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经过30余年来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上海市在2011年当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逼近2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达12784美元，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区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收益递增（下凹形增长曲线）向规模收益递减（上凸形增长曲线）演变的关键转折阶段，长期以来人口红利与资本积累、工业化与国际化等因素交互作用下的规模收益递增正在显现出逐年衰减的态势。自2007年上海市GDP增长率达到最近30年的顶峰——15.2%后，2008年、2009年出现下滑（9.7%、8.2%），2010年回升到10.3%，2011年又降至8.2%，虽然此中有国际金融、债务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上海市主动结构转型的原因，但经济本身的波动性加大、潜在增长率下滑的趋势特征也已十分明显，影响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照此发展下去情况不容乐观。类似问题在沿海诸发达省份也已出现，经济已经很难维持原有增速了，甚至还会面临发展停滞的风险。但很多省份的政府仍希望以更强大的产业政策、数量化的转型指标强力推动转型，通过加大投资，保持增长，这实际上已经不符合发展阶段的内在规律了。我们认为，需要改变这种发展主义的理念，转向成熟经济体的依托市场激励、以效率持续改进推动转型与增长的方式。
在近年来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世界经济大调整的背景下，上海市在全国较早提出了结构调整与发展创新，相关指标与其他国内较发达城市相比也居于前列。不过，与国际上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上海的差距仍极其明显。由于现成理论总结与可资借鉴的相关经验并不很多，有关在转型期如何使总量、结构、分配、稳定等多重目标激励相容，同时协调好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矛盾与冲突的许多政策实践仍在摸索之中，上海发展转型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甚至模式，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系统性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转型发展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构转变，转型升级受到效率提高和广义恩格尔定律的牵引。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差别在于生产方式，同样的，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差别也在生产方式上。现代生产方式的表现是生产分工深化，获得规模化生产能力，并得到规模收益，核心是劳动效率能得到持续的提升。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其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从高效率的工业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也推动了农业和工业发展，直到产业间效率均衡、结构稳定。生活方式则体现在广义恩格尔定律上，即从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拓展到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因此，人类需求结构会牵引着产业不断变化，服务业比重会越来越高。但在可贸易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供给结构不一定与需求结构完全吻合，而供给结构更多地服从效率原则（比较优势）。但从全球范围看，广义恩格尔定律又是决定性的，服务业需求比重会持续提高。
从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看，将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分解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是各国产业部门的比重和该产业部门效率变动的乘积。如果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但服务业效率改进又慢于制造业效率的变动速度，则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欧美国家进入高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受到了上述规律的影响。服务业比重提高是因为受到广义恩格尔定律的牵引，而服务业可贸易水平低于制造业，由规模引致的效率持续改进要低于可贸易水平高的制造业。随着全球服务贸易的加速发展，这种局面会得到改善。纵观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和服务业不可贸易导致的效率改进速度慢等因素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但这也成就了它们比较均衡的经济结构。它们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仍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效率改进，尽管各国策略不同，如德国更倾向于制造业，英美更倾向于服务业，但核心都是效率改进，而效率改进的背后是市场激励、人力资本、企业竞争力提升，以及政府和社会协调效率改善。
按照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为40%～45%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为50%的水平的情况，可以认为2010年的上海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发展水平。上海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将处于规模收益递增（下凹形增长曲线）向规模收益递减（上凸形增长曲线）演变的转折阶段，是从要素投入型规模扩张增长向效率驱动的集约和创新型增长过渡的时期。上海当前的增长减速实际上遇到了发达国家所曾面对的同样问题，城市化水平高达90%，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导致GDP增长速度下滑，重返过去的增长方式已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能持续改进效率并形成更均衡的产业结构。本书在指标设计方面不采用以产业政策干预为基准的“转型升级指标”，而尝试以效率为主导，结构并举，把增长潜力（人力资本、企业研发等）、生活质量和稳定性纳入上海转型升级的评价体系中，强调持续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才是转型升级的根本。
本书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引言，第二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研究，第三章是上海市与国内发达城市转型升级比较，第四章是结论及政策建议。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为本书提供理论支持，并在国内外现代化指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发达城市的实际，将中国发达城市转型升级分为效率、结构、潜力、生活和稳定5个一级指标，并选取了28个具体指标，利用2005～2010年的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上海创新转型发展指标进行进一步的系统量化研究。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上海转型升级在2005年后一直排在全国五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和深圳）之首，与全球发达经济体比较，效率改进速度显著。当然也要看到这是通货膨胀和汇率等因素帮了忙，是名义上的赶超。当前上海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主要是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即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自2002年起就低于1，到2010年已经降低至0.7，2005～2010年平均水平为0.76，低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大于或等于1的水平。如果不加速改善服务业劳动效率，而盲目提高服务业比重的话，就会形成低效的产业结构，而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是提升服务业效率的关键。上海“每百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上海未来效率提升要靠人力资本积累。在结构方面，上海工业部门就业和产值比重高，效率改善不错，但未来必然受到广义恩格尔定律的需求牵引，保持制造业的优势非常困难。从德国和新加坡的经验看，抑制地产泡沫是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根据需求偏好相似理论[1]，上海市的整体需求与消费将逐步与国际上的高收入经济体趋近，消费需求升级、生活质量的提高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创新、消费、投资、贸易和金融等都将围绕与城市生产、生活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大发展机会而展开，能否抓住这一机会将成为上海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1] 需求相似理论（Theory of Preference Similarity）是瑞典经济学家斯戴芬·伯伦斯坦·林德（Staffan B.Linder）于1961年在其论文《论贸易和转变》中提出的。该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是，如果两国的平均收入水平相近，则两国的需求结构也必定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