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设立华人眼科医院

以英国船员为对象的医院船，历经十余年筹划，并由广州商馆大班与驻华商务监督先后主导，官方性质浓厚，也高调进行其事，却在开设不久后就告结束。相形之下，由商馆医生郭雷枢个人在澳门设立的医院，以贫苦华人为对象，广州商馆则扮演赞助的角色，虽然较为低调却进行顺利，还赢得华人的欢迎与感谢。

在郭雷枢之前，担任广州商馆翻译的传教士马礼逊已设过诊所为华人治病。1820年贸易季结束，马礼逊随商馆人员到澳门后，以个人之力在当地开设一家诊所，也是免费为贫苦华人治病，还特地雇用一名中国医生。这间诊所相当受华人欢迎，马礼逊自己每天在诊所照料一两个小时，商馆助理医生李文斯顿也经常协助并观摩中医的治疗方式，[112]只是马礼逊的时间与经费都不充裕，因此只在当年夏季办了几个月就结束了。[113]

郭雷枢于1796年出生在英国北桑普敦郡（Northampton）的其乐斯比（Kilsby），1809年就读拉格比文法学校（Rugby School），[114]1812年进入列斯特医院（Leicester Infirmary）成为学徒，[115]这也是到19世纪初为止，英国医生养成教育的通常途径；5年后郭雷枢再前往伦敦拜著名的医生库柏（Sir Astley Cooper）为师，取得医生资格后，于1819年进入东印度公司担任船医，先后在“哈瑞斯将军号”（General Harris）与“罗宾逊号”（Abercrombie Robinson）服务共7年。1826年随“罗宾逊号”来华期间，正逢李文斯顿返英，广州商馆从船医中觅人递补，觉得郭雷枢精于医药专业，又与商馆人员熟识，因此主动邀请他从同一年11月1日起代理商馆助理医生，待董事会同意后正式就职。[116]

郭雷枢个性温和，善于体恤他人。一位在1829年至澳门探亲并留住到1833年的美国小姐罗哈蕊（Harriet Low），和郭雷枢熟识后，屡次在日记中提及他的为人行事，以下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例。有天罗哈蕊听了马礼逊以“人生主要目的在于行善”为题的讲道词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此地有个人确实达成了这项人生目标，那就是郭雷枢先生。他持续地尽力行善，每个人都敬爱他，他对人无不慈爱而体贴，让所有遇到他的人觉得愉快。人人在痛苦中找他，他则尽可能解除他们的痛苦，他治疗其病，安慰其心，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此做而不张扬地善尽他的责任。我们称他为“阳光”（“the sunbeam”），因为只要他一接近，每样东西就笑开来。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行善，而且其貌如心，他很坦然、大气、高尚而不虚伪、和蔼、爽朗，令人如坐春风。[117]

难得的是郭雷枢将其善行推广到对华人的关怀治病。他进入广州商馆不过几个月，已了解到中国社会缺乏完善的慈善医疗设施，而许多华人对疾病的知识不足，以致深受病痛之苦，于是郭雷枢于1827年决定在业余投入自己的专业、金钱与时间，免费照顾澳门及附近地区贫苦华人的身体，而且在经过多方观察后，预定集中致力于华人常见的眼科疾病。[118]

郭雷枢起初义诊的规模较小，但身受其益的华人很快地以口碑传播他的善举，求诊的病人快速增加，药品用量很大，他因此在1828年1月请求东印度公司同意他进口药品备用。广州商馆转报他的申请时，大力赞扬他的人道救助行动，并估计他医治过的华人已将近1000人，也获得华人的欢迎和信赖。商馆认为他的作为足以和皮尔逊推行牛痘接种而广为华人感念相提并论。[119]

1828年起，开始有在华外人捐款协助郭雷枢，他得以在澳门租赁两栋小屋作为眼科医院，门诊以外，还可以接纳40名远道的病人住院。眼科医院历年共获得捐款六千八百九十银元五角。[120]在捐款人中包括1830年的五名华人行商：东兴行谢有仁（Gowqua）、怡和行伍绍荣（Howqua）、天宝行梁纶枢（Kinqua）、广利行卢继光（Mowqua）及同孚行潘绍光（Punkequa），合计共捐1400银元，其中以伍绍荣捐500银元最多。[121]行商捐款之举促使广州商馆认为，这是广州与澳门两地的许多华人感念这所眼科医院所致，而商馆过去虽曾以东印度公司之名捐过一点款项，但为表示支持郭雷枢的慈善事业不落华人之后，商馆决定代表公司也捐款和伍绍荣一样多的500银元共襄盛举，同时还建议董事会考虑出钱为眼科医院在澳门租屋；[122]不过，董事会对租屋一事并没有回应。

伍绍荣在1831年和1832年又接连捐款，但数目不详，而广州商馆仅在1832年又捐了一次，数目同样不详。捐款人中显得特别的一个群体是从印度来华经商的巴斯人。在1831年眼科医院的20名捐款人中，巴斯人最多，有12人，何以这一年有这么多巴斯人捐款的原因仍有待考。[123]

1827～1832年的五年中，共有大约4000名以眼疾为主的患者就诊，但也包括其他病症。[124]郭雷枢不收费用，还供应眼镜给病人，许多病人则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撰写谢帖感恩，内容除叙明治愈经过，有的还题诗抒发他们对这位“英吉利大国手”的谢忱；[125]也有人书写红纸感谢状，伴随着一些糕饼，敲锣打鼓送到他的住家后张贴在门墙之上。[126]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郭雷枢遇到一次病人死亡的意外。一名住院的老妇人在和他谈话时，突然倒地猝死。郭雷枢立刻锁上死者病房，并将此事通知香山县丞；幸好县丞向来知道他为华人义诊的善举，因此认为此事纯属意外而未为难他。医院中的其他病患也都愿意作证，证明他对死者已善尽一切照料之责，还有两名近于康复的病人自愿陪同死者棺柩回乡，直到下葬后才返澳门。[127]在中英之间极为缺乏信赖的19世纪前期，这件关乎人命的意外竟没有引起不良的反应，成为一连串中英纠纷事件的罕见例外，足以显示中国人民和官员都十分认同他的义行。

郭雷枢的4000名病患中，有一位名叫何鲁（Ho Loo）的人遭遇相当不幸，曾引起英国社会的广泛注意，并成为医学史上著名的病例之一。何鲁是广东新安人，本与母亲两人相依为命，不幸的是他二十三、四岁起在下腹部长瘤并逐渐扩大，到1828年下半年找上郭雷枢求助时，已有七年之久的肿瘤周围长达44英吋、重约40磅。[128]郭雷枢判断这个超大肿瘤有可能以手术切除，但他不能违反中国法律动刀，因此在何鲁表达意愿后，郭雷枢向商馆大班请求将何鲁送往英国由他的老师库柏处理。大班觉得一方面何鲁完全了解手术有很大的危险性，仍愿远渡重洋尝试，可见郭雷枢的医疗行为已让进步的英国医学烙印在华人心中，另一方面何鲁的特殊病例也会引起英国医学界的兴趣，因此不待董事会核准，就决定接受郭雷枢的人道请求，不但让何鲁免费搭乘东印度公司船只到伦敦，还由商馆负担他购买衣物等费用185银元。[129]

许多英国人果然被这个前所未见的大肿瘤吸引。1831年3月何鲁进入伦敦的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4月9日进行手术前，许多人登记要见习，原订的开刀房容纳不下，改到容纳多达680人的大手术教室，由基依（Charles A.Key）医生动刀，库柏和另一位医生在场协助。手术历经1小时又44分钟，当时尚未发明麻醉术，何鲁忍受的巨大痛苦可想而知，结果他因失血过多抢救不及而死在手术台上，切除的肿瘤虽有部分流失，仍然重达56磅。[130]何鲁死时年仅32岁，此后他母亲依赖众人为此捐给郭雷枢保管的款项利息维生。

除了何鲁和前述倒地猝死的老妇这两次意外，郭雷枢的眼科医院在广州商馆、行商和在华外人的赞助，以及华人的信赖与感谢下，从1827年起经营得很顺利，到1832年时却出现了问题。商馆医生皮尔逊离华返英，由郭雷枢继任，工作与责任加重，不能再如担任助理医生时经常留守澳门，而必须在贸易季随同商馆人员前往广州待大约半年时间。既然无法两边兼顾，郭雷枢只好在这年10月到广州前关闭了已有5年之久的眼科医院。

郭雷枢担任广州商馆医生两年后，于1834年随着英国对华体制更迭而改任驻华商务监督医生。[131]由于他和皮尔逊、李文斯顿一样，都按东印度公司规定不得兼营商业，收入只靠薪水，而改任商务监督医生后，薪水虽然提高一些，却取消了原有的三餐与租屋两项津贴，他估计收入减少约1/3。[132]因此过去在公司服务的年资能否使其获得退休年金，直接关系到将来的生活条件，何况1833年他和美国女子在澳门结婚生子后，家计的负担日重，因此写信向公司请求退休年金。[133]不料，请求遭到拒绝，郭雷枢决定趁早另谋出路，而于1838年5月辞职离华。[134]回到英国的郭雷枢先在阿伯丁（Aberdeen）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并重获开业资格，随即定居在格罗斯特郡（Gloucester）的雀乐屯（Cheltenham），在当地持续行医至1878年为止。他于1879年10月28日过世，年83岁。[135]

在华12年间，郭雷枢除了在业余开设澳门眼科医院，和本文前节所述的建议设立医院船之外，还在1828年间主持或至少参与了广州诊所（Canton Dispensary）的成立。[136]广州诊所成立后由美国医生布莱福（James H.Bradford）照料，而英国医生柯克斯也曾在1832年后协助。这家诊所模仿澳门眼科医院，也以华人为主要对象，同样是免费义诊，但不收住院病人，而就诊的华人仍然川流不息，每天一早便有各种病症的患者在诊所前等候开门，[137]但1835年布莱福返美，广州诊所也结束了。至于郭雷枢则于1835年首先提倡由各国派遣医药传教士到中国，[138]并于1838年联合同志在广州创立“在华医药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139]由他担任会长一职。即使他在不久后即离华，仍终身遥领会长一职。而创立“在华医药传教会”对于拓展此后西医来华的影响更为显著远大，[140]只因无关东印度公司或驻华商务监督，需要另文论述，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