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跳出“甲午情结”
对中国而言,2014年是特殊的一年。而紧接着的2015年又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年。如果说2014年勾起中国人更多的是对曾经战败的屈辱记忆,那么2015年引发中国人更多的是对抗战胜利纪念的喜悦。而无论屈辱记忆的痛苦也好,还是抗战胜利的喜悦也罢,共同生发出的都是中国人民更为强大的民族复兴意志。120年前,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寄希望于洋务运动的“强国梦”在1894年的对日甲午海战中遭到惨败,成为南柯一梦。历史循环往复,两个60年后的2014年,正值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中国梦”概念,其中包含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无不让人充满希冀。而更为重要的是,今天提出的“中国梦”,不仅仅包含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批进步人士的“强国梦”,更从宏观意义上涵盖了数千年中国的“文明梦”,这也决定了无论是曾经的“强国梦”还是内涵更为广泛的“中国梦”,都是中国人做自己的梦,而不是东施效颦地做西方人的梦,而且“中国梦”更是对当年未圆之梦的延续和深化。
而当“圆梦之旅”途经“甲午之年”,尤其自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连续5年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热”,再经过2010年“撞船事件”和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导致双方“政冷经冷”,直到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执政一年后悍然“拜鬼”,中日关系跌到了自20世纪70年代建交后的最低点,一系列事件使得中国人心中既有的“甲午情结”被迅速放大。中国人的“甲午情结”大致包含三层元素:其一是对120年前黄海海战惨败的复仇心态,即中国人一直没有过依靠自己的力量完败日本的心理满足,同时即便中国于2010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而找寻到一定的自信,但由于超越的时间太短,双方心理因未完成转折性过渡故而未能形成新的稳定;其二是担心如果爆发新的甲午战争,作为核大国的中国虽在总军力上超过日本,但对海空军层面的较量心存疑惑,特别是日本后面还站着与其缔结同盟的美国;其三是简单化中日关系为敌我关系,认为双方的结构性冲突即使一时缓解,但基于历史和地缘环境,敌对态势将经久不衰。[1]的确,与120年前相比,中国今天处于国际环境更为复杂的甲午年:在东亚,中日之间即将爆发战争对决的声音甚嚣尘上;与此同时,伴随作为“离岸平衡手”的美国近年来“重返亚太”并支持日本阻挠中国崛起的国际局势变迁,部分学者开始担忧2014年有着类似于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国际环境。
显然,这样的“甲午情结”对于身居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一个敏感节点位置、要完成复兴大业的中国来说,无异于自添困扰。深层地思考后不难得出结论,恰恰在这样一种国内国际环境之下,中国亟须跳出“甲午情结”,少一些在自卑与自信间的感性摇摆,多一些对于如何实现“中国梦”的切实理性思考。换言之,跳出“甲午情结”,意味着中国不应将日本看得过重,因为如果将精力都聚焦于此,很可能会对中国的世界性战略眼光产生负面影响,即可能因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致使中国在自卑与自信的感情徘徊中忽略从更加宏观更加长远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和平发展国家大战略,并在充斥极端民族主义的网络及民间社会戾气影响中错失圆梦良机。但中国也不应将日本看得过轻,因为如何处理好对日关系,是中国通过和平发展国家大战略实现复兴梦这一顶层设计绕不过的关键环节,特别是这一环节还涉及中国必须有的最大关注——美国(基于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必有一战的“崛起诅咒”),中国的对日方略将成为美国评判中国威胁程度大小的度量标准。
基于此,今天的中国在敏感的“甲午”时间节点上,更需要的是客观的冷眼透视,正所谓“每逢大事有静气”,这样一种透视是基于中日对抗已成基本范式的背景[2],不受极端民族主义影响的中性分析。当然,中国不会也不应忘记1894年甲午海战的耻辱,以及因其而错过了历史上的一次崛起良机,但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明确,和平与发展是今天时代的主题,有着两次世界大战惨痛历史记忆的绝大多数世人,不会像“一战”前那般弥漫安享百年和平后而急于奔向战争的狂热。不过,未来也存在诸多不可知因素,谁也无法保证今后不会发生类似“斐迪南大公遇刺”而直接导向战争这样的偶然事件,所以,中国冷眼透视中还需要有的万全应对,便是从最坏处着眼,对日本应该有在对抗失控后对对抗升级的应对预案。而这个预案的制定需要对日本有透彻的研究。通过研究日本来认清日本,尤其通过研究日本的历史来认清军国主义的邪恶本质,从而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日本做好应有的战略应对,以不变应万变。同样,正如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提到日本人将中国这个题目“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中国也应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这里一个很值得解析的关键就是日本军事帝国的构建和暴发。虽然今天有学者指出,“日本过去做‘英国梦’现在做‘美国梦’都不圆满,西方仍然把它当作异己而它自己却认为不属于东方,成了世界政治文化的‘弃婴’”[3],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于,这样一个仿效别国之梦的小国,曾在甲午海战中击败中国,甚至还击败了老牌帝国沙俄,故其军事帝国的构建和暴发机理值得在今天作深层剖析。
由此,本书基于笔者所完成的博士论文《军事帝国的构建和暴发:日本初事现代强国间战争的战力塑造(1868~1905)》这一研究专题,充实完善后以“冷眼甲午:看日本军事帝国的构建和暴发(1868~1905)”为名出版面世,旨在通过对一些史料的挖掘和剖析,为今天中国对日进行应有的战略制衡提供历史借鉴。本书集中研究日本首次从事现代强国间战争的战力塑造的过程,拟实现以下几个目的。
其一,本书将主要以日本军事帝国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在明治维新后国家大战略从思想到国策的定格,其以“经略大陆”思想为引领进行的一系列战力塑造,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后期进行的多方战力塑造和军事战略缔造、军事战略实践和战力释放、战略战力反思和战力更新,特别通过审视其为应对作为现代大国战争鼻祖的日俄交锋,而对对俄作战进行的国家战力更新,以及对俄军事战略出台的背景,日俄战争前的军事战略缔造,在日俄战争中几场经典战役中的战略实践,对日本的国家战力塑造以及在大战略指导下的军事战略缔造进行梳理,力图揭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作为大战略手段的战力与国家大战略、国家军事战略紧密相连;第二,军事战略与大战略、国际环境、国内状况存在紧密互动关系;第三,有助于军事战略的某些关键战力——联盟、确保军费、搜集战争情报等具有极端重要性;第四,能从政略及战略的高度来统率全局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善于随机应变的优秀战区将领、足以较好调节陆海军协调作战的最高指挥部这三者的存在,是确保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第五,作战过程中出现的“偶然”往往成为己方起死回生的关键;第六,日俄战争前的日本军事战略缔造及其帝国的兴衰历程给予后世重要的历史教益。
其二,揭示日本军事帝国的构建和暴发过程给日本国内外带来的惨重恶果。军事帝国的构建和暴发,不仅让日本选择了一条灾难性的道路,致使日本国内民众生活苦不堪言,而且其在对外侵略过程中所采取的残酷手段更是给东亚乃至世界的命运,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历史性祸害。然而在当今,日本国内顽固和相当广泛地存在淡化日本现代历史罪孽的倾向,新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显著增长,极右翼势力不时昭彰,直接或间接地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言论比比皆是。因此,本书旨在深刻揭示日本军事帝国构建和暴发过程带来的一系列恶果,使人们清醒认识其邪恶本质,进而对日本的未来持有恰当的警惕和戒备。
其三,无论是在初试军国锋芒的中日甲午角逐中,还是在日俄交锋中,日本以一个中小规模国家身份向巨型帝国挑战,尤其在第二次举国动员的总体对抗下,形成了一套从事现代大国间战争的战略,并成功战胜老牌巨型强国。显然日本所创造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与正常的战争逻辑相悖,而它在其军事帝国主义目的与大战略框架内,成功缔造的现代战争方式和军事战略,亦即其在不对称冲突中制胜的秘密,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予以揭示,是本书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而日本在其错误的军事帝国主义目的与“大陆政策”框架内,将本国变成一架战争机器,企图凌驾于东亚近邻国家之上的行为,必然受到世界上正义势力的反抗,并最终导致日本帝国的灭亡,这更是本书希望达到的警世目的。简言之,本书要揭示日本取得“以弱胜强”的军事战斗胜利,却又“赢得局部胜利、输掉整体战略”的重要机理,这是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其四,鉴于现有文献大多是针对日本兴衰以及对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事件的历史叙述,本书将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历史研究的首要意义在于经世致用,本书“既一方面具有探寻历史共性的意识,另一方面则充分尊重历史个性,同时本着一种多少是合理的怀疑立场和开放性思维保留历史‘模式’变迁的可能性,努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活生生的现实”[4]。日本的兴衰是历史长河中诸多帝国兴衰的一个缩影,和其他诸多帝国一样,它同样是在“恐惧”、“荣耀”、“利益”的帝国主义动能驱使下,从确立并开始经营“大陆政策”起步,通过在日俄战争中成功缔造出从事现代大国战争的战略而爬上帝国辉煌的巅峰,但也因帝国动能的魔咒而犯下帝国过度扩张的大忌,进而走向衰亡。显然,日本帝国的兴衰历程从属于帝国这一主题,而对帝国的考察又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别于国际关系思想史中帝国这一主题主要涉及古代帝国的兴衰,日本帝国的兴衰以一种距离当今更近的形式,昭示着帝国主义的动能和帝国兴衰的机理,这无疑完善了国际关系领域对帝国这一主题的研究。
[1] 《跳出甲午情结,不在自信自卑间摇摆》,参见《环球时报》2014年1月10日社评,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4-01/474125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2月1日。
[2] “中日对抗已成范式”这一概念由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时殷弘教授于2013年4月7日播出的“寰宇大战略”节目中提出。
[3] 谭中:《“中国梦”须朗月秋霜方能建大功》,《联合早报》2013年12月17日,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world/story20131217-289219,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2月2日。
[4] 时殷弘:《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