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已有成果的评析

就“国外学者”而言。瓦尔拉斯、克拉克这两位与马克思同世纪的经济学家在资本问题上与古典经济学家持相同的基调：都侧重资本的直观形态或物质形态，把资本的本质概括为“钱能生钱”或“生产工具”，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资本的生产关系理论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之后的学者在马克思资本观问题上的研究状况可归纳为四种情形。

情形一即侧重马克思对资本“否定的理解”方面（即资本批判理论），并在某些观点上顺向推进。例如，卢森堡说马克思资本理论以至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秘密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实现）理论予以了展开研究并预示了资本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希法亭坚持马克思资本理论，将其中的虚拟资本、金融资本理论进一步展开，并且具体提出了资本的发展趋势构想；斯威齐肯定马克思资本理论渗透着马克思历史观，坚信马克思关于资本发展的灭亡趋向理论；罗宾逊、伊特韦尔肯定资本是对资源的支配权，明确认为马克思的“作为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的剥削率概念还是照样恰当的”；布·明茨阐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特别是作为资本的“果实”在经济内容上的私人性与作为法律形式或财产权形式上的非私人性之间的混合态或重叠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与全体国民分享资本“成果”——剩余价值这一资本发展的新趋向；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仍然没有改变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爱德华·内尔完全肯定马克思资本理论，认为马克思资本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强的解释力；华勒斯坦结合《资本论》之后资本的发达状态阐明了“资本”的三个特征；布洛克肯定马克思关于资本在本质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理论；梅扎罗斯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所针对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主义”，感兴趣的是资本有机体系构成及其发展趋势而不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缺陷，提出资本发展的趋势是“超越资本”；伊东光晴在坚持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征；中谷岩揭示了“全球化资本”的特征是“制造价格差”“到利率高、景气好的国家投资”；赫尔南多·德·索托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成功运作事实与马克思资本理论之间的比照，进一步充实了马克思资本概念之“生产力”属性，改进了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哈维坚持马克思资本理论，突出其中两点即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空间意义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波斯纳认为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资本”的“自作孽”；山口重克肯定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化现象；戈尔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不再是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托马斯·皮凯蒂通过对全球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分析而肯定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就是资本及其所有权的存在是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情形二即涉及马克思对资本“否定的理解”方面（即资本批判理论）而在某些观点上逆向否定。例如，鲍德里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萨缪·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把这种社会资本所涉及的资本之社会关系属性归于“共同体”内部的“合作”关系而非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索洛指责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本理论“偏好”“意识形态”而主张“资本理论的中心概念应为投资收益”，H.D.库茨提出“资本的理论最重要意义在于，它事实上掌握了解释利润这把钥匙”[72]；施韦卡特不“认可”马克思的资本之生产关系论，说资本的（投资）活动“最基本的目标是培育实业性活动”——沿袭古典经济学逻辑；舒尔茨推出“人力资本”概念；利皮特虽然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肯定资本内在局限性，但责备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以及自我更新能力；卡列茨基提出“资本主义是一种适应性体系”，认为马克思资本学说低估了这一体系的自组织能力而“误读了历史，误解了经济学”。

情形三即侧重于《资本论》之后的新情况而否定马克思资本观中的具体定论或整体否定之。例如，熊彼特肯定资本作为企业家可以用于控制所需要的具体商品的一种“杠杆”等职能，奠定了它在资本主义经济机体中的地位，不“接纳”马克思资本之生产关系论；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资本学说在“后工业社会”属“过时文化”；林南用“社会资本”扩展资本概念外延，把马克思资本学说划入过时的“古典资本理论”范畴；福山认为马克思关于“纯粹的金钱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这个判断不符合史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就存在；乔纳森·斯珀伯认为马克思没有证据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没有看到服务业在19世纪经济中的应有地位，更没有预见到其后来的前景。

情形四即触及马克思对资本“肯定的理解”方面与“否定的理解”方面（即资本批判理论），而重在否定马克思资本学说。例如，萨缪尔森断言“马克思著作的核心内容是剖析资本主义的优势和缺陷”，但重点在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反思”，并由此走向“反对”，如否定马克思的“价值关系”理论；莱博维奇关注到马克思对资本“文明面”的肯定以及马克思资本学说的否定与肯定这“两个方面”，但意在把它们归为作为资本主义“危机”之源的资本内部矛盾运动的“必要成分”；罗桑瓦隆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作用的论述；帕尔默、科尔顿肯定资本属于一种“非消费的财富”、用以“生产更多的财富”或“生产更多的未来财富”。

就国内学者而言，他们在马克思资本观问题上的研究受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需要影响，可以把他们的观点归纳为五种情形。

一是正视资本的正效应。例如，蒋一苇在国内较早地明确从生产力角度把资本视为“企业承担风险的保证金”“衡量企业承担风险能力大小的指标”，存在于不同社会之中，“属于一个中性的概念”；蒋学模把“资本”“剩余价值”范畴从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有范畴”抽象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共有”的范畴；刘诗白强调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在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林炎志肯定资本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马克思的“国家资本”概念有现实意义；周其仁肯定资本家作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属于“稀缺“资源；洪银兴把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界定归纳为“两个层次的规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私人资本分为“执行雇佣劳动职能的资本”与“不执行雇佣劳动职能的资本”，并把其收入分为“剥削”性收入与非剥削性收入；郎咸平把现代资本功能阐释为“藏富于民”“保证社会基本公平”；齐兰肯定垄断资本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程度的益处；章海山主要从伦理学侧面肯定资本的积极作用或“善”的一面；刘荣军具体阐明了资本的“文明面”；秦慧源明确提出马克思的资本观“既包括对资本野蛮性的批判，也包括对资本文明化功能的肯定”，并指出了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片面”之处。

二是侧重马克思对资本“否定的理解”方面（即资本批判理论）。例如，章莉认为，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中的“资本”“私有制”“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等概念共同组成了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资本范畴和剥削理论从根本上说具有“同质性”；张雄提出“主体性资本”构成当代社会各种弊端的“罪魁祸首”；陈先达明确否定资本的“自我增值”功能，认为资本在与劳动的关系中居“强势”；鲁品越认为资本有“两重性”即“配置生产要素”和“分配剩余劳动”，这“两重性”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危机；许永和认为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即“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力量”而非“生产资材”，也就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转化为追求利润的一种力量；卫建林总体上强调资本的历史负面作用或破坏作用；王南湜通过资本主义全球化影响证实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见性，认为当资本主义全球化实现即全人类被分化为只有“资本家”与“无产者”时，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这一总体趋势发展的结果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作为剥夺者的资本家进行剥夺；王庆丰认为金融资本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出现了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或符号经济的转向、从工业资本运作到金融资本运作的转向，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出现了从工业剩余价值剥削到虚拟剩余价值剥削的转向。

三是基于西方经济理论触及马克思对资本“肯定的理解”方面。例如，张维闵认为，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使以前只是作为生产成本的劳动要素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以资本的“身份”要求社会承认其占有剩余的合法地位，经典的“按要素分配”的内涵发生了根本的质变；厉以宁把资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物质资本”，第二种是“人力资本”，第三种是“社会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重要，并从“现代市场经济”侧面肯定了发展资本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梁小民提出“资本创造历史”，一部近代经济史乃是资本冒险、开拓、创造巨大财富的历史。

四是侧重从方法论理解马克思资本观。例如，汪丁丁从“物的维度”“社会关系的维度”“精神生活的维度”分析资本的属性；俞吾金把马克思的资本分析方法阐释为“批判的维度”“实践的维度”“权力分析的维度”；孙正聿把马克思资本学说阐释为关于“现实历史”的存在论；沈斐凸显“资本内在否定性”；颜鹏飞实际上从方法论角度提出加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生产力属性研究；丰子义、贺来、吴晓明等从“现代性批判”提及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与肯定；任平从“辩证视域”论及资本的“积极作用”和“否定性作用”。

五是侧重从文本解读马克思资本观。例如，聂锦芳提出“当代全球化态势下的‘资本’已经不完全是《资本论》中批判的那个‘资本’”；赵学增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资本学说关于资本的特征、职能以及它的历史进步性；孙承叔肯定资本家的“劳动”也“创造价值”，同时强调资本的历史负面性。

总之，国内外学者大多正确地看到马克思资本观中这一基本视角及其丰富内容，这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同时，他们在马克思资本观上的研究存在各自不同的特殊点。就国外学者而言，他们大都忽略马克思对资本“肯定的理解”方面，并由此进而责备马克思“低估”资本的自我修复功能；就国内学者而言，他们大都注重马克思对资本“否定的理解”方面（即资本批判理论）[73]。另外，虽然国内外不少学者程度不同地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的“肯定的理解”向度，但那些关于马克思对资本“肯定的理解”方面的论断或者居于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夹缝”之中或模糊于这两个方面之分（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即“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的批判，只是在同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和文化相比较的时候，才肯定现代性的积极面，而马克思的重点始终是放在对于现代性的消极面的批判之上”[74]），或者限于所谓的马克思对资本的否定（批判）中包含着肯定、对资本的肯定中包含着否定这类抽象的、思辨层面的评述之中，结果在学界及社会舆论界长期以来形成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资本观就是资本批判（理论），由此给人们特别是青年学子带来马克思资本学说在当代似乎“用场不大”的表象。在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界关于资本问题研究的这些情形及其在宣传舆论界的长期而广泛的传播与影响难免使马克思思想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被打扮成一种“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怪物。

---

[1] 〔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88页。

[2] 中央编译局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117页。

[3] 〔德〕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坐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第289页。

[4] 〔奥〕希法亭：《金融资本》，李琼译，华夏出版社，2010，第147页。

[5] 〔奥〕希法亭：《金融资本》，李琼译，华夏出版社，2010，第265页。

[6] 〔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孔伟艳、朱攀峰、娄季芳译，北京出版社，2008，第71页。

[7] 〔美〕金迪斯、鲍尔斯等：《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71页。

[8] 〔美〕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378页。

[9] 〔美〕索洛：《资本理论及其收益率》，刘勇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9页。

[10] 〔比利时〕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594页。

[11] 〔波〕明茨：《现代资本主义》，陈远志、李惠华译，东方出版社，1987，第70页。

[12] 〔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第1088页。

[13] Paul A.Samuelson，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 of Paul A.Samuelson，Vol.Ⅲ，Edited by C.Merton，The MIT Press，1972，p. 311.

[14] 〔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32页。

[15] 参见〔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中册），孙福生、陈敦全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566～567页。

[16] 〔法〕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杨祖功、晓宾、杨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36～237页。

[17]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王宏周、魏章玲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409、498页。

[18] 〔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页。

[19] 〔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28页。

[20] 〔英〕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8页。

[21] 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载〔美〕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陈彪如、唐振彬、许强、宋承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20、24页。

[22] 内尔：《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与资本》，载〔美〕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陈彪如、唐振彬、许强、宋承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247页。

[23] 〔美〕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3、8页。

[24] 〔美〕布洛克：《后工业的可能性——经济学话语批判》，王翼龙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166页。

[25] 〔美〕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陈志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42、24页。

[26] 〔加拿大〕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第17页。

[27]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卷），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71、73页。

[28]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下卷），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746页。

[29] 参见〔日〕伊东光晴《现代经济蜕变》，郑海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第277页。

[30] 〔秘〕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2，第181页。

[31] 〔秘〕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2，第182页。

[32] 〔美〕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20～121页。

[33] 〔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1～12页。

[34] 参见〔日〕山口重克《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张季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页。

[35] 〔美〕利皮特：《资本主义》，刘小雪、王玉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2页。

[36] 〔日〕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郑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25、58页。

[37] 参见〔美〕戈尔德纳《当前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上），曹浩瀚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第10～11页。

[38] 〔英〕卡列茨基：《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胡晓姣、杨欣、贾西贝译，中信出版社，2011，第17、25页。

[39] 参见〔美〕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的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2，第143、148页。

[40] 参见〔美〕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大学出版社，2012，第228、230页。

[41] 参见〔美〕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邓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272、281、288页。

[42]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46页。

[43]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169、589～590页。

[44] 参见《蒋一苇经济文选》，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第225、228页。

[45] 蒋学模：《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第56～57页。

[46] 厉以宁：《经济漫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80页。

[47] 参见刘诗白《主体产权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第159页。

[48] 参见林炎志《国有资本人格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142～143页。

[49] 赵学增：《资本作用的再认识》，《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10期。

[50] 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第97～98页。

[51] 参见崔友平《资本理论述评及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8期，第35页。

[52] 赵旭亮、王明华：《资本一般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第143页。

[53] 洪银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的属性——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现代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15、18页。

[54] 孙承叔：《关于资本的哲学思考——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东南学术》2005年第2期，第92页。

[55] 郎咸平、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第134～135页。

[56] 郎咸平、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第143页。

[57] 梁小民：《经济学内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17页。

[58] 汪丁丁：《资本概念的三个基本维度——及资本人格的个性化演变路径》，《哲学研究》2006年第10期，第25页。

[59] 参见俞吾金《资本诠释学——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31页。

[60] 章海山：《市场经济伦理范畴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第121页。

[61]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51页。

[62] 参见鲁品越《社会主义：在驾驭资本中走向强大——社会主义对资本的辩证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2页。

[63] 张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31页。

[64] 章莉：《资本性质新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78页。

[65] 章莉：《资本性质新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28页。

[66] 许永和：《生产分配与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台北）指南书局，2009，第243页。

[67]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第2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第499页。

[68] 参见周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资本概念》，《哲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18～20页。

[69] 参见王南湜《剩余价值、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于改进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第24页。

[70] 颜鹏飞：《〈资本论〉方法论研究的现实价值》，《光明日报》2013年8月27日。

[71] 秦慧源：《论马克思的资本观》，《理论界》2013年第1期，第4页。

[72]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第387页。

[73] 有学者说：“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的危机，生态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生态危机、生态矛盾，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本质的佐证。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生态危机都被马克思视为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即马克思把这些危机都视为‘导致资本主义垮台的其自身的因素’。”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0页。

[74] 高宣扬：《德国哲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