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两者之间的理论传导机制以及实证结果都存在较多分歧。本部分依据两者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与否先对其进行总结。

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国外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以下这些。Grossman、Krueger（1995）应用面板计量方法，结合从全球食品污染监测规划（GEMS）获得的各国空气污染、水污染历史数据，分析了GDP变动和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污染程度并不会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恶化，而是呈现“倒U形”的情形；并且对于大多数污染物而言，当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就会呈现减少趋势。此外，Grossman、Krueger（1995）还指出，发达国家较为严厉、完善的环境保护法规条例导致污染密集型产品于发展中国家生产，从而造成本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这一命题也存在诸多质疑，有待进一步检验。总体而言，“倒U形”关系的形成同政治、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存在关系。Grossman、Krueger（1995），Tamazian、Rao（2010）分别采用重金属污染、二氧化碳浓度等指标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Panayotou（1993）通过使用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关于森林砍伐和空气污染的截面数据，运用计量方法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现实存在性，并由此得出了不同的环境破坏类型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存在较大差异：森林砍伐、破坏的转折点在人均GDP800～1200美元；废气污染的转折点在人均GDP3800～5500美元。形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动，科技水平在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偏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尽管经验数据支持了环境状况最终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改善，但应注意到在接近转折点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超出环境承受阈值的可能，因而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应采取各种措施拉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动幅度，防止不可逆环境破坏的发生。主要包括：①消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政策扭曲；②通过定义明晰的产权使环境污染的成本内生化；③加强对各类资源的产权界定；④发达国家通过构建合理的融资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资源以及生物多样性等。Hilton，Levinson（1998）利用48个国家在1972～1992年共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废铅排放和人均收入的相关关系，结果显著地支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现实存在性。作者更进一步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成的原因分为两方面：①技术效应；②规模效应。前者反映在汽油含铅量上，后者体现在汽油的实际消耗量上。最终结果表明，除单纯增加收入外，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不断降低也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成有重大作用。Millimet、List（2003）运用美国国家层面数据检验了排放（环境污染水平）与收入间的关系，证实在国家层面“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Stern et al.（1998）认为，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拟合忽略了重要的解释变量，加入这些解释变量会提高曲线的拐点，研究发现：当仅用OECD国家硫排放数据进行拟合时，拐点水平要远低于运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数据进行拟合的拐点。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成，Dinda（2004）归纳总结两种较为普遍的解释：一是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由最初的农业经济为主导，逐渐向工业经济、服务经济演变，环境污染变化呈“倒U形”趋势；二是在高收入阶段，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偏好更强，此时增长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反映的政策内涵而言，经济增长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污染是增长中的问题”。事实上，Arrow et al.（1996）认为加速增长不是提高环境质量的灵丹妙药，Grossman、Krueger（1995）认为曲线拐点不会自发到来，技术进步、结构优化能够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拐点到来才有可能。国内相关研究中，国家层面数据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存在。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国内的代表性文献包括：林伯强等（2009）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表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拐点，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李小平等（2010）证实在中国工业行业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人均产出和碳排放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李锴等（2011）在估算中国省区市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存在。当分地区验证库兹涅茨曲线时，“倒U形”假说的适用性存在分歧。蔡昉等（2008）在讨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生活质量改善对环境质量要求的基础上，通过拟合二氧化硫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库兹涅茨曲线，发现东部地区已进入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区域，而中西部地区还处于排放不断增加的阶段。高静等（2011）则发现东部地区存在“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西部地区存在“正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部地区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包群等（2005、2006）利用1996～200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同时包含污染方程与产出方程的联立方程组，分析了中国污染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大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验证了环境库滋涅茨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性。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均GDP离30000元/人的转折点还相距较远。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通过增加环保科研经费投入、提高贸易开放程度和加大政府政策的引导与监督等方法来避免走入“先污染，后治理”的误区。范金（2002）对中国81个大中城市1995～1997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悬浮颗粒浓度等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除氮氧化物浓度之外，其余污染物与国民收入水平存在“倒U形”关系。彭水军、包群（2006）选用了1985～2003年6类环境污染指标，考察了环境污染与我国收入变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格兰杰因果关系。结论表明，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与此同时，彭水军、包群（2006）还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发展中国家存在若干不适用的地方，因为不少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不断地增长和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环境污染并没有呈现逐渐加大的状况，相反还存在同步改善的情形。杨林、高宏霞（2012）利用2000～2010年11年的数据构建了可以反映我国历年环境污染程度的综合污染指数，并用静态和动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机理。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最终会超过规模效应从而使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杨林、高宏霞（2012）还进一步指出，只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加快结构和技术效应的变动速度，就可以使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出现跳跃，创造一种新的“无峰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而规避触及“环境承载能力阈值”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