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roeconomics ｜宏观
中国经济的未来与产业创新发展趋势
2021年世界出现的“高通胀高增长”行情更可能是一个经济短期现象。
刘伟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北京
相比最近十几年的“低通胀低增长”，2021年世界出现的“高通胀高增长”行情更可能是一个经济短期现象，而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2022年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针对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GDP增速、市场主体、能源安全等方面分析解读中国经济走势。
《北大金融评论》针对当前中国与国际宏观经济形势、产业升级与创新、高质量发展等领域的问题深度对话从全国两会归来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他指出，从中长期来看，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到来之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仍将处于下行阶段，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逐步下降至5%左右。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然而，要素禀赋优势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引致的鲍莫尔效应和恩格尔效应也在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是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要求。
“2022年将是中国经济从修复调整走向巩固提高的一年”
《北大金融评论》：对于2022年的“GDP增速预期目标”，目前市场有5%和5.5%两个主要预期目标。您对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作何预期？另外，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稳定在什么水平？
刘伟：总体来说，我认为2022年将是中国经济从修复调整走向巩固提高的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宏观论坛团队预计，2022年中国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5.5%左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预定5.5%的增长目标，以及3%左右的通胀目标、5.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目标。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可能仍将保持较长一段时期的中高速增长，潜在经济增长率逐步下降至5%左右。过去1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健的中高速增长，对比同期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经济又快又稳的增长特征。一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波动的运行格局；二是中国从未发生典型的经济与金融危机；三是中国制造在全球化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四是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和应用场景在中国经济的实践领先于全球。
在本轮疫情中，成功的疫情防控和中国制造体系的强大是中国宏观经济在疫情期间持续复苏的核心基础之一，中外防疫能力的差别以及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使中国疫情防控红利和全球供应中心效应有中期化的趋势。同时，中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全面启动、新冠疫情带来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全球对高技术制成品的需求持续上扬，直接导致疫情期间创新驱动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数字经济占比持续上升，高新技术行业利润增速与投资增速保持高位运转，研发投入新型激励体系开始出现，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加速。
《北大金融评论》：目前市场仍在争议消费复苏的情况。您如何看待基础消费恢复增长的前景？中长期来看，走向内需驱动的经济，我们还要克服哪些困难？
刘伟：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扩大消费是我国需要牢牢把握的战略基点之一，但当前消费拉动比较乏力，总体消费率不仅长期偏低，而且纵向来看，存在整体下降趋势，疫情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随着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居民收入改善，2022年消费将会继续复苏，并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受疫情防控和未来收入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仍将乏力。
消费乏力从根源上取决于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意愿的相对下降，背后相关联的是居民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负担过重。因此，牢牢把握扩大消费的战略基点，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着手，既加强需求侧管理，又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关键是做好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需求角度方面，要从促进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改善资源配置、完善税收制度、完善社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调节房价、合理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等多个角度加强制度安排。供给角度方面，一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品质，二要激励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三要改善市场交易环境，消除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
更重要的是，适应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特征，需要在发展观念上更加强调内生动力和经济安全。因此，在当前的特定形势下扩大内需，需要加大有效财政支出力度，出台消费导向的减税降费政策和民生导向的收入补贴措施。同时，配合新发展格局的布局，还需要进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在关键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上的布局，在核心产业链上进行国产替代的布局，以及在出口转内销等方面的一系列布局，都需要财税改革的配合，需要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实现新战略与传统战略的对接。
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与全球增长前景
《北大金融评论》：近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现了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美联储迟迟不愿意下重手加息，总认为通胀会自然下去，更希望美国经济软着陆。您认为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如何分析本轮通胀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刘伟：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是疫情冲击之下欧美经济政策对供需不对称的刺激效应。疫情暴发以来，美欧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使得需求快速反弹；但是其疫情失控局面下供给面修复迟缓，多轮疫情冲击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了严重破坏，使得欧美生产和供给不足、原材料和运输成本上升，进而产生严重的供需失衡，导致通胀飙升。特别是美国，自疫情暴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20年初的约4.1万亿美元飙升至目前的约8.8万亿美元，增长了1倍多，美国国债总额从2020年初的23.2万亿美元飙升至目前的30.2万亿美元，两年增加了近7万亿美元。
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而言，本轮全球通货膨胀的出现，包括与此相关的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陆续退出、美国三大新刺激政策的落地与美国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动荡以及全球供应链在疫后的持续调整，将给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带来正反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冲击。一方面，全球消费品价格的上扬将带来中国贸易品竞争力的上扬，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又将使成本冲击的力度加强，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美国物价上涨和赤字财政将加大对中国的需求，导致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全面转向，但美国前期持续量宽以及量宽调整带来的金融市场的震荡很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过度升值。2022年欧美的全面放开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进一步加速，但也可能在调整中出现更严重的新的供应链瓶颈约束问题。
《北大金融评论》：零利率、负利率时代已然来临，在一些西方国家，人们不得不忍受储蓄缩水。但弗里德曼的“自然利率”假说指出，在自然利率之下，不可能通过刺激产生经济增长。那么，您如何看待近十几年的“低通胀低增长”行情？
刘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低通胀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表现的一个突出特征。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如前所述，在欧美乃至全球极度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刺激下，在产业链供应链遭到疫情冲击破坏而尚未修复的背景下，欧美出现了阶段性的高通胀现象，但是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我认为，随着全球疫情因素的消除、生产供给的恢复、宏观政策的常态化，目前的高通胀现象将会逐渐回落，而疫情之前的低增长态势将会延续，甚至比疫情之前更加脆弱。主要原因是全球高债务问题及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比疫情之前更加严重，逆全球化问题和地缘政治风险比疫情之前更加严峻，人口老龄化问题、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等也比疫情之前更加严峻。
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到来之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仍将处于下行阶段。目前全球疫情尚未结束，疫情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还有待观察，但相比最近十几年的“低通胀低增长”，2021年世界出现的“高通胀高增长”行情更可能是一个经济短期现象，而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产业升级不意味着‘去工业化’”
《北大金融评论》：您曾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那么，在当下，产业结构相对落后是否已成为导致当前国内经济增速缓慢的一个直接内部原因？如何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刘伟：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符合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要素禀赋优势，也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引致的鲍莫尔效应和恩格尔效应也在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是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要求。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占比关系上来看，第二产业技术进步引致的鲍莫尔效应和国民收入增加引致的恩格尔效应会推动第三产业占比的增加。这正是由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的。
但与此同时，推动第二产业的内部升级和第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上看，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即加强制度创新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增长由更多地依赖于增加投入改变为更多地通过经营管理进步和科学技术进步来实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关键是要以广义技术进步（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第二产业的内部升级方面，我国经济正由资本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从投资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转变。现阶段需要着重实现中低技术工业到高科技工业的升级，通过高科技产品与世界其它国家产品的交换，实现低投入和高产出。第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方面，国家现在所重视的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等，几乎都对第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尤其是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可以抓住两个较为突出的产业升级机遇：一是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二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导的绿色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要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正在引领新一轮技术进步，将催生出新的数字经济产业活动，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另外，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的能源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等将被重构，把握好绿色转型机遇，将会带来一场全面系统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然而，调整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也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产业升级并不意味着“去工业化”。过早过快“去工业化”，不仅会造成工业发展不充分，还会造成没有形成对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导致工业和服务业之间不能形成良性联动。这也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原因。第二，应避免经济的“脱实向虚”。首先是部分金融部门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形成金融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和增值，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其次是房地产部门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之间存在失衡，容易引发房地产泡沫、债务风险等危机，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动力。
《北大金融评论》：您一直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但不少企业在实际研发与生产中面临着支持创新的风险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您认为应如何破解？
刘伟：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通过提高产业竞争力，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保障能力，使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起来；二是制度创新，通过提升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完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终真正实现统一开放的市场循环。
从数据上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创新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持续加大。然而，我国仍然存在创新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短缺等问题，造成国民经济循环上存在堵点、断点。要破解上述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制度创新来推动技术创新。
我国仍然存在创新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短缺等问题，造成国民经济循环上存在堵点、断点。要破解上述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制度创新来推动技术创新。
一是优化配置优势资源，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首先是全面统筹各方力量，通过市场机制配置优势资源；其次是合理布局各个技术环节，降低初期投入的预期风险；最后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创新要素，致力于高水平的开放合作。
二是优化上下游经济结构，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第一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第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让下游企业敢创新、能创新；第三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开拓国际国内市场，让上游企业有市场、有收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从扩大要素投入量为主，转变为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主。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
《北大金融评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从以扩大要素投入量为主拉动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您认为我国在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是什么？又应该如何化解？
刘伟：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有几个方面。
一是当前中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特别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比较滞后，是突出短板。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是以往中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要素市场管制的存在，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寻租获取廉价的生产要素以创造利润，而在科技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较少，从而抑制了创新活力。我们的研究测算结果表明，如果能够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那么2020-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将额外提高40%左右，从3.8%提升至5.3%，从而能够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和国民经济循环受制于人，产业链供应链存在断点、堵点，也是短板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技术进步主要依靠“模仿”已不可能。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的，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带来的效率革命和动能转换；现代经济体系的构建及竞争力的提升，根本在于创新的支撑；产业链的断点、堵点和国民经济循环受制于人的短板能否克服，要害也在于创新力上能否突破。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必不可少。一方面是技术创新，依靠技术创新进行结构升级，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既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摆脱西方国家“卡脖子”、提高国际竞争主动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更好发挥政府顶层设计、统一布局、组织协调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既要夯实基础研究，又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既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另一方面就是制度创新。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对全面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再布置、再强调。未来要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建设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采编：都闻心）
（责任编辑：钟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