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开声气九州从
——论晚清珠澳在中西文化互动中之建树
审视中学与西学互动的源流，澳门和珠海可以被定位为“前沿”或“尖兵”。经由中西文化互动催生的“新事物”——传教、留学、买办、华侨，首先在这里发生与发展，并与中西文化互动相始终。留学、买办、华侨作为此地特产的“文化名片”，这些新生事物对西学在中国内地的传播起着或“先锋”，或“桥梁”，或“催化剂”的效用，为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推波助澜，可谓领衔风骚，独步一时。
珠海和澳门，同根同源，同属于香山文化范畴。[3]南宋绍兴年间（1152）香山置县，辖境约为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等地域。相联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相对一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滨海的民情风俗、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共同构建了香山文化的特质。因之，从历史文化抑或地域文化上讲，珠海澳门都离不开香山文化这一特定的地理板块。但珠海与澳门绝非因此而花容失色，没有了媚美之处。相对而言，珠海与澳门的文化互动，因于地缘优势，比中山来得更便捷，更直接，别有亮点。这便是拙文的立意与旨趣所在。
香山扼南海之滨，借海洋之赐予，得风气之先声。自16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西学通过澳门这一“桥头堡”与香山文化碰撞，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冲突、融汇与交流。传教士东来传道，将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宗教、艺术、教育以及社会风俗等，通过澳门辐散华夏各地。“自明清之际开始，特别是到了清朝中晚期，香山便一直处于中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冲突或交流的风口浪尖，一举一动皆关乎国政，事无巨细往往直达朝廷。”[4]在西方科技器物和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香山本土融入了西方异质文化的元素，但人们的理念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仍根植于中华，总体上保持着“西学”逐渐“中国化”的特征。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彰显了本土文化在不断地调适中丰富内涵，在原有基础上创新升华，从而塑制了香山文化的先锋特色。
香山“得风气之先”，又“开风气之先”。中西文化的交汇，在滨海一域催生了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出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一代人，其少年时期（即1840年代前后）都有过游历澳门的背景，如有“留学生之父”美誉的容闳1835年入读澳门的德国传教士教会学堂（即后来的马礼逊学校）；“首任夏威夷华董”、爱国侨商陈芳于1839年前后曾多次随伯父赴澳门学习经商；著名买办唐廷枢以及黄宽、黄胜等少年曾入读澳门马礼逊学校；“开中国保险业之先河”的徐润是在1852年游历澳门后才转道上海开始买办生涯的。[5]他们从学习西语开始，从“番鬼佬”那里领悟了“学”与“商”等“西经”之要旨，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学海与商海的前沿，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如果说晚清民国时期珠澳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仍是“中体西用”的话，那么，它的样态显得“中体”相对持重，而“西用”异乎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