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高速增长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这也为分析雾霾污染特征、探索区域经济结构优化路径提供了新的研究窗口。面对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防治形势，新一届政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着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进一步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大气污染防治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量，既是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结合点，也是落脚点。为强化大气污染治理，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双约束等多项政策，从污染物产生端和排放端不断加大约束力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三期叠加”的重要节点，准确识别雾霾污染的区域性特征，有利于为大气污染防治科学施策提供依据；深入阐释雾霾空间非均衡分布的内在原因，有利于找到大气污染防治的突破口；深刻领会要素供给约束的新内涵，有利于找到经济结构优化的着眼点；合理评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结构效应，有利于明确产业转型升级的路线图；科学估测经济结构调整的缺口，有利于找到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的切入点，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及实践价值。

本书以经济中高速增长为研究背景，从全国、分地区、分行业、重点城市及重点经济带等视角比较分析了大气污染的特点。数据分析显示，总体上，我国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体已进入下降通道，经济增长已实现与污染物排放的全面“脱钩”，比较而言，我国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表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行业特征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6大行业是我国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的“主力军”；区域层面上，基本呈现产业结构越“重”，污染也越严重的特征，其中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是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基于现状分析，本书以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为理论基础，采用空间探索性分析工具、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等现代计量研究方法，分析雾霾污染的区域性特征及内在原因，探索资源环境约束背景下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空间依赖是雾霾污染的重要特征，可吸入颗粒物呈现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其高值集聚主要集中在华北和西北地区，是雾霾空间集聚的主要表征载体，在空间计量框架下“经济-环境”关系轨迹呈“倒N形”；汽车保有量、发电结构、高污染行业产品的地区分布等因素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区特征，在环境污染治理强度上东、中、西部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能够在统计意义上解释雾霾天气为什么主要发生在我国中东部地区。若不考虑技术冲击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短期内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到2017年京津冀鲁四地削减煤炭消费总量，将使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分别变动-0.1928、-0.1297、-0.1407、-0.0565。考虑技术冲击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后，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经过模拟与校准发现：北京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保持稳定，天津微幅上升，河北、山东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趋势相对明显，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弱化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正向冲击。通过以山东作为代表省份的典型考察发现，实现“十二五”规划资源环境双约束的目标，需要工业占比下降10.52个百分点；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需要工业占比下降2.1个百分点；如果考虑技术进步及新能源替代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影响，“十二五”期间经济结构调整的幅度应为工业占比下降7.57个百分点，与“十二五”规划预期目标存在1.37个百分点的调整缺口，但比未考虑技术进步及新能源替代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时，工业结构调整少2.95个百分点，经济结构调整难度明显降低。

中高速增长期，我国经济发展既面临着大气污染防治的严峻挑战，也承载着“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重要使命。强化雾霾污染防治既是倒逼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具体手段，也是区域经济结构主动调整的有效抓手。为实现空气质量改善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双赢：应着力实施联防联控，提升雾霾防治效率；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提质增效；着力完善考评机制，引领资源优化配置；着力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着力创新发展途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