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人引水
——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海洋世界[1]
程美宝[2]
曾几何时，珠江三角洲的洋面，很可能响起过这样的歌曲：
女唱：门口有坡摩囉菜，兄哥，唔声唔盛走埋来；
男答：甕菜落塘唔在引，姑妹，二家情愿使乜媒人。
女唱：番鬼识当唐人坐落，兄哥，哥歪二字赶哥兄台；
男答：番鬼花边唐人打印，姑妹，有心聊我莫向聊人。
女唱：番鬼推车钱银世界，兄哥，无钱大缆搅唔埋；
男答：番鬼膺中厘戥秤，姑妹，当初唔肯莫应承。
女唱：番鬼洋烟唔可食，兄哥，食烟容易戒烟难；
男答：番鬼洋烟从无炼，姑妹，丹心来共妹痴缠。
女唱：番鬼月头四个礼拜，兄哥，但逢礼拜要哥开嚟；
男答：番鬼膺中未有打印，姑妹，送完番鬼去送唐人。[3]
这类在书面上称为“咸水歌”，民间唱者也称为“姑妹歌”[4]的调子，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珠江三角洲的船民中流行诵唱。船民用对答的方式，循着一定调子和格律，因应情景，即兴创作；也有一些是在艇上谋生的歌女或妓女演唱的所谓“时款”歌词。尽管以上引用的这一段，乃出自一本印刷出版的曲本，但从歌词的用字和内容看来，似乎没有经过太多文人墨客的加工。这段歌词，除了表现出男女（可能是妓女与顾客）互相调戏的情景外，还反映了“番鬼”在船民的世界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似乎，这位歌女或妓女接待过的客人，既有“唐人”，也有“番鬼”。铸有“花边”的“番鬼银”，对她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她自己和她的祖父辈，不知有多少个世代收过这种花边银了。她甚至懂得几句“鬼话”，所以她说“番鬼”“sit down”（识当）之后，便要那位唐人兄台“go away”（哥歪）。[5]那“有钱使得鬼推车”的华洋杂处的商业世界，与珠三角船民的海洋世界，不但不是“大缆搅唔埋”（毫无瓜葛），而且更是息息相关，存亡与共。自16世纪欧洲人涉足这片洋面开始，珠三角的船民就已经在各个方面，被卷入一个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中。他们的生活，也因为与外国人频繁接触、官府因应中西贸易情况而订定的规例、中葡双方在海权方面的交涉而有所影响。他们的世界与世界观，也随着澳门数百年来发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而有所改变。
在16～19世纪华洋海上贸易的格局中，珠三角的船民担当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引水人”（英语称为“pilot”）。有关珠三角洋面引水人担负的重任，Paul van Dyke在其The Canton Trade一书，已专辟一章详述。Paul van Dyke指出，对于欧美船员来说，从澳门到虎门再进黄埔这一段航程是异常险要的，非有本地人做引水人不可。早在一本1569年出版、以葡萄牙语著述有关当时中国情况的书籍中，便提到一个在澳门为葡萄牙人做“pilot”的中国人，在被中国官员盘问与其有涉的葡萄牙人有否进行海盗活动时，如何口不对心，见风使舵。[6]这个“pilot”很可能就是“引水人”。该书作者Gaspar da Cruz（？～1570）神父属天主教道明会（Order of Saint Dominic，又译作多明我会），约在1555～1556年间到印度西岸和马六甲设立传教团，于1556年在广州逗留了数周，其在广州所得的印象加上一些道听途说的见闻便成为他撰写这个“中国报告”的主要资料来源。
对于中国官员来说，及早通过民人对外商进行监控，亦属海防一大要务。澳门同知印光任在乾隆九年（1744）议曰：
洋船进口，必得内地民人带引，水道最为紧要，请责县丞将能引水之人，详加甄别。如果殷实良民，取具保甲、亲邻结状，县丞加结，申送查验无异，给发腰牌、执照准充，仍列册通报查考。至期出口等候，限每船给引水二名，一上船引入，一星驰禀报县丞，申报海防衙门，据文通报，并移行虎门协及南海、番禺，一体稽查防范。其有私出接引者，照私渡关津律，从重治罪。[7]
未几，由于有“匪徒冒充引水，致滋弊窦”，引水人需领牌才能执业的措施又在嘉庆、道光年间被屡屡重申。[8]
从外国商人的角度出发，聘用引水人则是生死攸关之事，要知道，一旦触礁船毁，不但通商无望，更有性命之虞。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在19世纪外国人出版的一本名为《省城土语文选》（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的学习粤语的工具书中，教学内容除了包括许多日常用语外，还专辟一章名为“引水章程”。较诸中国官方的记载，这份英文、汉字、拉丁化粤语拼音并列的“引水章程”，其内容更详尽也更具地方性。该章程开宗明义便说：
各国客商来粤贸易，船到见岸，必请熟识水路之人，方敢进港，因山水口深浅不定，是以必请外洋带水，其带水之人，即今之渔艇是也。[9]
据Paul van Dyke研究，当欧式船只的承载量和吃水深度与日俱增时，珠江口沿岸和岛屿四周却由于沙泥冲积而变得越来越浅。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每年从欧美来华的船只不但没有因为路途艰险而减少，更从1760年代约20只左右倍增至1840年代约300只。在这种情况下，欧美船长更不得不依赖本地船民做引水人，而引水人也因为欧美船只数量日增而生意不绝，这种局面一直到1830年代蒸汽轮船在珠江洋面上逐渐通行才出现变化。
18世纪英语世界出版的曾踏足中国的欧洲航海家游记，每当提到他们的船只打算先到澳门再进广州时，都会讲述如何在伶仃洋上物色本地船民做引水人的经历。据1769年往广州的William Hickey所述，引水人有“sea pilot”和“river pilot”之分。所谓“sea pilot”，应该就是又称为“outside pilots”（中文世界称为“鱼引人”）的引水人。[10]这类引水人引领洋船经“Macau Road”（澳水路）进入澳门，是无须向中国官府取得执照的。[11]因为没有牌照的缘故，他们也不能继续带领船只经虎门进入黄埔。[12]
垄断这些引水业务的，无疑是熟悉水性、平日大多以捕鱼为生的水上人，他们在海上的群体组织力量，实不可小觑。1742年10月，由George Anson船长领导的Centurion号从台湾以南出发，往澳门方向航行。在11月初临近澳门的某个夜半，正在守候至天明时，极目四望，皆为中国渔船，Anson才赫然发觉，Centurion号正身处在几近6000艘中国渔船当中，每艘渔船由三至五人操持。Anson说，此情此景并不稀奇，越往西走，就会发现沿岸几乎都布满渔船和船民。他们最初也犹豫是否应该找一个船民当向导，未几因为越来越多渔船靠近Centurion号，便决定姑且一试。Anson说：
我们决定试试给他们展示几个银元，引诱他们一下。对于各阶层各行业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最具诱惑力的饵。可是，我们无法引诱他们上船，也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指引。我认为唯一的困难在于我们无法跟他们沟通，只能用手势，其实，我们已经不时说出“Macao”这个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之理解为另一个词了，因为他们有时会向我们提起一些鱼示意，我们后来知道，鱼的中文读法跟Macao有点类似。[13]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Anson只能靠自己继续航行。到了11月5日半夜，Centurion号终于靠近中国大陆沿岸了。这时候，Centurion号所在的洋面，仍然满布中国渔船。到了凌晨2时左右，Anson看见在Centurion号前方的一只渔船有人在摇着红旗和吹号，最初他以为对方是向他们示意附近有浅滩或愿意提供导航服务，后来才发现这艘船其实在发号施令，号召全体渔船回岸。其后，Centurion号在驶经Lemma Island[14]时，Anson他们尽管仍然无法请得一位中国渔民给他们任向导，但至少有一个用手势告诉他们如何驶经Lemma Island附近最深水处。最后，到了9日的凌晨4点左右，情况终于有了转机，Anson说：
一个中国引水人登上我们的船，用蹩脚的葡萄牙语跟我们说，他愿意给我们导航，收费30元，我们马上付他，并马上准备起航。未几，好几个引水人陆续登上我们的船自荐，并且出示他们之前曾经提供过导航服务的船长的证明。不过，我们还是请首位登船的那个中国人导航。此时，我们知道已离澳门不远了。[15]
在这名引水人的带领下，Centurion号终于在11月12日平安抵达澳门。
除了用手势与外国人沟通之外，引水人似乎也能看懂外国船员用火炮发出的信号。1779年，Captain John Gore领导的Resolution号在经过Lema Islands（应该就是Lemma Islands——笔者）后，认为当时的风向十分适合航行至澳门，就放了一炮，以炮火的颜色表示他们需要一个引水人。这样的信号马上吸引了4只中国船来争夺这宗生意，结果，他们的船长选择了第一个到达者，以30元的代价，让他领航穿越氹仔（Typa，今写作Taipa）。未几，居然有另一个引水人强行跳上Resolution号上，坚持要由他来领航，甚至马上掌起舵来，并对帆手发号施令，扰攘一番后，两个引水人终于达成协议，把收入对分。不过，当船只顺风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引水人便说海潮与船只正逆向而流，Captain Gore等人未几便觉得这个引水人有误导之嫌；翌日，这位引水人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在离澳门不远时，引水人说无法前进，这很可能是他们作为讨价还价的借口，为免遭其胁迫，Captain Gore干脆把他们辞退，自己按照上文所述的George Anson船长和苏格兰地理学家Alexander Dalrymple（1737～1808）等航海家记录的路程和绘画的比例有限的航海图行驶。[16]在当时前往中国的欧美航海人员的笔下，许多引水人都懂得耍点讨价还价的伎俩，而他们也不愿意任人摆布。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记载、航海图、现场的勘察、实际的操作经验，以及运气，就成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欧美航海人员的依靠。
大海固然往往是波涛汹涌，珠三角许多河道与大海相连，且水网复杂，航行亦不容易。到达澳门后，外国船长便需要向驻守前山的中国官员聘请一个领有执照的“澳门引水人”带领他们穿过虎门进入黄埔。[17]从香山县衙设在前山的军民府处取得执照的“澳门引水人”，有责任向中国官员报告他们登上的外国船只的船长的名字、其代表的国家、船只的武装情况、船员数，以及货品情况等。船只抵达虎门税馆后，官员会再亲自核对引水人呈报的资料是否属实。[18]上引《引水章程》有云：
既入了山水口，或寄泊鸡颈头或沙沥或伶仃，船已湾泊，即雇艇埋澳，或自驾三板到澳，叫带水请牌，报明商梢多少，火炮多少，各项乌鎗剑刀火药弹子多少，或米或货，报明领牌，带水方能引船入虎门。驾船入虎门，此际带水出入口，工银六十元，以循照上日章程也。
若到虎门，必须寄泊，带水埋虎门炮台呈验船牌，验明何国船只，装何货物来粤，俟带水回船，方能进虎门。
某些例子更显示，引水人会向船员三番五次查问船上是否有外国妇女，以防她们越过虎门进入广州。[19]因此，这些“引水人”在以引水谋生的同时，也是粤海关控制外国船只进入珠江的其中一类把关人。这类“澳门引水人”应该就是上文提到的William Hickey所说的“river pilot”了。1769年，William Hickey找到一位river pilot后，用了大约30小时才平安抵达黄埔。[20]据Van Dyke统计，1760年代获军民府发执照的澳门引水人共8名，他们为所有的外国船只提供服务，到了1840年代早期则共有22名。引水人是需要付牌照费的，据资料显示，某引水人在1823年所付的牌照费为西班牙元600元。[21]有些引水人在外国航海人员中甚至小有名气，据某外国船的航海日志记载，1820年代“澳门最佳引水人”是一对分别名为“Assee”和“Attii”的孪生兄弟。[22]
临近黄埔之时，欧美船长便需要通过引水人雇用一些在夜间挂满灯笼的本地舢板，发挥进一步的领航作用。据Van Dyke统计，1760年代时，较大的欧美船只需雇用30～50只这类发挥拖行和浮标作用的舢板（tow and buoy sampans），到了19世纪初期，已增至70～80只不等。一直到19世纪中，这些舢板的收费均为每程西班牙元1元，因此它们又被外国人称为“dollar boats”，这应该就是《引水章程》中提到的“笃水船”了。《引水章程》谓：
入虎门一路亦有深浅，必须雇笃水船数只或十余只，每只价银一元，若到蚝墩浅口，笃水必先头竖立物件，以为暗号，洋船看见，便知浅处而过蚝墩。
已过蚝墩浅口，又到大蚝头，该处有鱼头石，亦要笃水先行竖立物件为号，以便于过石口也。过了石口，纔到黄埔，泊稳船只，带水方能离船，往各关口报明何国船只进口贸易。
这意味着除了引水人之外，还有许多各色各样的船民，驾驶着大小船只，在这中外贸易的浩瀚汪洋中分得一杯羹。1828年12月，某外国船长聘用了一个引水人，在驶近黄埔时，该引水人提出要找6只小船负责标记礁石的位置，再找10只负责把洋船拖行。船长认为要应付后者4只船已经足够，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为安全和效率计，他还是跟引水人妥协，以每只1元的价格雇用这些小船。他认为，这个引水人是会从中剥削的。[23]为了雇用这些小船和舢板，引水人也逐渐发展出一套细致的信号系统，诸如运用锣鼓、火炬、火箭、不同颜色的旗帜等，方便彼此沟通。[24]既有迎来，自有送走，“带水俟船开身回国，仍引船出口，一路过蚝墩，到虎门口，带水亦呈验红牌，然后放行”；“既出虎门到伶仃或鸡颈，带水返，然后扬帆回国也”。[25]
较诸欧美的航海人员来说，本地船民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自然处于上风。他们不但对水路情况谙熟，更在语言上稍具“优势”。当时，懂中文的欧美人士不多，但包括引水人在内的许多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广东人，都多少懂得一点“外语”。据Van Dyke研究，“澳门引水人”是否必须懂得一点英语或葡萄牙语才能称职，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少资料显示，他们对欧美船只起帆收帆、起锚放锚等相关术语都了如指掌。[26]时人认为，这些引水人“一般都是勤奋活跃的渔民，对自己的工作掌握自如，把船只打理得妥妥帖帖，懂得船上各种绳子的英文名称和如何用英文发号施令”。[27]又如上文提及过的船长George Anson所述，引水人大抵都懂得一点“蹩脚的葡萄牙语”。至于其他船民，包括在船上营生的歌女、妓女和皮条客，也多少懂一点“外语”。另一外国船长Charles Noble在其航海记A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 1747 and 1748中，提到两名英国水手在一名本地皮条客的带领下去“探险”，那名皮条客硬跟他们提出：“Carei grandi hola，pickenini hola？”（意思是“你想要年纪较大的女孩？还是要较小的？”）。Noble认为，这种“外语”其实是葡萄牙语和英语加上一些土话的混合体。[28]这类“代理人”，很可能就是在“皮条开埋艇”上谋生的，他们要把客人带到装潢精美的“老矩艇”（妓艇），方算完成任务。[29]
随着贸易状况的变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船民也开始懂得变通，很快就学会一些“蹩脚的英语”。Paul van Dyke指出，种种迹象显示，在18世纪头二三十年中，通事使用的往往还是葡萄牙语，但从H.B.Morse的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亦可知，早在1715年，有些广州商人已经可以使用“英语”；藏于比利时的Ostend General India Company（GIC）的记录，也提到在1720年代左右，Suqua和Cudgen等商人已在使用“英语”。至1730年代左右，pidgin English取代了之前当道的葡萄牙语，成为中外交往的主要媒介，自此以后，通事运用的三种最重要的语言是pidgin English、粤语和官话。[30]跟中国商人和通事一样，引水人等各色船民也逐渐采用英语，尽管他们的英语可能比商人和通事的更加蹩脚。
好些女性船民也懂得用一两句“蹩脚”的英语跟欧美船员打交道。据William Hickey回忆，虎门附近的小船上，有不少姿色不俗的女孩，一见到他们，就说起一种“奇怪的术语（jargon）”。她们会对船上的军官喊曰：“Hy yaw Massa，you come again.I washy washy for you last voyage；washy washy three piece，one man one catty；I washy washy you three piece”。原来，她们是专门在港口为外国船员提供洗衣服务的。[31]特别是到了黄埔岛的时候，欧美船员们很快便发现他们的船只被无数由女人操持的舢板团团围着，嚷着要给他们提供洗衣服务。1789年时，这种洗衣服务大概是每人1元。水手在黄埔岛上待上几个月后，往往跟这些船家女混熟，会被她们唆使偷窃船上多余的牛肉和饼干等外国食品，又会从她们那里购买当时外国人称为“samtchoo”或“samshoo”（疑为“三蒸”——笔者）的中国米酒。论者认为，这些中国酒有害外国船员的健康，幸好后来有一个之前住在槟榔屿的中国人在黄埔岛上酿造西式甜酒（rum）并以较便宜的价格卖给外国船员，情况才有好转。因此，这些船家女都必须时刻紧盯着，以免出乱子。据说，过去只有洗衣妇才被容许上外国船只，后来情况有所松弛，黄埔岛多少变成烟花之地。每到晚上，领有牌照的船只便满载女孩驶近外国船只，这些女孩跟洗衣妇一样，为谋生计，都懂得几句英语、葡萄牙语，甚至印度斯坦语。[32]
引水人的收费高低跟他们领航的水道的风险程度挂钩，带进澳门的sea pilot跟带到黄埔的river pilot收费自然不同。《引水章程》有云：“至于带水酬工，必须讲明银多少，或一二十元不定，或五十元不定，看其风之顺逆而取工价，必须船主与他讲明，免至争论。”这个从一二十元至五十元不定的价位，似乎自18～19世纪沿用不衰。1721年11月，Captain George Shelvock领导的船只，是以40银元的代价聘得一名引水人而经黄埔进入广州的。[33]Benjamin Hodges船长在1789年的经验则是：去澳门是15元，到黄埔则40元。[34]Van Dyke统计，1730～1740年间，澳门引水人（river pilot）每程收费是25～32西班牙元，之后屡有提价。自1810年开始，每程定为60西班牙元。[35]下列是东印度公司在1825年前开销的各项与引水（pilotage）有关的费用（单位：西班牙元）[36]：
入（inwards）
从万山群岛（Lema Islands）至澳门 30
从澳门至黄埔 40
给引水人的小费或礼物（Cumshaw） 5
横在蚝墩浅口（second bar）上的10只小船 10
共 85
出（outwards）
在黄埔登船的引水人 16
横在蚝墩浅口（second bar）上的10只小船 10
引水人登船 20
4只横在下面的浅口的船只 4
引水往澳门未付款 4
给引水人的小费或礼物（Cumshaw） 5
共 59
引水人从他们的外国雇主那里收到的西班牙银元，也就是本文一开始引用的那首“咸水歌”或“姑妹调”中提到的“番鬼花边”了。长年与外国人做生意、打交道，澳门和广州的许多商民对花边银并不陌生。1844年出版的《绘像银论秘书》，封面标榜“妇孺可晓，一见就明”，内容图文并茂，教人如何从“鬼头”（银元上的人像）、“鬼字”（字母，标以英语读音）和“花边”图案的样式和精粗，辨别真伪。该书中一幅图示的“花边银”，应该就是1768年铸造的西班牙元。据此书说，当时市面还流通着许多由本地“奸人”所造的伪银，其中一种名曰“沙勾钱”，又名“澳门沙勾”，银面上的字母部分是“澳门土人请番奴写鬼字，取其写惯带方正齐整的”。[37]光绪十二年重刊的《新增银论》，除了刻印花边银图外，还用歌诀配图教人辨别“新老花边”曰：
新旧花边两样分，看来各别贵认真。旧花之心如榄核，新花粒米必须匀。
叶嘴鏨刀还是旧，叶圆含抱即是新。旧者粗疏新带密，朵朵玲珑是真银。[38]
上引咸水歌还提到“唐人打印”一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或可从《绘像银论秘书》论及的“天师印”得到启发。所谓“天师印”，应该是指外国铸银的钢模，“选精工巧匠拣上钢打成如磨样，上下各一个，圆约一寸六分，高共约三寸，其上（盖）内中雕成宝盖烛台鬼字栏牙各花草，其下胚内中雕成鬼头鬼字栏牙各花草，名为天师印”。这些“天师印”因为保管严格，是无从流出海外的，因此，“中国所出之低伪银，俱是本国之伪匠用本地天师印击成的，因本地天师引用铁为皮、铜为心，更有全用铁者……其本地之天师印所击出银面之花草鬼字各物，带扁大披歪，朦暗不明，故有分别”。[39]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是民间用来制造伪银的本地“天师印”，竟然被官吏命银匠用来制作成一种时称“土铸”的银元。《绘像银论秘书》说：
土铸：此是前时本省官吏，见纹银本处不通用，而洋银通用，纹银乃十足之银，洋银乃九一之银，间有以纹银换洋银，反要补水与银银者（“银银”疑为“洋银”之误植——引者），故合本处银匠，将纹银每两除起八分，加八（“八”字疑为“入”字之误植——引者）白铜八分，较凖九二成式，镕成光面银胚，用本地天师印打出花草击起其边如洋银样，出示令军民等通用。但其天师印无夷人之巧，其洋银之高低，终始如一，鬼头之高九二，花边之高九二。以鬼头论之，土铸更高也，此时亦渐通行，皆由后来越铸越低，由九二成低至八成，故又不能通行也。[40]
我们可以猜想，上引咸水歌的“唐人打印”，如果是相对于“番鬼花边”的话，很可能就是指这些用本地“天师印”打成的“唐版”洋银。除了花边银之外，引水人还会从他们的外国雇主处收到一些其他时称“camsia”或“cumshaw”的小恩小惠，诸如一两片咸牛肉、一瓶rum酒，甚至是一些玻璃酒杯。[41]这或多或少都给他们一些接触外国事物的机会。
总之，如果船民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外国银元和事物已习以为常的话，这类词汇是不可能这么自然地被镶嵌到他们的歌调之中的。在这片华洋官民船只并存的汪洋上，船民运用自己的机智和专业知识，赚取生计。他们一方面被官吏剥削，但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组织方式，维护己身的利益，有些甚至由此致富，在岸上有一席之位。尽管在各式文献中，他们仍然被认为是身份较低的“水上人”，但他们是外国人进入中国最先碰到的中国人，而他们的见识，也许比许多陆上人要多要广。
[1] 本文是作者参与由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主持的“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项目的子课题（项目批准号：11200-422318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大部分的英文材料，乃作者的研究助理莫冠婷同学帮忙收集，谨此致谢。
[2] 程美宝，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系教授。
[3] 《咸水歌》第1卷，第1页。
[4] 据广东省中山市坦洲村精于演唱咸水歌的吴先生所言。访谈日期：2009年9月8日，吴先生家。
[5] 用“识当”和“哥歪”或类似的粤音字来分别记“sit down”和“go away”这两个英语词汇音的做法，在19世纪广州和澳门流通用作教本地人学习英语的印刷或手抄的小本子中十分常见，详情可参考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言语接触とピジン——19世纪の东アジア》（东京，白帝社，2009）中收入的几种影印材料，包括《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及《红毛通用番话》等。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6] 此书英译本名为Treaties in Which the Things of China Are Related At Great Length，with Their Particularities，As Likewise of the Kingdom of Ormuz，composed by the Rev.Father Fr.Gaspar da Cruz of the Order of Saint Dominic，printed with licence，1569；收入在C.R.Boxer（ed.），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Fr.Gaspar da Cruz，O.P. ，Fr.Martín de Rada，O.E.S.A. ，Hakluyt Society 1st edition 1953，reprinted by Nendeln/Liechtenstein：Kraus Reprint Limited，1967。有关作者的背景，见编者C.R.Boxer在“Introduction”的介绍（pp.lviii-lxii）；该书提到中国pilot（疑即引水人）的情况，见第200、202页。
[7] 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536页。
[8] 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第548、565页。
[9]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printed for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1839，p.219.“1839”是印在此书上的出版年份，据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顾钧、江莉译，（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2～53页），此书最初的编纂者为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其中第一部分的印刷工作在1837年就开始了，后来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做了许多增补工作，在1841年亲自印刷成册。
[10] Peter Quennell（ed.），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5，p.121.
[11] Paul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p.36.“Macau Road”的险要情况可参考Amasa Delano，A Narratives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comprising Three Voyages round the World；together with a voyage of survey and discovery，in the Pacific Ocean and Oriental Islands，Boston：E.G.House，1817，p.47有关1791年的记载；到19世纪中，英文世界出版的航海手册中有关从澳门到广州的水道的描述越趋详细，见James Horsburgh，The India Directory，or Directions for Sailing to and from the East Indies，China，Australia，and the Interjacent Ports of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n，London：WM.H.Allen & Co.，1852，Vol.Ⅱ，pp.384-400。
[12] 见Peter Dobell，Travels in Kamtchatka and Siberia；with a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China（London：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1830，Vol.Ⅱ，p.133）记述1798年的情况。
[13] George Anson，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41，42，43，44，London：Ingram，Cooke，and Co.，1853，p.107.如果说“鱼的中文读法跟Macao有点类似”，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对方说的鱼是“马鲛鱼”。
[14] 在当时的英语文献中，“Lemma Island”常以复数“Lemma Islands”出现，指的是位于珠江口的万山群岛，葡萄牙人称之为“Ladrone Islands”，“ladrone”为西班牙语“ladrón”（盗贼）的意思，用以形容当时大量海盗出没于万山群岛的情况。据Hugh Murray，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Philadelphia：Lea and Blanchard，1840，Vol.Ⅲ所附经纬度表（p.597），按照当时西方人的认识，Ladrone Isle（Great）较大的岛屿的经纬度为21.57.0N，113.43.0E，Lemma Isle（Great）较大的岛屿的经纬度为22.22.0N，114.16.0E，查今天的地图，前者即今天的大万山岛，后者即今天的担杆岛。按今天的行政地理划分，“Ladrone Islands”指万山群岛西边的列岛（蓬佳列岛），“Lemma Islands”则指万山群岛东边的列岛（担杆列岛），（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Wanshan_Archipelago，2009年12月4日浏览）。因此，在18～19世纪的外语文献中，当外国船员说看到“Lemma Island（s）”，可以是专指担杆岛，但更可能是泛指万山群岛，如果已靠近十字门，则可能是指葡萄牙人名为Ladrone Islands的部分，也就是道光《广东通志》卷83《舆地略一·广州府图》标记为“老万山”的一带。
[15] George Anson，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41，42，43，44，p.108.
[16] James Cooks and James Kings，A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undertaken by command of his Majesty，for making discoveries in the North Hemisphere；perform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aptains Cook，Clerke，and Gore，in the Years 1776，1777，1778，1779，1780，London：Champante and Whitrow，1793，Book VI（疑为Book IV之误），pp.216-222.
[17] 见Peter Dobell，Travels in Kamtchatka and Siberia；with a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China，Vol.Ⅱ，p.133记述1798年的情况。
[18] Paul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pp.19-21，Ch.3.
[19] 见Peter Dobell，Travels in Kamtchatka and Siberia；with a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China，Vol.Ⅱ，p.135记述1798年的情况。
[20] Peter Quennell（ed.），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pp.121-122.
[21] Paul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p.45.
[22] James 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2，p.50.
[23] Auguste Duhaut-Cill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ugust Frugé & Neal Harlow），A Voyage to California，the Sandwich Islands and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26-182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233.
[24] Paul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pp.40-42.
[25]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p.223.
[26] Paul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p.38.
[27] 见Peter Dobell，Travels in Kamtchatka and Siberia；with a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China，Vol.Ⅱ，p.129（按前后页码，应为第139页）记述1798年的情况。
[28] 见Kingsley Bolton，Chinese Englishes：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49.
[29] “皮条开埋艇”及“老矩艇”二图及相关描述，见程美宝《琛舶纷从画里来》，刘明倩、刘志伟编《18～19世纪羊城风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4～49页，图见第214、216页。
[30] Paul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Ch.5.
[31] Peter Quennell（ed.），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p.121.
[32] Peter Dobell，Travels in Kamtchatka and Siberia；with a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China，Vol.Ⅱ，pp.140-142.
[33] All the Voyages Round the World（Collected by Captain Samuel Prior），London：W.Lewis，1820，p.198.
[34]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784-1844，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7，p.22.
[35] Paul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p.44.
[36] William Milburn（originally compiled），Oriental Commerce；or the East India Trader’s Complete Guide，London：Kingsbury，Parbury，and Allen，1825，p.470.
[37] 温岐山订正《绘像银论秘书》，丹柱堂版，序于道光甲辰（1844），《各银图式》，第34～35页；《银经发秘》，第26～27页；《天师来历》，第49～51页。
[38] 《新增银论》，光绪十二年（1886）重刊，第12～13、23、26～27页，歌诀引文见第12页。
[39] 温岐山订正《绘像银论秘书》，《天师来历》，第49～51页。
[40] 温岐山订正《绘像银论秘书》，《银经发秘》，第24～25页。
[41] Paul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