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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视角下的“城市群经济学”

合理的空间架构、垂直的产业链集群、高效的要素配置、改善的营商环境，一个都不能少。

撰文｜黄奇帆

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当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自管理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因此，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围绕一些中心城市进行高质量建设，都应成为新形势下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重要抓手，同时也需要高瞻远瞩地做好规划布局。

合理布局城市群的空间架构

首先，要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任何大城市都有居住、商务、产业、科教文卫、基础设施和生态休闲娱乐等功能集聚区，在布局上应该结合城市地形地貌和人文特色，按照大连通小分部的原则，实行多中心组团式的策略。

每个组团内部都配建上述功能设施，但要分类布局、相对集聚、互相配套，各个相对独立的组团之间，通过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等互联互通。这种板块特色鲜明、整体效益优化的现代化大都市，能够有效疏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促进城市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其次，要科学安排城市群内部功能结构。世界知名的城市群一般都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城镇化率在70%以上；二是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相邻城市人口比例大多在1:3—1:5以内，一般核心城市的人口在1000万左右，第二层级城市的人口在500万左右；三是大中小城市的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交通网络方便。

此外，要规划完善区域综合交通网络，都市圈、城市群要形成有机整体，综合交通网络是血管系统。其中，应重点建设以下四种交通：

一是承载区域枢纽功能的大交通，包括铁路、机场、港口通道等，这是城市群提升辐射带动能力的基础要件；二是承载各城市之间联通功能的交通，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快速干道等，是城市群的动脉血管；三是承载市民日常出行功能的城市内部交通，通过城市道路、地铁轨道和公交场站建设，确保城市平均车速达到每小时30公里，高峰时段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四是承载各种交通方式衔接过渡的换乘枢纽。以上四种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的运行效率和区域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城镇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

积极构建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断裂，引起了广泛担忧。从目前的复工情况来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速度比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更快、更好。例如，在电子制造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80%的相关配套零部件在本地生产，且1-2小时就能实现全地区通达。

这种集群化的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凸显了竞争力。一个地方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与传统水平分工的区别在于，尽管产业链上的企业还是国际化水平分工，但不再是广泛分布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是选择合适的地区，相互之间的触达时间在1-3小时，大致的半径范围是50200公里，形成了一个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零部件半成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这不仅可以实现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生命周期。

新冠肺炎疫情中，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复工复产的速度比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更快、更好。

此外，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能够有效降低物流成本，补齐创新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具体方式上，在城市群内要推动以下三种集群：

首先是某一个行业的上、中、下游集群。比如汽车行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汽车行业的支柱和体系，就要把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再到各种模组实现本地化生产。

其次是促进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如果仅仅是一个行业里的一条产业链形成集群，则还是单薄的，如果能集合行业里最重要的几家企业，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即使有个别龙头企业遇到困难，其他同类企业可能反而增加了订单，这样就形成一个整体平衡稳定、持续向上的健康发展状况。

要素市场优化资源配置需在业态上做到三个集聚：交易量的集聚，交易的会员单位、中介机构等各类企业的集聚，以及物流通信的枢纽集聚。

第三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任何一个工业产业链的发展，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都会有许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创新链条的延伸。这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此类产业在本地集聚。同时，在产品销售过程中还会产生结算和物流等环节。比如，产品在全球销售，就会使得与结算物流相关联的各种服务型企业集聚扎堆，围绕制造业集群来布局产业链，这种集群背后往往是各大企业集团的销售中心和利润中心的集聚，是价值链的整合，也是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所以，在制造业产业链上，往上游走是服务业的产业链，往中游走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链，往下游走是销售清算结算的服务型产业链。

提升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

一个城市群是一个要素市场的集聚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建立了极为丰富的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数据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也得到了发育并茁壮成长。

与商品市场不同的是，要素市场的品种相对单一，场所和平台相对集中，优化资源配置需要在业态上做到三个集聚：一是交易量的集聚，需要集聚区域内或全国这类要素80%以上的交易量；第二是交易的会员单位、中介机构等各类企业的集聚；三是物流通信的枢纽集聚，应有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以支撑要素市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基础条件。

基于此，要素市场的效率往往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相较于普通经济体，那些拥有全球要素市场、有影响力的经济体，其竞争优势会更为突出。

目前，我们国家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要素市场发育不足。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许多关于生产力集聚、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的改革意见，是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举措。

比如，针对土地要素，《意见》提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这不仅有利于城市盘活现有利用低效的工业用地，降低企业用地成本，还能使大城市反哺农村，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再比如，针对劳动力市场，《意见》提出要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的户口制度，这不仅将直接改善进城农民工待遇，促进农民工变市民，还有利于在现有基础上延长有效劳动时间，增加劳动供给，释放潜在人口红利。

由此可见，落实好这些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在未来每年产生上万亿的改革发展红利，有利于为区域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

持续改善区域发展营商环境

疫情下，广大企业承受重压，需要各地及时出台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从长远看，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是各地方工作的共同任务。

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高度都会进一步提升，集中体现在自贸区有望扩面提质、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及数字经济引领经贸规则制定等方面。对此，有条件的地方应结合自身实际，积极争取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为中国进一步开放探索经验。

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在地方政府层面应按照竞争中性、同等国民待遇的原则，公平对待各类企业。我们应用进一步开放来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用营商环境的改善来减少外国企业从中国撤资的行为。政府机构更应在办事细节上付诸实施，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以规则公平确保竞争公平。谁在这方面率先塑造出公平信誉，谁就将赢得下一轮外资资本竞争的青睐。

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当前的大国中唯有中国成功控制了疫情，一些发达国家希望将其创新成果到中国进行转化，以收获中国庞大市场带来的产业效益，那些对知识产权保护有力的地方，将是吸引这类成果落地转化的首选。

打造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需要降低各类隐性制度成本和显性成本，如物流成本。当前，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5%，而国际上物流成本一般仅占GDP的7%左右。可以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将铁路引入规模以上的开发区，使我们的铁路运输规模达到交通运输总量的20%左右，现在不足10%，铁路运输成本是公路运输成本的1/3左右，比航空运输成本要低更多；二是发展公路和铁路、水路和铁路、航空和铁路无缝对接的多式联运；三是优化企业的园区布局，促进产业在空间上相对集聚，节约上下游之间的运输成本，综合利用铁路、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以更为便利的运输体系降低物流成本。

如果我们能把上述工作做好，区域经济的营商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本地区的竞争力、软实力、创新活力都将继续存在。

如果说，城市群、都市圈的空间架构和规划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脑和中枢，那么，城市的快速路、轨道交通、高铁、航空港等基础设施，就是区域发展的脊梁骨，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就是区域发展的五脏六腑，要素市场就是连接区域全局的神经系统，营商环境就是体内微循环健康运行的重要依托。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区域经济的有机体。疫情冲击之下，各地要抓好这四个方面的协同发展，这将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