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

用国际贸易前沿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升级的机理与路径存在理论创新的空间。当前国际贸易前沿研究已经由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别等转向异质企业，从异质企业的国内生产、对外出口、国际外包和对外投资等行为选择入手分析企业的各种决策行为及效果，并从企业的集约贸易边界和扩展贸易边界两个角度研究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新近发展起来的新新贸易理论为我们开展中国经济升级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新新贸易理论突破了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以产业为对象的研究范畴，将分析变量进一步细化到企业，以异质企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行为作为研究重点，通过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建立，解释了现实中只有部分企业选择出口和对外投资的原因；通过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建立，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契约理论融入国际贸易模型中，较好地解释了企业内贸易模式，并在企业全球化生产研究领域进行了理论创新。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梅里兹（Melitz）等人最新发展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Heterogeneous Firm Trade Model），一国的贸易增长主要是沿着扩展贸易边界（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和集约贸易边界（the intensive margin of trade）而实现的。集约贸易边界意味着一国贸易增长来源于企业出口（进口）单个市场的产品或服务平均价值的增加；扩展贸易边界意味着一国贸易增长来源于出口企业的增加、出口（进口）产品或服务的种类及出口市场数量的增加。长期来看，贸易模式和贸易类型的不同是由扩展贸易边界决定的，而非集约贸易边界。而且，不同的贸易边界蕴含着不同的福利含义，如果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贸易边界，那将极易遭受外部冲击从而导致较高的收入不稳定；如果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源于扩展贸易边界，那将增加贸易产品或服务的种类和贸易市场的数量而不单是贸易额，不仅有利于增加出口产品或服务的平均价值，还有利于出口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有效防止贸易条件恶化。因此，一国应该尽量使自身的出口增长更多地倾向于扩展贸易边界。2007年，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经济学家Amiti和Freund比较分析中国对美国的10位数HS编码的出口数据发现，自1992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种类增加了40%，但扩展贸易边界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最多不过15%。[6]所以，研究企业能否通过创造和提升企业异质性进入产业链的高端，克服加工贸易和服务外包附加值低的弊端，扩大我国出口的扩展贸易边界，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现有理论研究大多是在企业异质性差异不变的假设下展开分析的，而研究企业如何创造和提升企业异质性以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尚属少见。而且，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多以发达国家的企业数据为分析基础，以发展中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较少，从异质企业的角度研究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就更少了。因此，对我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在异质企业视野下研究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理论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目前是制造大国还不是制造强国，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势在必行。中国经济升级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实践，需要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升级。而从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入手研究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将对理论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从动态的角度看，研究我国企业如何创造和提升企业异质性以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意义就更大了。如果把企业异质性的创造、维持和再创造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即企业的异质化，从企业创造和提升异质性的角度阐述中国经济升级的路径选择，可以把创新驱动发展和发展模式转变等理论内在化，增强理论的解释力。本书选取“异质企业与中国经济升级”作为主题，正是试图阐述异质企业与中国经济升级的内在逻辑，研究异质企业促进中国经济升级的行为选择，分析创造和提升企业异质性的资源重置效应，以给出一个异质企业视野下中国经济升级微观机理的综合分析框架。

（二）现实意义

第一，中国经济升级具有稳增长和增后劲的双重作用。中国经济升级能够对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目前，中国正经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经济发展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升级是我国适应这种变化进而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能够在克服不利因素的同时，培育有利因素。一方面，有利于改善总需求结构。中国经济升级立足于扩大内需，重视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和新型城镇化释放的内需，保证居民收入增长及其比重与国民经济增长要求相协调，逐渐改变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的局面，优化投资、出口与消费间的需求结构，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需求基础。另一方面，有利于调整总供给结构。中国经济升级的关键是实现经济转型，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使其比重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成长要求相适应，逐渐改变产业结构提升水平落后于经济规模扩张水平的局面，提升经济发展带动的供给弹性，促进生产效率和消费扩张，以有效供给的不断增加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中国经济升级能够形成保持经济发展后劲的新动力。目前中国经济正经历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困境，实现中国经济升级是我国破解这种困境、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途径。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要发挥宏观政策的作用，更要依靠改革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激发社会、企业、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经济升级就是要通过抓紧清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取消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规定，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使他们在更公平、更公正的环境中参与竞争；特别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加速资源由低效率产业部门向更高效率产业部门的流动和转移，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

第二，中国经济升级是实现“新四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升级与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四化”）高度吻合。“新四化”是党的十八大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途径，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新四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孪生子”，其深度融合是产业升级的方向与动力；城镇化蕴含着最大的内需潜力，是现代化建设的载体；农业现代化则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支撑；信息化已经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是推进其他“三化”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升级能够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国经济升级是实现“新四化”的必然选择。首先，中国经济升级能够形成科学的发展理念，有利于准确理解“新四化”的内涵，制定正确的规划，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推进“新四化”建设，最终实现从原先以物为核心的“四化”走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四化”。其次，中国经济升级能够为“新四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能够通过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破解中国经济中的二元结构问题，建成更加公平高效的市场，充分激发企业和个人的活力，确保“新四化”持续推进的基础。最后，中国经济升级能够为“新四化”建设提供动力支撑，有利于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集约、绿色、生态的发展方式，提高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承载力，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促进“新四化”走上内涵式发展的新路。

第三，中国经济升级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前提。世界上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含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50～70年代的30年中，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好。但是，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只是在过去的10多年中又开始了新的增长。我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时期，也是社会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展现和暴露的时期。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应、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压力上升、腐败现象蔓延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过的问题，我国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也势必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使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经济增长的速度会下降、会放慢。中国经济升级是唯一出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种种风险，需要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只有实现中国经济升级，才能摆脱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实现经济腾飞；才能避免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才能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和优势，不断改善民生和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才能应对经济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世界上也有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周边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就没有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第四，中国经济升级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中国经济升级是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这个思想；在出访俄罗斯、非洲国家和出席亚洲博鳌论坛等讲话中，又进一步做了论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寄托着全国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现“中国梦”需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实现“中国梦”需要在不断地发展中实现经济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经济升级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安全性。加速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升级的重要抓手，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能够释放庞大内需，不仅将为我国经济未来20年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还有利于从根本上扭转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局面，实现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内需带动，进而削弱国际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提高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安全性，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整个国家的繁荣强大奠定坚实的基础，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升级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升级将通过建设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人们提供更多发展和就业机会，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是富裕人民、造福人民的重要途径。

第五，中国经济升级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可行方式。首先，中国经济升级的最终目标是增进人民福祉。中国经济升级是要在工资福利、子女入学、劳动就业、公共卫生医疗等方面提供更多的便利，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便捷、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能够享受更多现代文明的成果，增进人民福祉。增进人民福祉总的来讲要靠经济发展来解决，靠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特别是靠增加就业、鼓励创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其次，中国经济升级的重要任务是做好民生保障。做好民生保障的基础是要织好一张覆盖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保障网，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民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保障全民覆盖，社会和谐稳定。再次，中国经济升级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生态文明。中国经济升级就包括在发展中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中国经济升级就是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促进中国经济升级，但目前有关中国经济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顶层设计宏观层面和产业升级中观层面，针对企业升级微观层面的不多，而关于企业异质化的研究就更少了。因此，研究异质企业与中国经济升级的关系，有利于国家政策在企业层面寻求突破，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培育更多的异质企业以实现中国经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