孵化的基质。荒野是涌现者和守护者。荒野独立而不待,自然而不刻意,健行而不知疲惫。海德格尔曾以希腊神殿为例,说明荒野、自然的本质:

作为作品存在的神殿,它建立了一个世界,却并不导致质料的消失,恰恰是神殿首次使建造神殿的质料涌现出来并进入作品世界的敞开之境。有了神殿,有了神殿世界的敞开,岩石才开始负载,停息并第一次真正成为岩石之所是;金属开始熠熠生辉,颜料开始光彩耀眼,音调化为歌唱,语词变为言说。作品把自己置回到岩石的硕大与沉重,木材的牢固与坚韧,金属的坚硬与光泽,颜色的光亮与晦暗,音调的铿锵和语词的命名力量,当是时,一切这样的质料都涌现出来。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

在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看来,保留和保护荒野自然,因为“荒野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展示着我们的生命之根”。当全世界可供探险家、人类学家、田野工作者们考察的荒野越来越少,人们蓦然回首才会发现,绝美风景与原始伟力合一的三江源,其雄浑苍劲的精气始终萦绕不散。过度文明的族群,会慢慢失去战斗意志,变得软弱和懈怠。而荒野让人想起源自生命本能的死寂与冲动,它的存在本身,就能启示和激励个人和族群不可或缺的阳刚气概,生发勇于开拓的无畏与豪情。

荒原风景和精神的终极,就像约翰·巴勒斯曾经感受到的那样,是一种“洗尽铅华、震撼心灵的那种宁静”,“相比之下,音乐、文学甚至宗教都只不过是不起眼的形式与象征”(《醒来的森林》)。三江源带给人的感受,是太初之境的大静谧和大安详,是人类与自然合作谱写并同声吟唱的唱赞之诗。

冰峰雪岭间,天蓝色冰川湖隐约可见。江河不绝如缕,闪动在山基灰白色的阴影里。嵯峨峰际雪光晶莹,汹涌澎湃的江河,就从群山间蜿蜒而出,奔行数千里,历经阻隔崎岖,泽布天下。高寒、荒凉与冷寂,在冥冥之间,仿佛正是为着江河源头的宁静和安全而设置的森严防线。

在最寂静的空间里,在千年雪风的吹拂下,这里永远是历史地理学、生态人类学最辽阔、最迷人的处女地,甚至为现代文明提供着一个无比珍贵的原初模版以供参照。北方无垠而又寂静的雪野,展示出人性的峻严与神圣,文明进步和原始本真的对立与缠绕,拷问着人的道德精神;还有宗教的梵音、文化的吟咏,也深藏在群山深刻的褶皱间,藏在《格萨尔王》说唱艺人的歌声里,藏在步步惊心、风声鹤唳的史册中。葳蕤巫幻的神秘境界,吸引我们一次次走向高处,并将星散于高原表里的诗页悉心收拢,沉思默察,以求追根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