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迈上“教育救国之路”

——中国辛亥革命后蔡元培的教育改革

蔡元培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后曾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以后又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为改革近代教育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他6岁开始入家塾读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10岁时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无法延师授业，转而到姨母家中附馆攻读。14岁受业于同县王懋修，学做八股文。王为当时的八股名家，蔡元培从学3年，受其影响颇深。17岁考中秀才，随后被邀至藏书颇丰的徐树兰家校书，他在4年之中得以博览群书，学业大进。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赴杭州参加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又报捷，但未殿试即已离京，两年后补行殿试成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补授翰林院编修，这是他在科举仕途上发展的顶峰。

在蔡元培供职翰林院的4年中，维新运动渐入高潮，他在思想感情上同情、支持维新派，服膺谭嗣同，但又因康、梁“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而且他还认为，中国如此之大，积弊如此之深，不在根本上着手，单靠几道上谕要把腐败局面转变过来，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并不赞成维新派的一些具体做法。戊戌政变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培养革新人材，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口述，黄世晖记：《蔡孑民先生传略》）于是，他决心从培养人材的根本途径着手，自觉地迈上了“教育救国”之路。

蔡元培总结戊戌变法的经验，决定委身于教育，便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秋天离京返乡。他先在绍兴中西学堂任监督（校长），捉倡新学。由于新派和旧派斗争激烈，两年之中他换了数个学校。《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他对清廷的腐败更加不满，渐生反清之志，决心把教育实践与反清革命联系起来。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他与章炳麟等发起创立中国教育会，出任会长，“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成立》），并先后创办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冬与陶成章等在上海创立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出任会长。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由孙中山、黄兴指定为同盟会上海分部主盟员。以后又加入何海樵等在上海组织的暗杀团，策划炸毙清朝大吏，因而一时以“翰林革命”蜚声海内外。

在此期间，蔡元培还有两件事在知识界发生了广泛影响。第一件是他的元配王昭于1900年病逝，续娶时他提出了征婚的5个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这是冲破封建礼教的大胆举动，使时人为之一惊。但他不受舆论束缚，终于在次年访得天足、工诗画的江西女子黄仲玉，与之结婚。第二件是创办爱国学社，接纳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就读。1902年10月，南洋公学发生学潮，总办贴出告示：“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行革命，着全体一律开除。”各班学生为抗议压迫，145人相率退学。蔡元培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决定另组学校接收这批学生。他亲自去南京向蒯光典借钱，临行时家人赶到轮船码头，告知长子阿根病重气绝。他挥泪嘱托送行的朋友代为处理后事，毅然登轮而去。3天以后他借到6，000元回到上海，爱国学社得以挂牌成立。他出任学社总理，吴稚晖任学监，聘请章炳麟，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等为教员，接纳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入学。爱国学社倡言革命，改革教育，组织讲演团，搞得生气勃勃，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仍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人才。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提名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获各省代表会议通过。1月9日成立教育部，暂借江苏都督府内务司的三间空房办公。蔡元培则着力于选拔部员、确定教育方针、制定学制等项大事。他先后罗致了蒋维乔、王云五、许寿裳、鲁迅等人到部任职，确定了教育部下设普通、专门、实业、社会、礼教、蒙藏6个教育司。又制定和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及其他一些法令。他自己又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他领导教育部同仁，对于清末封建主义的旧教育进行了大刀阔舞的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教育方面的进步要求。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原题为《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后改题）发表于1912年2月8日、9日、10日的《民立报》上，这是第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纲领。他在文中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5项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批判并废除了忠君和尊孔的教育内容。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坚持将其删去。他从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出发，对新的教育方针进行了解释：军国民教育属于体育，其培养目标是强兵自卫，恢复国权，破少数军人拥兵自雄的局面；实利主义教育属于智育，要求学生掌握发展实业的知识和技能，以求国富民殷；公民道德教育，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公民道德的基本内容：世界观教育，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之长，以打破2000余年墨守孔学的旧习；美感教育，培养学生有高尚情操，“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破生死利害的顾忌”。他认为新教育方针的这5项宗旨，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样，就为改革旧教育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依据。

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期间，对教育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如：将过去的学堂名称一律改为学校；禁用清朝学部颁行的教科书，重新修订教材：小学废止读经，奖励女学；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小学不得用体罚；小学年限从“癸卯学制”的9年改为7年，中学和初级师范由5年减为4年，废止清朝的贵胄学堂，将其合并于普通学校；除高级师范外，鼓励私人创办各级各类学校；注意蒙藏教育，专设蒙藏教育司加以管理。这些改革虽然只是初步的，但毕竟是融中西教育之长，立破旧立新之义，在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满于袁世凯篡权后实行的专制统治，愤而辞去教育总长之职，9月，赴德国学习。这时他已46岁，进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作研究工作，1913年4月因宋教仁案发生返回祖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于9月再次出国，赴法国从事学习和研究。1916年，他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成立后，由蔡元培出任中国会长，欧乐任法国会长。吴玉章在述及华法教育会时曾说：“其目的约有四端：一曰扩张国民教育，二曰输入世界文明，三曰阐扬先儒哲理，四曰发达国民经济。”（《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的成立，为组织和资助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作出了贡献。

蔡元培在法3年，国内风云变幻，1916年6月，袁世凯的皇帝梦最终破灭。9月，蔡元培应允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总长范源濂在致蔡元培的电报中说：“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高平叔：《蔡元培年谱》）1917年1月，蔡元培到职视事。从1917年至1926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达10年之久。在这10年中，他遵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方针，以学术造诣为主，选择聘任教员，引导学生注重自由研究，使北京大学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蔡元培来北大之前，学校教学内容充满着封建专制说教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校风也极端腐败，学生嫖娟宿妓为常事。蔡元培到校后大力加以整顿，在开学典礼上向学生提出三事：一是抱定宗旨，研究学问，“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二是砥砺德行，力挽颓俗；三是敬爱师友，以诚相待，切磋学问。这是他对北大学生提出的殷切期望，也是他整顿和改革北大教育的具体目标。

他改革北大教育的措施之一是广延名师。到校不到10日，即聘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随后又陆续聘请了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周作人、杨昌济、李四光、翁文灏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他聘请教授以学术造诣为主，不受年龄、学历的限制。当时教授中有不少年轻人，如徐宝璜当时25岁、朱家骅26岁、胡适28岁，最小的梁漱溟只有24岁。梁没有大学文凭，竟出任印度哲学教授。与此同时，他又顶住压力，坚决辞退了一些不学无术的本国和外国教员。对于有一技之长的旧派人物，例如拖着长辫的复辟论者事鸿铭，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等人，亦能“兼容并包”，让他们发挥其专长。

蔡元培改革北大教育的措施之二是树立探求科学真理的新风。“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为了促进对科学真理的研究和追求，在蔡元培的推动下，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相继成立了研究所，学生中的各种学术社团也应运而生，改变了以往沉闷的空气，使学术研究空前活跃起来。当时学校的社团有进德会、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地质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教育研究会等。教职员和学生都可参加社团，切磋学问，探求真理。教师中举办刊物的风气极盛，除《北京大学日刊》外，还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以及守旧派的《国故月刊》，其中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影响最大。《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孔教与国粹，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蔡元培改革北大教育的措施之三是改学年制为学分制，允许学生自选部分科目，以提高学习兴趣和自我研究能力。本科学生读满80学分即可毕业，其中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学生可以选修自己感兴趣的外系课程，考试及格纳入总的学分。在教学方法上反对“注入式”，提倡学生自动、自学、自助、自己研究，教师进行启发式教育，注意因材施教。

此外，蔡元培还在管理上提倡“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改变入学限制，招收旁听生；提倡男女平等，招收女生入校等。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采取的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环绕着一个总的目的，即提高北京大学的学术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合格的人才。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随着时代潮流而前进，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主张平民教育，办起了校役夜班、平民夜校、平民教育讲演团。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