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研究文献及方案
第一节 相关文献综述
本书基于大战略分析框架，不仅着眼于研究为实现帝国崛起之梦的日本的大战略及其军事战略具体目标的缔造，更致力于分析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所进行的作为战略手段的“战力”塑造。鉴于国内外没有专门针对“战力”研究的著作，笔者将从历史中进行归纳总结。笔者不把文献分为国际、国内研究两大类别，而将有助于本书的研究成果分为五类：第一，相关档案史料；第二，日本帝国兴亡史的相关研究；第三，甲午战争史、日俄战争史的相关研究；第四，对日本兴衰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典型评析；第五，相关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阐释。总体而言，相关文献较为丰富，但既有文献大致上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很少有文献从战略理论与战略实践、大战略与军事战略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日本帝国兴亡史；第二，很少有文献对日本从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中获取军事战略与战术实践经验进行探索。这些不足，正是本书力图弥补的。
一 相关档案史料
笔者目前在国内可入手的档案史料包括：大山梓编的《山县有朋意见书》[1]，日本外务省编的《小村外交史》[2]和《日本外交文书》[3]，陆奥宗光著、明治期外交资料研究会编的《蹇蹇录》[4]，库罗帕特金著的《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6]。前四部文献为原文本，后两部文献为中译本。
山县有朋是影响日本帝国兴衰的核心人物，他不仅率领长州藩在日本明治维新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更是日本现代“陆军之父”，更为重要的是，他首次将日本自古流传的“经略大陆”思想确立为“大陆政策”之国策，进而开启日本掠夺邻邦实现崛起的“潘多拉魔盒”。《山县有朋意见书》对山县有朋的思想脉络进行了详细阐述，而对这一影响日本国家走向的人物的思想的把握，对本研究形成重要支撑。同样作为日本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小村寿太郎为日本赢得日俄战争立下汗马功劳，他在“三国干涉还辽”后，率领国内“亲英派”顶住以同样在日本政坛根基颇深的伊藤博文为代表的“亲俄派”的压力，致力于实现“日英同盟”来塑造日本的“外交”战力，而其努力经过在《小村外交史》中得到详细阐述。《日本外交文书》虽着眼于日本近代以来的外交政策，但字里行间也蕴藏日本外交思想、国策实施之演进。可以说，上述档案史料为本书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材料。《蹇蹇录》为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担任日本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所著，此书是他从事阴谋外交以图实现侵略活动的自供状，作者站在日本统治者立场，详细地叙述了自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阴谋侵占朝鲜、发动甲午战争，直至三国进行干涉、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为止的全部经过。“蹇蹇”一词形容人相貌忠直，由此可知此书是为表达作者“忠君报国”之心，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书中对中朝人民极尽污蔑，对是非曲直有意歪曲，企图粉饰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此书提供了一些有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中国、朝鲜以及欧美各国的政治、外交关系的史料，若能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依然可以得到很多重要发现。
《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的作者库罗帕特金自1898年起担任俄国陆军大臣，1904年2月被任命为俄国远东陆军总司令，指挥俄军对日作战。由于屡次战败，其总司令之职于1905年3月被解除。此书是库罗帕特金在战事停止后逗留满洲和后来在俄国乡间别墅赋闲时写成，全书充斥着作者为自己的辩护，同时也列举了俄国战败的种种原因，并且不无惋惜地指出俄国在胜利在望的时刻过早讲和了。不过在辩护当中，作者也暴露了当时俄国内部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故此书对从俄国方面解读日本战略成功之原因提供了重要参考。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7]，不仅详尽记载了日本军国主义从1871年明治建军到1945年战败投降70余年间的兴亡历程，还呈现了一些日本战略作战计划的细节。例如在论及对俄作战计划时，记载了最开始基于守势作战的三个作战方案[8]：第一方案，以两个师团攻占旅顺；第二方案，以约四个师团由满洲方面向哈尔滨作战；第三方案，从朝鲜北部或沿海州登陆，或从上述两方面登陆朝尼科利斯克[9]方向作战。之后，又记载了基于攻势作战的对俄两期作战计划[10]：第一期，鸭绿江以南的作战，以完成对朝鲜的军事占领；第二期，鸭绿江以北的满洲作战，首先以辽阳为作战目标。尔后在论及辽阳、沙河、旅顺、奉天等具体战役时，也分别列出了当时日方拟定的作战方案。上述资料对日本作战思想流转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解读，但至少存在两大不足：其一，作战计划记载简略，没有详细论述日方根据作战计划具体如何行动；其二，未能立足更高眼界思考日本的军事战略或曰总体作战计划（其他资料已证明当时日本确实存在一个统领全局的军事战略）。
二 日本帝国兴亡史的相关研究
此类文献着眼于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甚至直至战后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正常国家化”追求之较长的历史进程，除包含一般性的史实叙述外，还有侧重于某个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可认为是涉及日本某一“战力”的历史性论述，择要叙述如下。
日本史研究会编的《讲座日本史》系列的第6卷《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11]，选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间区隔，描绘日本国际地位变化、国内政治变动的诸多特征。作者基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亦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直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才真正成为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全书旨在描写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经过，包括从宏观视角分析帝国主义形成后对于东亚的冲击，从微观视角考察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政治的转变、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社会和民众的情况、日本资本主义的确立等诸多细节内容。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事实上与国家的各种“战力”密切相关，故此书有很多值得挖掘的要素。
汤重南等人主编的《日本帝国的兴亡》[12]，是国内描述日本帝国兴衰的较为权威的著作，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通过怎样的国内制度改革及对外政策制定，一跃成为1905年大败沙俄帝国的新兴东方帝国。例如第二编中“废藩置县”、“官制改革”、“教育改革”、“地税改革”、“改革军制”等相关章节，为本书所欲归纳的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战力塑造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提出，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传承自西欧国际体系“二重原理”[13]的观点，对认识日本通过对外扩张实现帝国崛起的思想动能十分重要。虽然全书对日本兴衰史有较为全面的把握，但也正是因为历史跨度太长，使得很多内容无法细述。另外，书中认为日俄战争前“双方都是为了迷惑对方，争取时间，从而制造‘缓和’气氛并进行外交活动”的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俄国虽的确如此（争取时间来完成其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以及军队的调动），但日本之所以进行外交活动完全是出于避战的心理（事实上越快进入战争对日本越有利）。
米庆余的《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14]，对近代日本的战略和政策做出了一些关键性解读，如立足国家战略的视角，认为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是一种国家行为，其行为主体是近代的天皇制政权；日本东亚战略和政策的思想并非适才出现，而是基于源远流长的“神国观念”；日本东亚战略和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在东亚建立以日本为主宰的“大日本帝国”；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的重点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5]。这些观点对于认识近代日本在东亚实施的政策很有帮助，但笔者认为该书也存在两大缺陷：第一，书中对于日本战略的论述并不多，或者说作者所认为的日本实施的政策便是一种广义的“战略”，而对日本在每个阶段具体实施的通常所说的狭义的军事战略涉及甚少。第二，作者认为日本在不同阶段实施的政策均不同（大陆政策是其中某个阶段的重点），但笔者认为各阶段政策都可隶属于“大陆政策”，是“大陆政策”在不同阶段的特殊表现。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更倾向于沈予在《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16]中的观点，该书研究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到1945年8月战败投降期间，“大陆政策”从制定形成、发展演变到彻底破产的历程，故在分析“大陆政策”时具有一定的历史连贯性。
米庆余的《日本近代外交史》[17]，立足于“外交”视野，主要将日本近代外交史分为1853年到1868年、1868年到1894年、1894年到1905年以及1905年到1918年四个阶段，其中涉及甲午战争前“陆奥外交”和日俄战争前“小村外交”的内容对本书很有帮助。作者有关“陆奥外交”[18]的看法较为客观，认为其反映了特殊时期日本国内层面政治经济及国际层面准备对华战争的要求；有关“小村外交”[19]的内容，则主要从独霸朝鲜和扩大远东权利两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小村外交的实质。上述内容与本书关于日本“外交战力”的写作直接相关，但作者未能就前后两种外交进行对比分析，未能突出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对于“外交战力”构建进行了怎样一种重新审视。崔丕的《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20]，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著作。首先，该著作出版于1992年，不同于之前国内大多数著作的“欧洲中心观”——只将中国看作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客体，而是着眼于中国外交政策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其次，该著作是国内第一本将“东北亚”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区域的研究，认为东北亚和欧洲的国际政治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不再沿袭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由欧洲决定的传统立场。[21]书中涉及的历史跨度很长，包括：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生；日本向朝鲜、中国东北的进逼与中日、日俄关系的逆转；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东北的新角逐；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对中国东北社会变迁的影响。其中提出的一些独特见解，直到今天依然意义重大。
盛欣等人的《富士军刀——日本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22]，介绍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到21世纪初期缔造军事战略的历史进程，但此书只能算是非常概括性的著述，仅将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阶段所实施的战略浓缩为短短25页篇幅，并至少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不应将“富国强兵”当作日本的国家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应是以实现其崛起为最终目标的“大陆政策”，而“富国强兵”仅仅是实现此大战略的手段之一。第二，书中提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着眼于英俄矛盾，通过“远交近攻”的外交方略掣肘俄国，日俄战争前则联英制俄以确保战机，但没有深刻认识到日本对于“外交”战力前后两次运用的区别，更没有看到甲午战争中日本诉诸“外交”战力的不彻底。第三，书中在分析军事战略时只是摆出史实，未能进一步结合战略理论深入分析。例如，书中涉及日俄对战时，仅用一句话提到“日军为了争夺战争主动权，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集结兵力，寻求同俄军进行主力决战”[23]。殊不知，日本的这一战术选择，事实上与拿破仑的战略理论密切相连。正如著名战略学者时殷弘在《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24]中所作的精辟分析[25]：拿破仑战法的根本特征，即拿破仑的战略规则，总是以一个东西为目的，就是依靠决战歼灭战场敌军主力，或者用另一位战略大师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日军在对中、对俄战争中承袭拿破仑战法的战役实践还有很多，笔者将作具体深入的分析。
除此之外，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还包括：霍尔等人编的六卷本《剑桥日本史》[26]是了解日本历史的首选英文书籍，历史范围涵盖史前至今所有时期，内容包括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等诸多方面，其中与本书有直接关系的是第五卷最后一个章节以及第六卷的部分章节，它们详细介绍了该时期日本各方面的情况，然而书中缺乏直接论述日本大战略或军事战略的内容（如第六卷就主要分为国内政治、对外关系、经济发展、社会及思想变化四个部分）。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27]虽只是一部外交通史，但并非简单按照时间顺序将外交问题加总而成的“外交概要说明书”。不同于其他类似著作仅仅将日本开国纳入日本等东方国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过程，作者引入了国际秩序对立元素，即把19世纪日本外交史视为“西洋国家体系”、“华夷秩序”和“大君外交体制”逐渐对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日本认识到联合亚洲诸国来对抗西方之不可能，便欲加入西方国际体系并作为其中一员反过来统治亚洲各国。当然，作者没有深入分析日本做出上述选择的原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有美化日本根深蒂固的殖民扩张思想之嫌。浅田乔二的《近代日本的轨迹》第10卷“帝国日本和东亚”[28]，不是从日本，而是从日本侵略对象的视角，论述了为对抗日本帝国发动的以占有殖民地、支配殖民地为目的的侵略战争，东亚各国所展开的抗日民族运动。具体而言，该书主要论述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与殖民地占有的关系，日本殖民统治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思想特征，为抵抗侵略战争各国人民做出了哪些努力，由此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田中康夫的《战争史》[29]是一本只有42页的小书，该书用高度概括的语言介绍了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情况，但也正是因为该书过于精炼，其展示的只是一个大致的历史轨迹，忽略了很多重要的史实。
蒋立峰、汤重南主编的《日本军国主义论》[30]，在清晰界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上[31]，结合“天皇制”、“武士道”、自古流传的侵略扩张思想，论及明治维新后军国主义对日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教育体制、社会架构等方面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书中提到军国主义日本国内政治中的多种体制改革，事实上便与笔者欲探讨的“战力”研究密切相连。米庆余主编的《日本百年外交论》[32]是一部将日本百余年外交分为战前、战后两个部分的论文集，认为战前日本外交基本上围绕“大陆政策”展开，战后日本外交则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其中与本书直接相关的是“日清战争外交史论”和“小村外相与日俄战争”两篇文章，前者强调了“陆奥外交”的重大作用以及日本侵略朝鲜、中国完全基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后文详细介绍了外相小村寿太郎在日俄战争前为日本实现联英制俄目标所做的努力，为本书“外交战力”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不过，笔者认为仅从经济的视角来分析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的原因稍显欠缺。臧运祜的《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与特征》一文[33]，界定了明治维新后日本亚太政策基本形成、初步实施、全面实施和崩溃的三个发展阶段，但相对于作者将明治时代的45年（1868～1911年）定义为日本亚太政策的基本形成阶段，笔者更倾向于米庆余在《现代日本“大东亚”战略的缘起》[34]一文中将近代日本东亚战略分为四个阶段，其对于初步实施、全面实施和崩溃阶段的界定与臧运祜大体一致，但将臧运祜所界定的基本形成阶段进一步划分为1868～1879年“失之于欧美，取偿于东亚”以及1878～1910年日本“大陆政策”形成两个阶段。
三 甲午战争史、日俄战争史的相关研究
此类文献着眼于围绕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展开史实论述，涉及日本在这两场战争前的战略、战力塑造，尤其重要的是，笔者找到了一些涉及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军事战略的文献（此为本书研究重点，从世界战争史的视角来看，日俄战争远比甲午战争重要，可被看作现代战争之滥觞，甚至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择要叙述如下。
桑田悦编的《近代日本战争史——甲午·日俄战争》[35]，按照时间顺序汇集了日本历史学者的诸多文献，其中的很多观点对本书写作有重大裨益。例如，田中宏巳在《日清两国从对立到开战的经过》[36]一文中论及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原因时，不同于为争取海外贸易目标国朝鲜的主流认知，而将其解读为抱有“天下观”并自认为处于华夷秩序中心的大清王朝与明治维新后继承了西方国际秩序观念而力主中日平等相待的新兴岛国的两种不同世界认知间的强烈碰撞。另外，不同于大多数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往往擅长于“以小见大”，如佐山二郎的《陆战兵器的调整和国产化》[37]，着眼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从国外购买参差不齐的兵器到国内建立统一兵器加工厂的过程，以枪炮之“小”见日本近代武器硬件的统一化、现代化之“大”。除此之外，该书第二章“日清战争”和第四章“日俄战争”对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前期的战略缔造及战力塑造，战争中期的战略实施及战力释放，战争后期的自我经验总结，以及对于日本未来国家道路选择的影响，都有较为详尽的叙述，为本书写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支撑。
香田洋二的《日俄战争：日本胜利的主要原因》[38]，是目前笔者能找到的叙述日俄战争中日本军事战略缔造的最详尽，或者说将军事战略解析得最透彻的一篇文章，作者最大的贡献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日本针对俄国制定的“四六开和解”军事战略目标。作为一个按照预想的军事结局去称呼的战争战略，“四六开和解”是指日方最后以占据大约六比四的边际优势获胜，而非表示日俄双方最终打成平手、战争未能决出胜负的“五五开和解”。当然，无论就英文还是中文译文来说，“和解”（或“调解”）在此场合都是个奇怪的说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的实际意思无疑是终战状态或和约基础，即日本以边际性的大约六比四的总体优势处于战胜地位。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知名战略学家、战略智库“全球战略和转型咨询公司”首脑保罗·吉阿拉盛赞香田洋二的上述论文，说它是“就国务才能和军事作战而言，是我曾读过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历史评论之一”[39]。不仅如此，该文还从国家大战略相互倾轧的结构性冲突（日本“大陆政策”与俄国“远东政策”）来解读日俄交战之原因，并详细分析了日本出台上述军事战略的坎坷历程及日本实践军事战略的林林总总，最后还做出客观总结，日俄战争的胜利昭示着日本帝国灭亡的发端。
岛贯重节的《战略·日俄战争》[40]是一本研究视角极为独特的著作，其独特性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统帅”“情报”“新视野”。其一，不同于大多数战略史以时间为线索呈现事件发展，岛贯重节的书在时间这条“表”线索下，还以日方著名统帅的相继登场为“里”线索。其二，书中特别强调日方“情报战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如在论及日俄战争前日英同盟对日本的作用时，作者强调同盟的两大战略要义在于英国舰队帮助日本舰队确保制海权以及英国提供的世界战略情报。其三，作者的一些“新视野”也为笔者观察这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例如，推翻了“俄国纠结德国、法国实行三国干涉”的常识，作者认为三国干涉的主谋不是俄国而是德国，德国出于其国家战略需要，“先是支援中国和日本削弱俄国的实力，后又怂恿并支援俄国染指东洋，以图最终渔翁得利”[41]。除此之外，作者在论及与战略相关的内容时，还提到了诸如川上操六大将在甲午战争前实施的宣传心理战，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前中日、日俄双方分别的战力战略对比，这些都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但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商榷。
乔治·格雷·阿斯顿的《有关著名两栖战争的书信》[42]，是以独特的书信形式写就的一部论著。作者研究战争的视角很独特，在论及甲午战争时，先将战争的形式分为三种：“第一，直接快速地占领敌军本土，击败敌军主要野战军，包围敌军政府及中心组织，摧毁敌军的一切反抗手段；第二，从外部对敌国进行制裁，切断其与殖民地的联系，孤立其本土；第三，在非敌对国双方的第三国领土展开战争（无论出于战略考量抑或经济利益，第三国对于两者而言十分重要），并战胜敌军。”[43]在将中日甲午战争定位于第三种形式的基础上，他描述了日本的具体作战经过。在论及日俄战争时，作者首先引用克劳塞维茨所认为的小国战胜大国的两个前提：第一，小国必须取得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胜利；第二，继此次胜利后大国无法重拾战略平衡。[44]他接着论述日本如何从这两个层面进行战斗。其中，他尤其强调了两个战略上的关键因素：第一，基于马汉的理论强调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性，因为彼时海运优于普通陆运或铁路运输；第二，在论述两场战争时都特别强调日方战略的有限目标。当然，因为是以书信体行文，书中内容不可能像学术著作一般严谨，作者有时会天马行空，不按时间顺序论述作战经过，故看起来会不合逻辑，不过总体而言这还是一部研究战略的重要文献。
大桥武夫的《战略与谋略》[45]从侧面揭示了日本在日俄战争时所采用的战略。作者大桥武夫曾任战前日军中佐参谋，故能获知当时的很多内部情况。该书着重叙述了20世纪初，在沙俄南下政策和日本北进政策的冲突中，弱国日本通过深入研究敌我形势及欧美列强的态度，制定出同沙俄针锋相对、切合实际的国家战略，遴选得力人才，克服重重艰险，开展各项工作：军事上勇敢善战、以寡敌众；政治上针对敌人弱点，开展有力的谋略工作；经济上断绝对方的国际资金来源，顺利地解决自己的财政危机；外交上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创造于己有利的国际环境，最终战胜了当时世界强国之一的沙俄帝国。[46]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明石元二郎当年的间谍谋略活动，但因作者非学者出身，全书主要以讲故事或者写小说的形式加以呈现，同时，书中分析日俄对战时有明显的情感亲疏偏见（例如揭露沙俄南下野心时有意隐蔽日本急欲北上的真实意图），故有美化日本之嫌。
除此之外，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鲍·亚·罗曼诺夫的《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年）》[47]，以日俄战争为中心，讲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所推行的“黄俄罗斯”计划与日本“大陆政策”从矛盾初现到最终火拼的历史，并较为详尽地叙述了此段时间里俄、日、英、法、德、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中国和争夺世界霸权而在外交方面展开的种种明争暗斗，为本书研究提供了详细的历史资料。但书中部分内容亦有粉饰沙俄之嫌，故需带着批判眼光进行阅读。井口和起的《甲午·日俄战争》[48]，不仅围绕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论述了日本从甲午战争前争取摆脱西方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所做的努力，以及直到日俄战争后对朝鲜的殖民掠夺历史，还着眼于日本农村社会、近代都市的形成以及国民教育的开展进行了细部描画，尤为重要的是，书中最后一章详细梳理了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国际政治观演变。大卫·C.埃文斯和马克·R.佩蒂的《海军：日本帝国海军的战略、战术和技术（1887～1941）》[49]一书，与本书相关的是其第三章“Preparing for Battle”和第四章“Travail and Triumph”，主要交代了日本在“二战”前的海军战略缔造及“二战”中的战略实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第四章中的“The War and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Doctrine”小节，总结了日本海军取胜的作战经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著、迈克·霍华德和彼得·帕雷特编译的《战争论》[50]一书，其中的“The Influence of Clausewitz”一章涉及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对日军军事战略选择的影响，亦即经由克劳塞维茨的忠实门徒冯·梅克尔将军的训练，与俄军的消极被动截然相反，日军显示了克劳塞维茨所称赞的素质：进攻精神、简单直接的战略和每个层次上的主动性。
还有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夏朝丰的《日本近代以来发展战略探析》[51]回顾了日本从明治维新、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到战后重建与经济起飞的历史，但其中将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发展战略定义为“面向海洋，打造海洋军事强国”的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这只是该时期日本发展的一个方面，因为日本同时也发展了大量的陆上力量。关捷、穆景元的《日俄战争辽阳会战始末》[52]一文，介绍了日俄辽阳会战的进程、相关战术以及日胜俄败的原因；王健的《日俄战争中的旅顺要塞争夺战》[53]和马骏的《日俄旅顺要塞争夺战剖析》[54]两篇文章，介绍了旅顺战役的始末，以及该战役在军事和政治上产生的影响；王强、康磊、杨晓东的《巅峰之战——战列舰时代的东乡平八郎与对马海战》[55]一文，介绍了日俄对马海战的经过。上述几篇文章都为本书有关军事战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它们都存在缺乏战略理论分析、单单描述战斗经过的不足。达雷尔·H.泽米兹的《日本海军的转型和对马海战》[56]一文，介绍了对马海战中新型舰队、武器与战术的出现以及对马海战的简单经过，其中日本创建的多种类舰船联合的新型舰队编制，以及其采用的“T字战术”“L字战术”新式战略实践，均对本书研究有很大帮助。五十岚宪一郎的《帝国陆海军的情报和情势判断——从义和团事变到日俄战争》[57]一文，介绍了日本陆海军从义和团事件发生直至日俄战争爆发时的情报活动，以及其出台应对策略的过程，其中“陆军的情势判断”一节内容，对本书研究日本的间谍战略颇有助益。
四 对日本兴衰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典型评析
此类文献并非全局把握日本兴衰或俯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整段历程，而是着眼于对其中某一客观主题的集中评析，择要叙述如下。
井上清的《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58]，是一部透彻分析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著作，作者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外交具有两面性特征[59]，并对日本国内经济与战争、资本主义与天皇这两对相互影响的关系分析得可谓鞭辟入里。在论及甲午战争爆发原因时，作者否定了某些学者所持甲午战争是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发动的观点，而认为“想从日本工业资本主义的要求来说明甲午战争，是把甲午战争前的一些事件同甲午战争割裂开来，单独来考虑甲午战争的想法，因为日本的统治者从1884年在朝鲜发生中日冲突（这个冲突用《天津条约》敷衍过去了）以后，就对早晚必将发生的中日战争有所准备和计划了”。[60]与此同时，作者认为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日俄战争的爆发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到了20世纪初，日本“国内市场与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相比，显得仍然非常狭小。获得海外市场的要求就不得不加强了。”[61]由此便导致了日本在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地区时退无可退。另外，作者还更为精辟地指出，“日本经济之所以绝对依靠大陆，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一般固有的矛盾，还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在利用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及其固有的基础——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上，一方面具有根深蒂固的军事性质，过早地发展到垄断资本萌芽的底部，另一方面，使得整个经济结构停留在非常落后的贫弱阶段，因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也就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激烈了。”[62]不过，笔者认为，就甲午战争前日本国内资产阶级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而言，作者的观点还值得商榷。
星野芳郎的《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63]，创新性地从五个不同视角来评析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渊源：日本军国主义起步于被诱入鸦片战争中的“文明的傲慢”，专制君主制与疑似近代国家之间的断层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日本军国主义是天皇的神秘统帅权导致的军人集团独断专行，日本独有的集团意识和集团阶层构成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明治知识分子煽动军人集团独断专行支撑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层面。[64]在某些论述结构上此书也有所创新，如第五章第二节“俄罗斯型专制君主制与日本疑似近代国家之间的战争”，该节打破了中规中矩的历史叙述方式，以“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同俄国开战？”“在旅顺要塞战役中日本军队为什么会有大量伤亡？”等小标题设问形式，突出研究了其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读者对这段历史不是很熟悉，就很难根据作者所写内容形成一幅整体的历史画面。
井上清著的《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册）——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没落》[65]，则对日本的军部有比较独特的评析。作者追溯了“征兵制”的由来，即“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政权同君主专制制度及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进行斗争，为了人民的自由、平等，并维护它、发展它而建立起来。它以人民主权为前提，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而创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66]。然而，日本的征兵制度却本末倒置，是为了保障专制主义天皇制和旧封建领主阶级（华族[67]和士族[68]）对人民的镇压，并作为天皇制侵略邻国的武器而建立起来。而后，鉴于天皇制军队同人民的矛盾和对立，为了进一步保障天皇专制，便需要将军队脱离人民和社会，尤其同政治隔绝并独立出来，这样便使得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制度成为上述本质中的必然产物。“因为要使军队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设想变为一种制度，就只好使军队的统帅制度也从政治机关——政府中独立出来。这种制度一旦建立起来，政府就不能干预统帅部，而统帅部却有可能介入政治或政府了。”[69]作者鞭辟入里的分析，事实上便解释了近代日本一次次对外实施侵略战争并最终犯下“军事手段与国家政治目标本末倒置”的国内组织架构根源。
大江志乃夫的《日俄战争与日本军队》[70]，不同于诸多从宏观视角研究日俄战争的著作，而是着眼于军事视角（包括下至兵器、兵力动员、军队补给，上至最高首脑的构成、师旅团长级别指挥官的遴选、中枢幕僚层的确定等微观方面）评析日俄战争中日本的军队力量塑造。除此之外，书中涉及的其他一些信息也十分重要。作者总结了日本国内对于日俄战争性质的三种定性：其一，日俄战争是立宪制的日本与专制的俄国之间的对抗，是日本反对沙俄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作者客观地指出，这种观点故意忽视了当时日本帝国也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支配的事实。）其二，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其三，这是俄国对日本的“两重帝国主义”[71]的战争。[72]然后，作者指明了日俄之间展开的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双方是在自己领土以外的第三国进行交战。作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将日俄战争定性为现代战争鼻祖之原因：作战规模以及作战时间远非之前的战争可比拟；在战法上，初次利用近代武器装备进行要塞攻防战；出现了以搭载大口径火炮的钢制巨型战列舰为主的大型海战。当然，该书也存在遗憾，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基于国家安全需要，书中在涉及一些敏感内容时显得语焉不详或直接一笔带过。
森松俊夫的《日军大本营》[73]，介绍了日本明治初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军事战略和大本营对战争指导等方面的情况。该书对日军大本营的解读十分深刻，指出了很多人所认为的大本营首脑就是天皇的常识性错误，明确了大本营的编制中并没有天皇；大本营只是在统帅方面辅佐天皇，因而除部分委任的事项之外，大本营不能独自行使指挥权。同时，书中详细梳理了明治建军后日本三次设立大本营的过程，指出作为统帅机关的大本营，其统帅权独立于政府管理的国务，因此取得统帅权和国务的协调——国家政治和战略的一致——极其重要。而这种机构上的不统一，只能依赖于对制度的巧妙运用来弥补。另外，大本营越是为政治和战略保持一致而付出努力（特别是第三次设置的大本营），就越发离开单纯统帅的活动范围，涉足国务的领域，其结果是严重干预了战争指导。由此，以统帅部为主体推行国策和指导战争，反而破坏了政治和战略的平衡，使国家意志常常陷于分裂。大本营的设立是日本在战争中取胜的决定性“战力”要素，书中为此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但其所谓大本营为保持政治和战略一致所做的努力严重干预了战争指导的观点其实并未切中要害。从大战略的视角进行分析，大本营为保持政治和战略一致所做的努力无可厚非，导致其在“一战”、“二战”中战略失败之原因，在于大本营将自己凌驾于国务之上，即军事战略目标高于国家政治目标。
A.D.哈维的《日俄战争1904～1905：20世纪世界战争的序幕》[74]，其最大贡献在两个方面：其一，对日俄战争的性质进行了较为准确的界定，即第一场现代帝国主义的历史性重大战争。在最终爆发和剧烈进行的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交战双方首次以巨大的规模部署和使用工业化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常备海陆军，它们配备巨量的现代装备和设施，包括机关枪、带弹匣步枪、带刺铁丝网、高性能炸药、野战炮、巨型主力战舰和现代铁路系统等。不仅如此，日俄这两大强国还首次建成和大规模使用组织复杂、战力惊人的现代作战师团，因而整个作战过程中某些战役的持续激战时间首次超过一周，以至被某些军事史家称为现代战争的肇始（甚于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75]其二，指出了此次胜利给日本带来的错误认知。1905年俄国的求和举动，让日本在1941年也以为西方必定会在日方接近弹尽粮绝的关键时点主动向日本求和。与此同时，此次胜利也让日本没有很好地总结日俄战争中自己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的不足：物质准备欠缺、崇尚武士道而无节制地派遣士兵上演近乎自杀式的阵前冲锋、保留的预备部队太少以至于危机时刻无法挽回败局。[76]不过，此文主要从战术细节的角度来讨论日本后来败亡的原因，而未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到其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度膨胀的军事帝国主义野心。
约翰·M.萨芬菲尔德的《俄国和日本分别能从日俄战争的结果中获取什么海军的教训？》[77]一文，认为俄国失败的教训在于：第一，不具备马汉所界定的成为海洋强国的先天条件。俄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大陆性国家，并不依赖海上贸易，从地缘上考虑也缺乏真正的海洋强国所必须具备的绵延海岸线。第二，未能制定一套合理可行的军事战略以支撑国家的“远东政策”。日本胜利的经验在于：第一，制定了合理而集中的军事战略目标。第二，懂得获取制海权以保障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就海军的培养而言，文章还强调：塑造海军战力的关键在于培养经验丰富的海员，因为虽然船舰的硬件很重要，但硬件设施可在短时间内打造，而海员的培养却需花费大量时间。
安德鲁·A.拖雷利的《评估日俄战争中俄国海军战略原则的风险和回报》[78]一文，主要基于对历史的假设性分析，认为俄国军事战略选择存在三个缺陷：第一，俄国本可在外交上安抚日本。俄国本可从满洲退兵，以退为进。因为一旦俄国撤军，日本在朝鲜、满洲的继续扩张必然引来国际谴责，于是便会失去对俄宣战的“合法性”。由此，俄国退兵以换取调兵遣将的时间。第二，应使用更具进攻性的海军战术。如果采取更加主动的进攻，日本舰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控制制海权；如果事先计划好卡死日方海运的“咽喉点”，日军无法向满洲运送物资；如果在被围旅顺港内时也能冒险出港骚扰日本舰队，便可延迟日本陆军登陆满洲的时间。第三，应联合海陆军作战。俄国应联合海陆军，及早调集远东陆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协同作战，即使军队在质量上比不上日军，但凭数量优势还是能战胜日军。
《偕行社记事》[79]中的一篇文章《远东战争中战略及战术的现代化发展趋势》[80]，基于中日、日俄分别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所展示的战略和战术，认为共出现了以下十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趋势：①运输方式的改进以及大规模作战人员的调度；②通信手段的升级以及独立行动的减少；③复杂战术活动的减少和大型作战行动的增加；④海陆军联合作战的增加；⑤作战前线的延伸和作战区域的增多；⑥战壕作用的提升和作战时间的延长；⑦包围作战的流行；⑧战前侦察行动越发重要；⑨不同于以往平原野战的要塞攻防战的增加；⑩夜袭手段得到青睐。
除此之外，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还包括下面这些。户川猪佐武的《山县有朋和富国强兵的领袖》[81]，除山县有朋这位“主角”外，还评析了井上馨、大隈重信、后藤象二郎、黑田清隆、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松方正义等领袖自日本“文明开化”以来，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所做的努力。与此类似，丰田穰的《桂太郎和日俄战争的将军们》[82]，评析了桂太郎、小村寿太郎、山县有朋、东乡平八郎等著名战将在日俄战争前后为日本作出的贡献，这些资料对解读国家领袖、军事将官在国家走向、战争胜败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林庆元、杨齐福的《“大东亚共荣圈”源流》[83]，较为全面地评析了日本以“大东亚共荣”为幌子实施扩张战略的思想源流，其中与本书直接相关的第一章“日本战略扩张主义的产生”、第二章“明治时期的战略扩张主义理论”、第三章“与欧美对峙时期的战略扩张主义”，较为明晰地梳理了以战略扩张主义为核心的“大陆政策”出台的历程。《为什么俄国会在最近的战争中失败》[84]一文，强调了军官的素质和士兵的斗志是导致日本胜利的关键。
还有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蒂莫西·L.弗朗西斯的《军事胜利、心理冲击和想象：日本为什么能在朴次茅斯取胜》[85]一文，基于对外交、军事、经济三个因素的分析，认为日本在《朴次茅斯和约》中不可能再取得更多的优势。汤重南的《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军事封建帝国主义》[86]一文，介绍了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形成的过程。另外，汤重南的《揭秘日本军国主义“武力崛起”》[87]一文，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原因及发展的三个阶段。冯玮的《论日本“西学”和殖民扩张主义的内在联系》[88]一文，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考察了日本的发展史，即考察了西学在日本推行殖民扩张主义中的恶劣影响，认为强调“和魂洋才”的日本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对西学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造和运用，之后打着“亲善”、“同文同种”、“东亚联合”等漂亮言辞的幌子对外扩张。苑基荣的《浅析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思想渊源》[89]一文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思想始于其传统文化和近代日本思想观念，其中尤以皇国史观为核心的日本“神国主义”、“海外扩张论”和由尚武思想、武士道精神演变而来的“军国主义”思想，构成了“大陆政策”思想的支柱。周永生的《日本“大陆政策”思想探源》[90]一文则认为，日本“大陆政策”思想主要源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思想。两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大陆政策”的来源，证明了日本“大陆政策”国家战略的真实存在。鲍玲的《日俄战争对二十世纪初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影响》[91]一文，总结了日俄战争对后来的日本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实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刺激军事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导致日美矛盾逐渐尖锐。刘焕明的《日俄之战与“大陆政策”》[92]一文，认为日本的胜利对其后来的发展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方面开辟了日本走向独占“满蒙”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道路；另一方面为日本深入推进“大陆政策”准备了条件。上述两篇文章对本书探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取的军事帝国主义经验，探究这场战争和这些经验对日本后来国家轨迹的巨大影响给予了很大启发。
五 相关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阐释
此类文献主要是本书研究所欲借鉴的思想启示或理论工具，择要叙述如下。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93]，可以说是研读战略理论的必读书目，其中与本书直接相关的是第一卷的前两篇“论战争的性质”和“论战争理论”，此二篇很好地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而“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也成为战略领域流传千古的名言，同时也为大战略研究奠定了基调；而书中其他篇章则更多地强调军事战略中战术层面的操作实践。日本在其战略缔造与战力释放的过程中，也深受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例如，在甲午战争中，日方以连续指挥作战导致身体疲劳为由暂时撤去山县有朋第一军司令官一职，原因在于指挥部鉴于全局政治需要要求第一军停止在朝鲜战场继续进攻，故寻找借口暂时剥夺有可能不听命于上层而主张继续进攻的山县有朋之兵权，这正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服务于政治”之思想。克劳塞维茨指出，小国欲战胜大国有两个关键前提：第一，小国必须取得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胜利；第二，继此次胜利后大国无法重拾战略平衡。而日本无论在甲午战争还是在日俄战争中，都较好地贯彻了这一理念。与此同时，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对于日军军事战略选择的影响，亦即经由克劳塞维茨的门徒冯·梅克尔将军的训练，与俄军的消极被动截然相反，日军显示了克劳塞维茨所称赞的素质：进攻精神、简单直接的战略、每个层次上的主动性。这对于理解日军的作战信条至关重要。日本在战力运用上还有很多体现克劳塞维茨思想的类似地方，笔者将在行文时详细阐明。
徐弃郁的《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94]，虽与笔者所欲研究的课题并非直接相关，但该书基于大战略的角度来写德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开始与结束，则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借鉴。事实上，德国的崛起和衰落与日本十分类似，作者开篇便指出德国日渐强大带来了潜在危险，在此背景下，羽翼未丰、内部脆弱的新兴帝国只能选择低姿态的崛起。接下来，俾斯麦就开始施展其高超的平衡术，书中特别强调其通过“外交”来缓解崛起时的外部压力，这与日本也极为相似。之后，在论及老毛奇的军事战略时，作者强调老毛奇正确认识到两线作战不可行，他制定的战略目标有限以及希望实行“东攻西守”的战略计划构想[95]，与秉承“保守主义”思想的俾斯麦协调一致。之后，俾斯麦退出德国的历史舞台，德国国家战略在时机未到之际便开始转向“世界政策”，终于导致帝国走向灭亡，而这正类似于日本的帝国兴亡史。作者基于大战略的视角，将德国的兴衰论述得很精彩，但美中不足的是，书中对于大战略理论的把握稍显欠缺。[96]因此，如果作者能更全面地分析德国为其大战略目标综合运用的多种手段，而非主要论及俾斯麦时期的外交平衡以及后俾斯麦时期的海陆军疯狂扩张，并进一步评析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战略手段彼此之间的运作关系，全书基于大战略视角所著之特点将会更加凸显。
除此之外，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以下著作。时殷弘《战略问题三十篇》[97]一书的“战略理论思想和战略史”部分，以及他的《战略二十讲》[98]一书的前四讲（分别为“论战略和大战略”、“论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论战略缔造”、“战略缔造方式的连续和变革”），均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理论基础。另外，《战略二十讲》[99]一书的后十六讲，则为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写作范式。保罗·肯尼迪的《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100]一书中的“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拓展定义”一章，为本书奠定了战略理论基础，该书后三部分的各种案例分析为本书提供了写作范式。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的《大战略的国内基础》[101]一书，“用具体的历史案例来说明了国内不同的集团，社会观念、宪法特征、经济制约因素、历史上的社会趋势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在大战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02]，这种思考模式同样值得一国在进行军事战略缔造时加以借鉴。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主编的《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103]一书中的第一章（“论战略”）、第十九章（“结论：缔造战略方面的连续和变革”），以及彼得·帕雷特主编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104]一书中的第一部分（现代战争的起源）、第二部分（战争的扩展），同样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另外，前者的中间十七章和后者的后三个部分，大都通过具体的战略缔造案例为本书提供了写作范式。
与此同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时殷弘教授写作的与战略理论及实践相关的两篇论文，为本书提供了核心的理论和思想研究支撑。
其一，时殷弘为《战略二十讲》[105]作序时，从十五个方面凝练出大战略研究的基本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六个问题包括：①大战略为之服务的根本目标是大战略的头号问题；②国家根本目标的合理确定方式以四项要素的正确界定为主要内容；③国家根本目标的应有要素是合理、明确、集中、有限、内在平衡和充足；④必须念念不忘根本目标；⑤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的确定；⑥优良的大战略需要旨在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良好战略规划。[106]这些都为评论日本国家战略缔造及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思考。其二，时殷弘的《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107]提及，采取“精致迂回”、规避激战、不冒风险和严控成本为首要特征的“孙子式”战略方式，是西汉初期迫于国家实力羸弱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而运用“兵力大规模集中，大规模运动，大规模奇袭，彻底歼灭的不可抗拒、摧毁一切的决定性大进攻”[108]的“克劳塞维茨式”战略手段，则体现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国大将和军事统帅白起身上。同样，上述的两种战略思想，都出现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战略中，而日本从明治维新初期的“弱势外交”到后来的“强势掠夺”事实上也体现了中国的“孙子式”战略传统和“克劳塞维茨式”战略手段。当然，“外交”因素在日本那里已不是一种防御手段，而是一种保证进攻的前提条件，这一点尤其在日俄战争前日本通过“英日同盟”备战时体现得十分明显。
综上所述，前人广泛丰富的学术著作，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充实的材料支撑，但总体而言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就本书所欲进行的研究着眼点而言，相关文献少有直接涉及“战力”研究的。涉及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研究很多，但少有将其作为支撑日本国家大战略的战略手段，将其作为国家的“战争综合操作能力”进行研究。其次，就“有关日本帝国兴亡史”和“有关甲午战争史、日俄战争史”的资料而言，从将战略理论与战略实践、将大战略与军事战略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日本帝国兴亡史的资料甚少。国内外研究日本兴衰史以及研究甲午战争史、日俄战争史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大都按照时间顺序的逻辑进行研究，未能从战略的视角或者通过一种大战略理论的统领进行研究，这也便决定了少有文献从“战力”的视角来研究日本所实施的一系列国内外政策。与此同时，本书在研究日本“战力”塑造的同时，还将侧重于研究日本的军事战略缔造以及其如何通过军事战略实践来释放此前积蓄的“战力”，特别将着眼日本在应对被称为现代战争肇始的日俄战争时的军事战略缔造和实践。而综观相关研究文献，涉及军事战略层面的研究并不多见，较为经典的仅有香田洋二的涉及“四六开军事和解战略”的一篇论文。故更为深刻的研究还有待笔者从史料中提炼。最后，就“有关对日本兴衰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相关内容评析的文献”的资料而言，国内大部分资料主要从宏观视角评析日本的军国主义等重大问题，但都忽略了日本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到底获取了怎样的军事战略与战术实践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后来对日本战略选择的影响。尤其是军事战略与战术实践经验的研究，可对日后南斯拉夫游击队反抗纳粹德国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越南反美战争等诸多“牧羊人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以弱胜强的战斗方式，提供研究的参考范例。国内研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外研究的弥补，但更深入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从历史资料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