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宁寺读书
——《晓行真州道中》
雍正六年（1728）春天，板桥三十六岁，寄寓在兴化天宁寺读书。
板桥之所以到天宁寺读书，不外乎有这么几个理由：其一，天宁寺环境安静，能摆脱家庭琐务，潜心攻读。其二，寺庙的斋饭较便宜，适合这个穷秀才的经济能力。其三，板桥一生爱与和尚交朋友，天宁寺中亦当有与其友善者。
读书的目的是集中精力攻读经书，研习制艺，准备乡试。由于清统治者采取“恩威并用”的政策，加强科举制度，笼络知识分子，于是，以考中举人、进士为荣，也就成了社会风气。前面已分析过，板桥是自始至终热衷于科举的。他在这个时候，寄寓天宁寺攻读经书，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不过，颇出人意料的是板桥对八股文的态度。八股文格式严谨拘板，内容限制狭窄，无论对个性、对感情的抒发以及形象思维，都是很大的束缚，因此，往往为一些古文学家所不齿。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他与黄宗羲等人痛矫时文之陋，主张治学“经世致用”，弃虚崇实，力挽颓风。板桥生性豪放狂宕，对古文如《左传》《史记》又极热爱，且钻研极深，按理说他应该拥护顾、黄的主张，反对八股。但事实上他对八股文有特殊的爱好。《板桥自叙》云：“明清两朝，以制艺取士，虽有奇才异能，必从此出，乃为正途。其理愈求而愈精，其法愈求而愈密，鞭心入微，才力与学力俱无可恃，庶几弹丸脱手时乎？”简直把绳索当宝贝，把鸩酒当甘露！在板桥的行囊中，时刻不离的两本书，一本是徐渭的《四声猿》，一本就是方百川的制艺文。方百川是清代成就最高的八股文家，也是青年郑板桥崇拜的对象。天宁寺读书时期，除了读经书外，练习作八股文仍然是板桥的主要功课。
读书生活既紧张、艰苦，同时又乐在其中。可惜板桥当时的感觉，没有在诗词中留下痕迹。我们只能从现存的《四子书真迹序》中揣想其大概。
在天宁寺读书时，板桥经常和同学陆白义、徐宗于聚集在一起谈诗论文。夜深了，残灯如豆，冷风将破庙走廊中的落叶吹得沙沙响，同学们谈得起劲，都不愿意离开。有时，月明如昼，他们在寺前的小坪里谈论，谈到兴头上，还拔剑起舞，骑在门外的石狮子背上，议论起军国大事来。三十几岁的热血青年，虽然身无半文，但是都雄心勃勃，要以天下为己任。
为了比赛记诵经文的生熟，他们到兴化正街的纸坊买来很便宜的方格纸，默写经文。板桥每天写三五张或二三十张不等，用了一个多月，默写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各一部。板桥所默写，“语句之间，实无毫厘错谬”。这足以说明他的诵读之辛勤和纯熟了。
板桥不仅能默写经书，而且对于读经有不同时俗的看法。他认为读书的要义是“处而正心诚意，出而致君泽民”。无疑，板桥的这些议论是针对当时只攻理学、不读他书的理学之徒而发的。他认为“讲理学者，推极于毫厘分寸，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雍正年间，南京孔庙的围墙被风雨摧倒数丈，板桥借题发挥，说是因为“金陵城中龌龊秀才满坑满谷”，“辱被圣门”，孔子才“毁墙以示驱逐之意”。明末顾炎武曾坚持反对理学家们不读经学原著而抱着几本语录空谈的做法；板桥反对“简而为提要”，抨击“龌龊秀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继承了顾炎武等人的传统。此外，板桥读经书，还有一个高出时人之处，就是他不但钻研经义，而且还把经书当成文学作品来学习。《板桥自叙》云：“有时说经，亦爱其斑驳陆离，五色灿烂。以文章之法论经，非《六经》本根也。”这倒是和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之旨有共同之处了。
值得一提的是，板桥的书法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以前，板桥主要是练习正楷，并且是那种千人一面的“乌、方、光”的馆阁体。从《四子书真迹序》看，这时已将真、隶相参，杂以行草，初步具有了“六分半书”的面目。傅抱石先生指出：“这不但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惊人的变化，就是几千年来也从未见过像他这样自我创造形成一派的。”
明至清初的书法家们，崇尚晋、唐以来的法帖，谓之“帖学”。其中如祝允明、文徵明、王宠、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将个人的气质与古人的面目融合起来，潇洒出尘，千变万化，继承、发展了宋元的书法传统。清代前期，“帖学”没落。统治阶级极力推崇董其昌、赵孟的书法，臣下也就投“一人”之所好，造成了一种庸俗、恶劣的“馆阁体”书风。当时科举考试的试卷上的字要求“乌”“方”“光”的小楷。于是，人人都练习这种行行匀整、字字光圆的书体，千人一面，书法艺术也就产生了衰亡的危机。乾隆年代是清政权文字狱最猖獗的年代。一般学者为全身远祸，大都钻进烦琐的考据圈子里，兼之清初以来，金石学大为兴起，汉、晋、南北朝碑刻出土较多，书法也就直接受到影响，在清代的书苑形成了一股“碑学”的波澜。
郑板桥和高凤翰、丁敬、金农等人，就是最早开启学古碑风气的。板桥《署中示舍弟墨》诗云：“字学汉魏，崔蔡钟繇；古碑断碣，刻意搜求。”并在一幅大中堂上录南北朝书论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邯郸淳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单枝；张伯英书如武帝好道，凭虚欲仙；梁鹄书如龙虎震，剑拔弩张；萧思活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钟繇书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邪！”可为学碑确证。这样改革的结果，金农从隶书入手，以《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为基础，用秃笔和重墨为之，古朴奇拙，号称“漆书”。板桥则创造了“六分半书”，雄浑峭拔，与金农同时驰骋书坛，各具千秋。
什么叫“六分半书”呢？傅抱石先生在《郑板桥集序》中说：“大体说来，他的字，是把真、草、隶、篆四种书体而以真、隶为主的综合起来的一种新的书体，而且又用作画的方法去写。”此说最得正解。“分书”，即隶书，又称“八分书”。顾名思义，“六分半”即是使书体介于隶、楷之间，而且又隶多于楷，这样就不足八分。这当然是“无古无今独逞”的了。
板桥为什么要创造如此狂怪的“六分半书”呢？这是受他“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美学思想的支配的。他在《四子书真迹序》中说自己的书法既没有黄庭坚的劲拔，又看不起赵孟的滑熟，于是就“师心自用”，创造了这种书体。后来，他六十八岁时，撰《刘柳村册子》，承认“板桥书法以汉八分杂入楷行草，以颜鲁公《座位稿》为行款，亦是怒不同人之意”。
“怒不同人”，即是要有自己的风格。艺术最可贵的是有个人风格，而这，是需要经过痛苦的、如痴如醉的探索的。相传板桥一度苦于自己的书法不能创新，夜里睡在床上还琢磨笔法，不知不觉地用手指在妻子的背上乱画。他的妻子惊醒后埋怨道：“我有我的体，你有你的体，人各有一体，你尽在我的体上画什么？”这种无意中巧合的话，对于板桥来说，无异蕴含禅机的当头棒喝。就这样，他坚持“郑为东道主”，创造了“六分半书”。这当然是个极不可靠的有趣味的传说，但是板桥在书法上摒弃旧的习俗，创立个人的风格，是经历了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却总是可信的。
这种“脱胎换骨”，就是在天宁寺读书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