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
教育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卡洛斯·托雷斯
一 作者简介[1]
卡洛斯·托雷斯（Carlos Alberto Torre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拉美研究中心前主任，保罗·弗莱雷研究所的创会理事，以从事比较教育、教育政治社会学研究而知名。他在阿根廷的萨尔瓦多大学接受本科教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拉美社会科学研究所（FLACSO）及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托雷斯的关怀理论，重点在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内在联系，尤其关注社会运动中具有多样性与辩证性的权力动力机制，认为正是这一机制，使教育成为一个永恒冲突与抗争的据点。他的实证研究关注全球化趋势对拉丁美洲造成的影响，特别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高等教育。西方学界认为，托雷斯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促进了政治教育社会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
过去三十年间，托雷斯在拉丁美洲研究、教育社会学和比较国际教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过去十年中，托雷斯以全球视角来考察人权、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身份等重大政治与理论议题，为争取教育去中心化、使教育在全球化影响下保持独立做出了贡献；当前，托雷斯将全球公民的教育问题置为研究中心，致力于理解在巴西和阿根廷新兴的民主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及近来兴起的社会运动对教育所造成的影响。
二 著作简介[2]
《教育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Education an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一书于2012年在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是该出版社教育社会学系列丛书Routledge Research in Education 之一。这本文集以托雷斯博士学位论文中所提到的哈贝马斯（Habermasian）批判理论及少量的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对弗莱雷政治教育学理念进行研究，虽然篇幅仅约5万字，却以其短小精悍的篇幅、独树一帜的理念而在西方学界中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托雷斯以《社会理论与教育——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导言，开门见山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托雷斯是弗莱雷工作上的密友，这种反潮流的态度显然深受弗莱雷的影响，在篇首他引用了弗莱雷的一段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再一次地我必须更新自己关于这个天真的、自然的、被疏远的、正在远离的世界的知识。所以将世界视为我认识论思想、批判研究的客体，视为自己警觉的好奇心。从根本上说，‘意识觉醒’（Conscientization）是我一点一点进入事实的本质后的一种警觉行为，使我面对可认知的客体能够发现其实质。”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其次畅想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最后用政治体裁传记作为总结。在第一部分“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中，托雷斯从道德立场出发，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当代文化教育中最无益的现象，对西方国家对人力资本的官方态度进行了挑战，刻画出全球化对立、矛盾、冲突的肖像。他以世界银行（World Bank）为例，讨论了在第三世界教育改革中专门知识（Expert Knowledge）的卷入，批判地指出教育改革中外部援助和专门知识（Expertise）所带来的风险。之后，又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政策“有教无类”（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为分析对象，从社会教育公平的角度进行了批判。在第二部分“从批判到乌托邦：转向后自由主义全球化”中，托雷斯指出，州政府（the State）和教师工会（Teachers’ Union）的冲突交点在于视教育这一公共产品为独有的（Particular）还是普适的（Universal），这一冲突在全球化中被更加激化，在此背景下，弗莱雷的教育法（Pedagogy）被作为典范进行讨论，以探讨批判社会理论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深化对全球化、教育和社会公正的转化性学习（Transformative Social Justice Learning）的理解。第三部分“自传作为一种政治教育抗争”则是对托雷斯的一个访谈，他自述其工作与“教育、权利、政策三者关系”有关。作为移民到美国的拉美学者，托雷斯认为自己既是局外人、也是局内人。他把美国看成新帝国主义国家（Neo-imperialist Country），对外强行进行人文主义军事独裁（Humanist Militarism），作为新自由主义中心的美国，其对拉丁美洲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托雷斯将对社会政策、战争、全球特权的深入探讨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并认为拉丁美洲为教育贡献了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弗莱德批判教育学、混杂文化学说、人权说等理论。
三 简要述评[3]
主题与立场
该书从新自由主义的道德弱点入手，对其全球化过程进行质疑和挑战，其核心论点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将教育带离其发展轨迹，使教育朝商品化市场主导方向发展，从而增加了剥削、社会排斥、不平等现象产生的可能性。在托雷斯强烈的批判写作风格下，利用马尔库塞和黑格尔的理论框架，通过带修辞色彩的语言，将美国霸权主义中分析性思维的缺乏、对战争和合规文化的颂扬进行展现，从而使全书主题呈现出二元对立的倾向：代表邪恶的新自由主义和代表美德的弗莱雷理论之间的较量。
这种价值观的二元对立在教育中有尖锐的体现。新自由主义认为，教育并非公共事业，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私人事业，它和资本主义需求联系更加密切，对劳动市场的需求更加具体；而弗莱雷、托雷斯等人则主张，教育是一种自由的、能增强自我认知、有助于自我解放的行为。在托雷斯看来，弗莱雷的“政治教育”观点与全球化的话语霸权不同之处在于，充分注重意识和批判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变革的关键在于：要事先勾勒美好未来的蓝图，要注重教育在社会公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要建立完全与民众要求相一致的领导权。因此，弗莱雷的理论是解决新自由主义所引发各种错误的良药。这种二元对立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上，也存在于一系列微观层面中，包括建构主义和实证主义，公共和私有，边缘和主流等。
托雷斯深受弗莱雷及其观点“教育是传递真理、乌托邦、创造力、宽容的事业”的影响，他认为“教育是一种道德事业”，此立场既体现在他对拉丁美洲教育斗争的看法，对世界银行的评价，也体现在他运用实证主义、历时研究方法和批判社会理论对不同教育方式的比较研究中，该立场将所有章节联系在一起，对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行评判质疑，企图寻找出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成为贯穿全书、理解作者的关键主线。托雷斯力图完成弗莱雷的遗愿，想要彻底改造快速资本主义（Fast Capitalism）体系下的学校教育：“这些持反对意见的文章强调了理论对现实的重要性，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够为那些奋斗在前线的卫士有所帮助。”
从全书来看，托雷斯试图通过具有道德优势的真理假说，利用一种无污点的纯化意识来识别、外化、并压制新自由主义。书中所传递的反霸权价值观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然而，书中某些过于理想化甚至狂热化的基调仍然值得警惕，而对解决方案的过于确信，也提醒读者应注意到作者缺乏对全能主义及理想主义的反思。
对全球化的批判
全球化是一种世界规模的融合和集成，托雷斯在评判时直指全球化的内部矛盾及其多元化解读，他大致描述了其轮廓：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包括开放市场、私有化、减少国别、截断公共福利，为经济帝国主义打开边境；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涉及跨国运动和团体合并以对抗全球化、均质化及剥削趋势；人权全球化则会与国家的启蒙工程（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发生冲突，以个体自由的名义对文化差异进行挑战。自9·11事件之后，美国领导的反恐军事全球化，原教旨主义对人权的侵害，危害着各种形式的民主。于此，托雷斯与新自由主义者一样，认识到全球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与后者强调金融市场的协调不同，托雷斯强调弗莱雷式的草根民主团体的协调。
托雷斯揭示了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如何通过跨国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利用私有化、标准化、转移、问责进程，对教育事业产生影响的。他将教育改革分为竞争基础改革（测试制度，排名），财政基础改革（高等收费教育，强调成本效益而不是公平），公平基础改革（提供诸多口头承诺）。[4]托雷斯认为，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议程是教育改革去政治化的关键，它可以削弱政府的干预能力。[5]新自由主义将政府和市场定义为完全相反的体系。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声称市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通用性、有效性，会产生更多的问责责任。[6]宗教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则意味保守政府（尤其是美国）始终未能解决全球社会的公平问题。
与教育工作者相比，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系紧密，他们以科学实证支持新自由主义，并在美国全球化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世界银行正是在要求地方推行“实证主义教学、学习、研究模式”、推进分权和私有化这一对双生议程的前提下，推广其“专业知识”，即将性别、种族、阶级中立化的人力资本概念。这种偏好并不能自证成功，因为全人教育和性别平等等民主化政策，同样也会推动经济增长。美国的有教无类（No Child Left Behind）政策，则充分体现权威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与自由市场道德相结合，以促进新自由主义的进程，其动机更多的不是要提高全民教育，而是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人才、避免流失。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托雷斯对改革进行了重要区分，即旨在使经济现代化、提升生产率的竞争中驱动改革，包括扩大教育参与、提高学习标准等；旨在响应财政情况，尤其是减少政府开支的改革；旨在促进公平的改革，如引导少数、弱势群体完全进入人力资本网络的公平改革。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在于，当国家承受财政压力时，改革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将难以兼顾，国家将在竞争改革和公平改革之间进行抉择。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全球化加速了竞争驱动、财政压力、社会排斥。在这里，全球化成为一种“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显然新自由主义在其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有效性与其灵活性相关，即对地方性政治文化及利益，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在此情况下，政策只能在效率和公平间有所偏废，尽管两者并重会对全局及长远利益更有利。另一方面，这些政策也存在自相矛盾的可能，因为公共垄断的私有化，将导致私人垄断，由此民主问责就会丧失。作为一个实例，托雷斯在第三章中分析布什政府“有教无类”政策中指出，测试驱动的学校改进计划，可能会降低标准而非提升水平，特别是当这些计划与超强竞争相关，学校经费根据表现好坏而加以重新分配，而教师的自治权被空置时。支撑这一论点的实例是，拉丁美洲学校教育实力最强的古巴不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国际学生测评（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赢家芬兰则拒绝对学校进行排名，这两个国家都非常尊重教师对教育的自治权。而东亚国家虽然非常推崇校际竞争和测验体系，但其政府会积极干预、避免市场制造出差学校。
托雷斯指出，新自由主义将国家和市场定位为对立的社会系统；[7]新自由主义改革乃是为了建立一种反中央集权的国家。新自由主义者制定有利于经济市场的政策，加大教育竞争，为私有化、减少公共开支等行为进行辩护。在全球层面，这种反集权的意识形态，使外资进入新兴国家市场被合理合法化，而通过全球学校排名，英美（Anglo-American）的教育规范被视为全球统一标准，现代大学体系中民族性和民族语言被严重削减。然而，这种反集权主义同时又是有选择性的。当阿根廷遭受财政赤字时，华尔街和伦敦的财政部门可能会切断阿根廷的国际信贷供给，而当美军花费大量预算进军伊拉克和阿富汗时，却没有这样的顾虑。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将“自由市场和强势政府”结合起来，使它们彼此相互支持，然而，其形式意义高于实际效果。市场和政府双方之间的平衡，可以随意愿而发生巧妙的转移。新自由主义对政府和市场都有所偏好，这种偏好是什么，又由谁决定呢？
首先，在政治上，商业服务和媒体中的金融资本及其伙伴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宰。二战结束后的前30年，政府监管财政部门，但如今，在英语国家和西欧等新自由主义世界，政府却深受财政部门管控。当政府执行社会民主计划时，其信用等级就会降低，可见，民主政治已然失去了效力。如今，这种共识已在主要政党中达成，任何政治家都无力改变，对其的反抗只会带来经济衰退的风险，坚持本党意志则会使该党下台。因此，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事业开支，是由财政部门而非政府来决定的。这种情况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有很大不同，东亚国家的公共事业开支仍由政府领导，在2008～2010年的经济衰退期，除了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都增加了他们的教育预算，而在美国和欧洲，这只能是教育家的奢望。
其次，在经济上，国际金融事实上是由以英美为首的非正式联盟所领导的，该联盟不仅支持本国政府的议程，还大力推广其对人类境况的见解。一言以蔽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曾经统领世界250年之久的英语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及技术-统治结构。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存在国别间的差异，但如同好莱坞和顶尖大学一样，它们都能与英美国家的全球计划相协调。以至存在某种观点，认为应该动员新自由主义教育来阻挡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竞争潜力。[8]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托雷斯对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全球贸易的不平衡、英语国家的目光短浅非常敏感，他挖苦道：“既然美国学术界提出多样性的概念，那么像我这样不时提醒在UCLA和洛杉矶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就显得非常重要。”
理论贡献
在第二部分“从批判到乌托邦”谈论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时，托雷斯突出强调了政治-实践理论/研究辩证法，他深受弗莱雷“政治教育议程”（Politico-pedagogical Agenda）的鼓舞，认为教育者要将政府理论、公民理论、民主理论联系起来以促进民主教育，将教育纳入公民道德发展计划中。从教育学及政治角度出发，托雷斯在书中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第一，托雷斯认为，对当前政策进行批判的前提，是要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替代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源自他早期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及对弗莱雷的研究，二者都对实证主义、经济主义及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挑战。托雷斯认为，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看世界会产生不同的逻辑，由此提出“方法多元论”（Methodological Pluralism）。批判的社会科学应考虑知识产权，但不应将知识的生产与知识的意义及价值相分离。和弗莱雷、杜威一样，托雷斯将教育视为一种道德事业，对教育影响深远的，并不是那些泛泛的道德准则，而是社会公正、个人责任、关心并尊重他人这类事关重大的伦理原则。[9]
第二，托雷斯对世界银行及经合组织的国际专家概念提出质疑，指出他们无须对民选政府负责任，却在为政策及贷款提供关键性意见。他引用了1989～1991年，时任政府大臣的弗莱雷，拒绝接受世界银行贷款来为巴西进行课程改革的事例。他提出，作为世界银行教育方案的替代，应该让地方专家独立地提出方案，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者中倾向前者。在此，他提出从道德角度出发，解决地方现实/外来援助/研究和政府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三，托雷斯提出一个在英语母语国家改革中忽视的问题，即教师工会在改革中的作用。其观点是，自由民主主义将政府视为相对独立的机构，代表国家利益，而将工会视为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组织。然而，学校是塑造公民的场所，公共学校持续不断地培育和发展着社会凝聚力。因此，教师工会反对教育私有化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教师工会并不是民粹派（Populist），也不是社团主义者（Corporatist），不以维护政府福利为目的，但其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其方式是为政策协商创造一个新的公共领域，向政府争取更大的代表性（社会资本）并获得公信力（政治资本）。
第四，托雷斯提出了边缘化理论，利用葛兰西和社会评判理论来“解构矛盾和霸权建构的前提常识”。文化在其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所有文化关系都涉及控制和支配”。[10]他将临界（Criticality）概念延伸为一种专注于批判和自我反思的否定评价，认为批判社会理论具有多种维度，因为人文科学提供了人文主义反实证主义（Humanistic Anti-positivistic）的方法，这种方法以历史社会学，以及“与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相关的社会文化批判”为基础。
第五，关于批判社会理论何以没有涉及教育机构和政策，托雷斯归因于学术界和教育专家的新保守主义立场（Neoconservative Positions），归因于“流行常识”和实证主义科学范式的影响。要理解高等学府是如何被企业化、私人控制、成为创建国家“知识经济”产业的一部分，葛兰西的理论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对知识的生产、重新诠释和反思，深化认识，“将知识的核心内容掌握在手”，这就需要“对传统的学识、知识、实践进行批判”。[11]
第六，托雷斯提出，批判就意味着边缘化。边缘性是公共领域中政治协商的核心，作为一种乌托邦概念，它对剥削和压迫进行了抨击，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它对社会公正改革非常重要。“边缘性理论既是一种主张重要规范含义的模型，又是一种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分析模型”。民主困境是“教育主体”和“民主意味着全体平等参与的过程”这种理念的共同建构。但是，教育涉及将不成熟的个体，对成熟的社会成员的规范和生活产生认同的过程。这意味着，教育者必须对民主教育学主体进行培养。[12]
此外，托雷斯非常重视弗莱雷的乌托邦主义。他认为，教育是全球化政策环境中的一种价值主张，在全球化政策环境中，国家、全球政策、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社会运动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当社会媒体和教育进行变革时，二者的结合就成为关键所在。他希望教育可以为多元文化、多元语言、多元种族社会提供一个统一的目标，增强包容性，使大家可以团结一致，而无须过分强调“爱国热情”。
[1] http：//gseis.ucla.edu/directory/carlos-torres/.
[2] Torres，C.，Education an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2012.
[3] Louise Morley，Simon Marginson & Jill Blackmore，“Education an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2014，pp.457～468.
[4] 原书p.17。
[5] 原书p.19。
[6] 原书p.31。
[7] 原书p.29～31。
[8] Naidoo，R.2011.“Rethinking Development：Educatio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Handbook on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edited by R.Kong，S.Marginson and R.Naidoo，40-59.Cheltenham：Edward Elgar.
[9] 原书p.36。
[10] 原书p.82～83。
[11] 原书p.88。
[12] 原书p.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