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魏晋南北朝是处于秦汉与隋唐大一统之间的动乱分裂时期。在长达近四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战乱频仍，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尖锐，政权更替，社会动荡。学界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的文学研究，多集中在这一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历史进程的考察与具体剖析的层面之上，对战争文学虽有关注，但尚不够全面深入。究其原因，一方面主要是长期以来纯文学的观念左右着我们的研究视野，将这一时期留存的一些文章，诸如诏、表、疏、檄等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实用性的文体给轻忽了，而其中有关战争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战争的态度以及相应的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学界对魏晋南北朝与战争有关的边塞诗或军旅赋的研究，远远低于对文人乐府诗、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宫体诗等一些诗歌题材的关注，与《诗经》及唐诗中有关战争与相关文学研究相较，也欠深入。正如一些学者所论及的，近代以来，学界对古代文学尤其是唐前文学的“文学”概念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杂文学到纯文学再到大文学观念的变迁。以大文学的观念考察这一历史时期战争文学，我们可以看到战争文学对政治、现实的关注，对社会、民生的思考，以及时人的哲学观与生存哲学，这无疑是文学研究者所应关注的主题与应有的人文情怀。宋雪玲博士的《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综论》，从战争诗文角度切入，不仅直接与这一时期的战乱分裂的社会现实关联，而且能够揭示处于战乱中的人们所思所想。这对我们全面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状态与文学的多样性，无论是在选题的学术性还是研究视野的开拓上，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具体说来，该著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以大文学观对魏晋南北朝战争文学作了全面考察。该著对这一时期的战争文学从诗、赋、文三个层面作了探讨，尤其是对战争文的研究，不仅作出劝战文、止战文的合理划分，从文体角度论述了魏晋南北朝劝战止战文、檄文等不同的表达形式，拓宽了战争文学的研究范围，而且每一部分论述主旨明确，核心突出，具有问题意识，是整个论文中特别具有学术价值的部分。该著对诗、赋文体中对战争的表现，也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时而有一己之得。因而，该著对这一时期的战争诗文的综合研究，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世积乱离的社会状态；从文学题材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在学界关注较高的文人乐府诗、玄言诗、田园诗、宫体诗之外，又突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表现主题，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题材与内容。

第二，从大文学的角度切入战争诗文，必须具备文史知识结构以及贯通文史的学术功力。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上看，文史结合，强调尽量走进历史语境，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探讨文学现象。但是具体到战争诗文这一研究对象，文史结合，已然从方法论上升到跨学科研究的高度。要求研究者必须对这一时期的重大战争及战争史有着深入细致的考察，对战争双方的国力、战争发生的原因、战争的态度与策略、战争的结局以及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作出相应的思考。可以说，这是一个史学与文学交叉的需要双管齐下的研究课题，也构成该著一个特点。如该著通过对劝战文政治诉求的剖析及变迁的考察，认为三国时期劝战文所表现出的由依附旧有皇权向依附集团政权的政治转向，西晋时期的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东晋时期的“克复神州”的政治理想，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基本政治诉求。而南朝劝战文所表现的图存自保、以求苟安的理想坠落与北朝劝战文所表现出的开疆拓土、“华裔将一”的进取精神，则反映了南北士人不同的精神面貌和心态特征。南朝士人的精神委顿与北朝士人的昂扬进取，形成了鲜明对照。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战争文呈现出的政治诉求，不仅有历时的勾勒，还有南北的对比，反映了该著透过文本观照历史的文史结合的研究特色。

第三，该著立足于文学本位，注重对战争诗文文学性研究，从而避免了将这一课题呈现出史学研究的面貌。所谓文学本位，在我看来，即是以文本解读为中心，揭示文本这一话语系统所蕴含的思想及所呈现出的外在文体特征。该著在文本分析和具体考证的基础上，对战争诗、劝战止战文、檄文以及武功赋等各种文体的话语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心理以及文体功能、文体特征演变等，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而深化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为文学文化学研究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成果。

第四，该著不仅完整地考察了战争诗文的发展流变、断代特点、文体风格等，而且在作品系年、诗文本事等相关史实的钩沉考索上亦时有新见。宏观概括与微观考证结合，使论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如对战争文的研究，该著搜集了这一历史时期相关文献，并对文献进行系年与系地，从文献整理角度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战争文创作时代及地域分布，揭示了这一历史时期战争文数量的递减以及北方多于南方的时空特点，其与这一时期文学从慷慨多气向柔美华妍文学风格的变迁轨迹颇相一致。因而，该著最为基本的文献整理，不仅使该著立论坚实，而且体现了作者提升文献整理价值的良好科研能力。

历年来，我对研究生的指导，总体上说来，强调以文学为中心，从文献、文本、文体与文化四个层面对研究课题作全方位的思考。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可根据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及兴趣特长有所偏重，或根据研究生的研究能力而加以纠偏，试图全面提高。博士一年级，我对雪玲的读书方向没有太多的干预，一来希望她读书的面尽量宽泛一点，走由博返约的治学途径；二来也希望她能够通过广泛阅读，找到一个兴趣点，自己确定一个选题，这样研究起来更能驾轻就熟。不过唐前文学研究选题，现在确实面临许多困境，她和我交流多次，有一段时间甚至为选题的问题颇为焦虑紧张。当时，我正参与梅新林教授主持的“中国学术编年”项目，负责“三国两晋卷”的编撰。正是在这个项目的研究中，我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论战文的话题。雪玲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已经培养了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如果在文献和史料上能够多下功夫，这个题目也应该能够做好的。当时雪玲也参与了书稿的部分校对工作，我提醒她注意这方面的史料与文章，恰好她对战争与文学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最初拟定的题目是“战争与魏晋文学”，相对更为宏观，论文框架也比较大。我们几经商定，最后定为“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研究”。后来论文的进展过程，虽然也有一些曲折，似乎也未能完全达到她最初设定的研究目标，不过在我看来，对一位刚刚踏入学术领域的年轻人来说，雪玲的研究是富有成效的，而且创获颇多。比如，除了上文提到的有关战争文和武功赋的研究，她的研究显然可以济补学界研究的不足，具有很高的学术创新意义。而论文中涉及的许多问题，我们都讨论过许多次，诸如陶渊明的战乱书写、南朝战争诗的理想化倾向、檄文的文体功能变迁和演进、劝战文止战文的政治诉求、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主旨问题，等等。这几个集中讨论的话题，后来也都形成了独立的学术论文并已发表，可见她用力之深。后来雪玲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受到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也不是偶然的。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综论》，正是雪玲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加工润色、充实提高而形成的。

该著出版之际，嘱我作序，作为她的导师，我似乎是不应该推辞的。该著的特点既如上述，如果从更高的学术要求看，也存在着一些不成熟或有待改善的地方，比如章节设计的结构不够统一。虽然各个时期文学的发展并不平衡，难以要求一律，但是如何使二者保持同一逻辑维度，仍然是需要悉心推敲的。而在具体写作上，材料的丰富性、概括的准确性、理论的思辨性，也都是雪玲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所必须注意的。当然，因为这个选题部分地超出文学研究范围，涉及历史、文化史、思想史等诸多领域，需要很高的理论修养和深厚的知识储备，对于一个专业研究者都有相当难度，对于一个刚刚步入学术研究领域的新人来说，就更具挑战性。雪玲毕业后，去了浙江省社科院工作，留在美丽的杭州，仍然在我身边，我与她又多了讨论学术、交流情感的机会，这让我非常高兴。浙江省社科院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深厚良好的科研氛围，又是浙江省学术研究的重镇，我之所以写了这么多褒奖和批评的话，只是希望雪玲在良好的科研环境下，孜孜以求，更上层楼。

是为序。

王德华

2014年12月8日于杭州委心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