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亚洲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方法和发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牵头，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个研究院所、多个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参加联合开展的大型课题“亚洲政治发展研究”，经过实地调研、学术研究和报告撰写等四个阶段的研究工作，历时五年，现已完成。
课题研究对象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以下简称“五国一区”）等东亚国家和地区。
课题研究目标是对于上述五国一区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系统的经验性研究，认识和把握东亚政治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主要涉及：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政治发展的动因和特征，政治发展阶段及转型问题，民主政治问题以及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等问题。
课题研究团队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等相关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以及研究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专家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房宁研究员担任课题组组长。
课题研究方法包括：“案头研究”、“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和比较分析等四种。“案头研究”是对以往中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分析整理，“田野调查”是对于五国一区的政治机构、政治活动进行现场观摩与考察，“口述历史”主要是访谈对象国相关政治家、企业家、政治记者、专家学者。比较研究是在前三项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于不同国家、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研讨。
2008年12月，课题正式启动。自2009年5月至2010年7月，课题组先后组团赴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和新加坡，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实地调研总时数为60天，参加团组调研共26人次，先后走访各界人士或与之座谈300余人。其间，还邀请部分国外、境外相关人士来华进行与课题有关的访问和研讨活动，部分课题组成员还多次单独访问了相关国家和地区。
近两年来，课题组召开了20余次课题研讨会，包括：邀请专家讲学、介绍相关研究成果、课题组内部研讨、国别调研总结和阶段验收研讨会，等等。编写课题简报20份，课题组内部通信6篇，阶段总结1篇，国别（地区）调研报告6篇，五国一区访谈实录6份，国别（地区）专题研究报告6份，发表学术论文、文章10余篇。课题的主要成果——主报告《自由 威权 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和访谈实录《东亚民主备忘录》已经完成。
一 缘起：大国崛起需要世界眼光
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物质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不仅是在器物层面的发展进程，现代化也是社会精神、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发展进程。现代化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也需要思想文化的引领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经艰难，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国进入了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小康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结构、群体关系、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体制，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的政治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在客观上对政治体制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政治制度与体制，通过改革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在这样的意义上，保持健康的政治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积极稳妥地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道路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以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为背景和参照观察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既有内在原因和动力，又受到外来影响，是“内生”与“外生”的统一。在当代中国，推进包括民主政治建设在内的政治发展，要以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尤其是要根据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为依据，同时也要考虑国际环境因素，关注和借鉴国外境外经验。目前，国内有关政治发展的认识，尤其是关于民主问题的研究，从意识形态和主观愿望角度出发的居多，而经验性研究相对缺乏，尤其缺少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系统深入的研究，缺乏独立的、准确的认识。我们希望通过对于东亚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工作，为我国的相关研究增加经验性认知。
（一）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性任务。近代以来的历史遭遇，迫使中华民族在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在追赶世界的道路上，艰苦奋斗、艰难探索。因为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原因，中国人对于外面的世界格外关注。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国外的现代化问题。那时的研究带有开创和摸索的性质。由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刚刚开始，自身的经验不多，加之其他条件的限制，那个阶段的研究基本是在文本层面上的，介绍进来的观点、学说虽不少，但无从验证，难于判断。
在本课题研究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国内有关民主问题的研究做了一点学术史方面的考察，发现在我国学术界以及大众传媒中有关民主问题的知识以及相应话语，大多数是从为数不多的几位西方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中翻译、转述而来的。根据我们的简要统计，国内有关民主问题的学术论文以及评论性的文章，引述最多的是卢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亨廷顿、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哈耶克等八位外国思想家的论述。而且，对于上述八位外国思想家的有关论述的引用主要不是分析性的，而是作为前提性的、公理性的论据。
通过外国思想家的学说了解民主政治以及西方世界的政治发展是必要的。但是，文本毕竟不等于现实。况且，在社会科学中，政治学是文本与现实差距最大的一个学科。上述八位西方思想家所处的时代跨越了2000多年，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以他们的论述为经典、为论据，难免望文生义，由此演绎出的认识又能有多大实际意义呢？中国谚语说得好：“听其言，观其行”，中国政治学者对于国外政治制度、政治发展以及西方民主的认识，不仅要从书本上得来，更要进行经验性的观察和研究。因为，我们研究外国的最终目的毕竟还在于为中国提供参考和借鉴。为了这个目的，就需要对外国的理论进行验证，进而形成判断，才能具有真正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我们不能满足于对“译语”的了解，不能满足于了解“文本上的西方”，我们要进一步去认识现实中的外部世界。为了这样的目的，就需要开展有关国外政治发展以及民主政治的经验性研究。
对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西方文明进行经验性的研究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除去必要的资源、人才条件之外，最重要也是不可或缺的是中国自身的经验。国外的理论只有通过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在社会发展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加以验证，才能形成判断，否则就无法了解其真正价值，尤其是对中国的价值。
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学术界终于有了这样的条件。30多年前，当中国打开国门，尤其是对西方世界打开国门的时候，我们所能感受的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们像吸墨纸一样学习外界的知识，其中也包括西方的各种政治理论、民主思想。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步，而对于介绍进来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的真伪对错，我们是懵懂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已经完全展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在一天天的变化、进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新经验，使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对于这一新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开始有了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当我们的思想意识和理论准备中开始具有了“中国经验”的时候，再走出国门去观察和探讨东亚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番新的感受。以我们日本研究的重点之一——明治维新为例来说，当读到“五条誓文”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启动浙江义乌改革的“四允许”；当看到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的时候，我们想到了研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的“巴山轮会议”；当研究日本明治初年“民权论”与“国权论”之争和“明治十四年政变”时候，我们想到了中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基于中国经验，观察研究国外问题，常有清风拂面、豁然开朗之感。原本尘封在记忆里和书本上的遥远的外国知识，变得不再陌生，有时竟然是那样的生动鲜活！
中国经验帮助我们更多地读懂了外国。我们终于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国外境外的现实了。我们希望今后这样的研究再继续下去，并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东亚政治发展研究的新鲜意义在于有了中国经验提供比较和验证。但同时，我们还十分注意和强调不简单类比和裁剪中国现实。
在本课题研究开始启动的时候，课题组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警惕自己、忘掉中国”。这个原则意在强调警惕自己的主观偏好，防止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价值倾向去裁剪国外境外的经验事实；更重要的是意在强调：对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观察、研究结论，不影射、不暗示中国的现实。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将彻底否定研究的科学价值，甚至会变成为我们的主观意识和思想观点寻找一些国外境外的依据。我们的研究首先要做到的是：搞清事实，忠于事实，我们要将东亚政治发展的来龙去脉做如其所是的客观描述，而不论这些事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认为，搞清经验性事实之后的解读、分析和启示，那将是下一步的工作。本课题将尽可能地把实际过程描述清楚，将主要事实交代清楚，为未来国内的分析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二）选择研究对象的考虑
本课题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确定，首先受到研究时间、研究资源以及人力的限制。因此，我们选择了最有参考价值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起点、环境等条件与中国大陆相似，发展阶段接近，即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存在的问题和任务相近，因此最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把最初的目光锁定在东亚地区，即东北亚和东南亚。我们在东北亚选择了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东南亚选择了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之所以具体选定东亚的这五国一区，我们的考虑如下。
日本是亚洲工业化、现代化的“领头羊”。亚洲的工业化历史是从日本开始的，亚洲的民主政治也是从日本开始的，研究日本对于理解东亚政治发展的开端以及起始条件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日本的政治发展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日本在遭遇了巨大灾难性挫折之后，依然保持了君主制等传统政治因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协商型多元政治体制。日本在竞争性的宪政民主体制下，保持了国家权力结构的长期稳定，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发展研究题目。
韩国是中国的近邻，韩国的工业化和政治发展起伏跌宕。研究韩国的价值在于，韩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是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和在遭受战争巨大破坏之后迅速实现的。这一进程被誉为“汉江奇迹”。而“汉江奇迹”与韩国当年的政治体制发展变动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研究韩国政治发展对于揭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而韩国在实现工业化之后，政治体制的多元化转型以及进一步的保守化回归，则更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政治发展新动向。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大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台湾也在探索自己的民主政治之路。台湾的民主政治自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但台湾民主却是中国民主的一部分。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进程一直在大陆人民的关切之下。应当说，台湾的政党轮替以及民主政治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许多知识，甚至为汉语贡献了许多政治及选举语汇，如：“切割选民”“护盘”“西瓜效应”“拜票”“谢票”，以及“黑金”“桩脚”，等等。台湾也是东亚五国一区中与大陆共同拥有中国文化的地区，研究台湾还可以观察中国文化在政治发展的作用与影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在本书中中国台湾部分的研究成果未能展现，我们将在亚洲政治发展研究的下一部著作中向读者呈现。
印度尼西亚与泰国是东南亚地区两个文化圈的代表，印度尼西亚以马来族为主体，信仰伊斯兰教。泰国信仰佛教，在东南亚地区属于大陆文化圈，与以马来族为主体的海岛文化圈的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所区别。
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也是世界上地域、民族、文化多样性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中叶实现民族独立后，印度尼西亚经历了严重的灾难性的内部冲突，此后在威权体制下，实现了国家初步的工业化，近十年来进入了多元体制转型时期。在这样一个高度多元的文化条件下的政治发展具有独特性质，充分展示了多元社会中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政治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特殊现象和矛盾。
泰国与印度尼西亚同属东南亚国家却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相比印度尼西亚，泰国是较为同质化的社会。泰国至今保留实质性的君主制政治，在君主制下泰国实现了工业化，并正在进一步实现向多元政体的转型。泰国的君主制与多党政治的关系与冲突、泰国独特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现象等，展现了工业化和政治发展、民主政治进程的相关因素以及内在矛盾，也是当今世界观察政治发展以及民主政治转型的重要窗口之一。
新加坡作为一个狭小的城市国家，本不应当列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政治观察与研究的视野，至少不应当处于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但事实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新加坡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政界和学术理论界密切关注的目光，新加坡一直是中国工业化以及政治发展多方面问题的参考对象，这使新加坡的政治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本课题选择观察研究新加坡的重点，自然是新加坡在开放竞争的宪政体制之下，保持一党长期稳定有效执政与治理的原因与经验。
二 方法：实证与比较的研究
在相关单位，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本课题组吸收了一批学有所长的国别和地区问题研究专家，与政治学专业研究者共同组成研究团队，这个由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组合的团队，一方面可以实现知识结构上的互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课题研究的方法。课题组中，年轻的国别与地区问题专家，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并熟练掌握当地语言，对于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也相当熟悉，并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与人脉，这对于我们寻找和确定访谈研究对象起到重要作用，应当说这是本课题组的一个优势。
这些年轻的专家长期从事专门研究，较全面地掌握了国内及国际的相关学术和研究工作成果，使本课题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我们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专注于对象国和地区的考察调研以及比较分析，使课题组的研究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能够有所深入和前进。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课题组总体上采取了实证性的考察与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注意比较分析，即通过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相同或相似问题的对比，在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和重复性中获得启发，推进研究与认识的深入。应当说，这次的研究工作通过比较的方法受益不少。
（一）实证研究：“田野调查”+“口述历史”
实证性研究是通过对于对象国和地区的实地调研进行的。如果细致区分的话，课题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可以分为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学的“口述历史”，分别是对于对象国和地区的政治活动进行直接观察，甚至尝试性地参与；对于对象国和地区政治发展进程的一些重要的当事人、关系人进行直接访谈，深入了解历史事实、历史进程以及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具体而深入地从个人角度了解与认识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在“田野调查”方面，在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课题组走访了“中央”与地方不同层次的立法机构，观摩议会会议，其间我们还见证了台湾高雄市议会二读通过高雄市县合并议案的场景；在韩国、泰国等地，课题组有机会现场观察群众集会游行，其中包括现场观察韩国因有关媒体立法引发的大规模群众抗议和围堵国会的行动；在日本，课题组参加了民间政治团体在参议院选举后举行的研讨会；在韩国，课题组深入农村、企业以及居民家中，直接观察韩国的新村建设以及农村和基层的社会生活；在新加坡，课题组走访社区，参观社区俱乐部，观摩执政党组织的议员接待选民日的活动，等等。
通过一系列的“田野调查”，我们获得了大量有关对象国和地区社会政治生活的直观的感性的认识，这些活动使我们意识到，在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学研究中，感性认识是不可或缺、不可超越的。
首先，“现象大于本质”。政治活动的本质总要通过某种现象表现出来，发现与感知现象是认识本质的第一步，从现象的发现中可以感知探询本质性的问题的方向。
当年，如果不是亲身到美国考察，年轻的托克维尔是写不出传世的《论美国的民主》的。在书中，托克维尔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他见到的美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托克维尔提出宗教是一种政治设施的深刻见解，显然来自他对美国人民日常生活的观察。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而，大胆假设也要有个方向，不能漫无目的地设想。根据我们的体会，假设的提出往往是根据对现象的观察，特别是从现象中的问题和矛盾而得出的。
在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等地，对于地方议会的直接观察以及地方议会与“中央”层级议会的比较，使我们意识到：地方议会的政治性议题与争议要远远低于“中央”层级，地方议会以及地方政治是以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民生问题为主要议题的。由此深入，我们还进一步认识到，地方政治中的组织资源要重于意识形态和政策资源，以至于在地方竞选中“组织竞选”要重于“文宣竞选”。
其次，“魔鬼在细节”。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中的细节往往是将认识引向本质的关键。“田野调查”可以让我们发现和注意细节，从细节中寻获大义。
在赴新加坡的调研前，我们通过案头研究，已经了解到新加坡执政党以及政府全面服务社会并通过服务社会获得政治回报，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基本策略与机制。我们还知道新加坡执政党和政府是透过众多的社会组织实现其稳定治理的，在众多的组织中“人民协会”处于核心的关键的地位。但这一机制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一机制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我们并不了解，因此，也就无法判断这一机制的意义及重要性。
在新加坡，通过现场观察，我们终于直观地了解到这一机制的运行状况，进而对其意义和重要性进行了评估。而现场观察的发现以及意义的解读首先是通过若干细节得到的。在调研期间，我们有机会到人民协会的一处社区俱乐部访问。在参观时，我们注意到俱乐部的设施十分齐全，规模也不小。这个俱乐部是一幢三层的楼房，有会议室、教室、阅览室、计算机室、羽毛球场、健身房、琴房、棋牌室、卡拉OK厅、舞蹈教室、SPA水疗室等等，设施一应俱全。这个俱乐部居然有两间卡拉OK厅，一间是日本式，即我国国内的这种样式的；另一间是马来式的，以方便习惯不同的华族和马来族居民的需要。我们还注意到，这个俱乐部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许多教育、文化、体育、艺术、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培训。我们在俱乐部培训的一览表上看到，上述各种项目的培训多达几十种，而俱乐部收取的费用极其低廉，比如少儿钢琴课每节收费仅相当于人民币30～60元。经过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知道政府及有关方面对于俱乐部有着巨大的支持和资助。
新加坡实行的是宪政民主体制，国家政权在宪政体制层面上是开放的，政党是需要经过竞争性选举才能取得执政地位的。而在权力结构层面上，新加坡的政权却是高度稳定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政治权力结构实际上是稳定而不开放的。在存在宪政民主和竞争性选举的制度环境下，一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机制是执政党能够将掌握的经济与行政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选票，以这样合乎法律、合乎程序的方式取得政权并长期保有。而资源转化就是透过人民协会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来实现和完成的。党领导和影响的社会组织是资源转化的载体与方式。概括地说，新加坡开放、多元的政治体制之下的一党政治，是靠其特有的“服务政治”“福利政治”来支撑的。几张小小的社区俱乐部的培训项目单，具体细腻地透露出了新加坡“服务政治”的奥妙。
口述历史是当代历史学界十分流行的一种治学方法。历史既是整体的也是具体的，既是集体的也是个体的，既发生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中也表现于日常生活中，既保存于历史文献档案里也存在于个人的记忆里。我们参观新加坡历史展览馆，其入口处有两条参观路线：一条是以历史事件为线索的路线，另一条是以个人生活为线索的路线。这好似我们研究历史与政治的两类方法。在东亚政治发展的研究中我们也采取了这样两类方法。
根据我们研究中的实际体会，我们认为，口述历史方法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历史的细节，更在于提供一条新的历史发展线索——心理的线索、心灵的线索。历史，简而言之，是由客观条件与主观意志共同构成的。口述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心理与心灵的线索，可以让我们感知主观的线索，让我们了解起伏跌宕的东亚政治历史深处那些曾经为这一进程付出了一切的心与灵，曾经是怎样地跳动、怎样地思考。
在对东亚五国一区的实地考察调研中，在有关各方的支持与帮助下，我们访问了许多重要的当事人，他们或经历过重大的历史时刻，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或深谙政治、经济、社会的运作，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性有着深入的了解。我们把对这些人士的访谈称作“当事人的陈述”。通过“当事人的陈述”，为我们建立场景感，帮助我们还原历史，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东亚政治发展的历史表象与本质，帮助我们了解历史进程中的人的思想意识、行为动机和情感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调研与访谈，有许多场景令我们难忘，化为珍贵的记忆。在韩国，我们访问了当年民主运动中的著名学生运动创始人金槿泰。那天，金先生特意邀请了当年他的学生——1987年最终推翻军政体制的“6月抗争”中的四位韩国的主要学生领袖一同参加。他还特意将会谈的地点选在了韩国民主运动的圣地——1987年6月10日晚，敲响召集全市统一行动“圣钟”的首尔大韩圣公会教堂的会馆。记得当时金先生用极其平淡的音调讲述着当年风起云涌、可歌可泣的抗争，他目光冷淡、表情木讷。事后，我们才知道金先生当年从事民主运动时，曾多次被捕入狱，多次遭受酷刑，喉部、面部及肢体落下了多处残疾。金先生的讲述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汉江奇迹”的背后还有一部艰难的政治探索和发展的历史，那是用韩国人的血和泪浸泡的历史，倒在血泊中的既有平民也有领袖，有多少鲜活的生命消失在暗夜里、毁灭在暴行中。在挣扎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行，韩国一路坎坷。
在访谈中，关于政治学研究特别是关于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方法，我们也获得了一些启示。我们的访谈对象基本上是四种人：政治家、企业家、政治记者和学者。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各地也包括台湾地区的政治家、企业家甚至政治记者，与学者们之间存在很明显的认知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认识和解释居然是那样的一致，以至于课题组的一个成员脱口而出：“他们好似在念剧本”。令我们惊讶的是：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学者们的确在谈论政治问题，尤其是谈论民主问题时，他们的论点与话语体系的确是高度相似的，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是相当熟悉，基本上都属于“美国制造”。但是，政治家、企业家们对于本国、本地区的政治问题、民主问题的认识与解释就不同了，他们谈的是实际的做法、真实的过程和具体的案例。这些做法、过程和案例与学者们的“说法”相去甚远。我们从中获得的体会是：在社会科学中，政治学恐怕是书本知识与实际情况差距最大的一门学问。进而也启示我们，做政治学这门学问，我们应该更多地去问谁，去哪里学习请教。
（二）比较研究：差异性中发现问题，重复性中探寻规律
比较研究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但坦白地说，在课题开始的时候对于什么是比较研究并不真正清楚，关于政治发展比较什么？如何比较？比较对于认识政治发展问题究竟有什么意义？都没有切实的体会和认识。随着我们调研的实际开展，随着旅程的延长、随着笔记的增加，比较研究逐渐地出现在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视野之中，逐渐地，我们倾向于主动地、自觉地进行比较。在调研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在甲地意识到的问题，到了乙地变成观察分析的重点但真义未明，再到丙地则豁然开朗。比较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读意义，认识规律。我们逐步意识到，比较研究是将认识引向深入的重要方法，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许就是那些通过比较获得的认识。
比较研究的价值首先在于：可以帮助研究者在事物的差别当中发现问题，解读意义。社会历史的发展演进，具有复杂性、整体性和不可重复性。由于这些特性，单独以某个国家为对象的国别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孤立的观察与研究，会大大降低观察研究者的敏感性，出现所谓“有知识没见识”的现象，即观察研究者对于已观察到的现象和熟知的事物缺乏有意义的解读和认识。而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关或相似问题的比较观察和分析，可以让观察者意识到问题的所在。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有“问题意识”，但是也许“问题意识”本身就是个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问题”并非天然的，并非事先预知或可以设定的，“问题”也需要发现，发现重要的和关键性的问题，才能使研究工作走向正途，通过比较常常能让“问题”浮现出来。
我们对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保持执政党的团结统一的机制的认识，就是通过与日本自民党的党内关系的比较中得到的。这是我们在课题研究中依靠比较研究获得的重要认识的一个典型。
日本自民党自建立“55年体制”后，长期一党独大、一党执政长达数十年。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原因之一在于自民党的一党多派的体制，即自民党吸收、容纳了许多派系，聚集起雄厚的政治力量，使之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组织资源。由于吸收众多的派系，自民党内部关系错综复杂。自民党的力量来自派系——派系的力量聚集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资源；但自民党的弱点也在于派系——派别林立、软弱涣散。在自民党政治当中，往往选举前是一党，选后是多“党”，各个派别争权夺利，甚至相互倾轧。自民党的派阀政治，不仅使自民党涣散，也使日本政局动荡、政权软弱。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自民党内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改革派要求改变自民党内的派阀政治，加强自民党的统一性，强化日本政权，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各种挑战。但自民党没有实现成功的自我革新，最终丢失了政权。在日本调研时，我们当然知道日本的派阀政治，也知道自民党的改革，但一个执政党如何实现党的统一，如何保持党的团结，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并没有答案。
我们在新加坡调研时意识到：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与日本有相似之处，新加坡也是一党长期执政，且到目前为止，已经执政超过50年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依然十分稳固，不仅没有来自党外的严重挑战，执政党内部也十分团结稳定。新加坡的体制可称为“59年体制”，与日本的“55年体制”相比，又有了很大区别。而两种功能相似的体制在结构上的差别就是通过体制内部的比较获知的。
在新加坡访问基层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新加坡的社区工作人员，特别是人民协会的俱乐部主任等社工以及人民行动党的基层党工的表现与做派，甚至肢体语言，与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议员，特别是地方议员十分相似，而新加坡真正的议员在群众接待日的表现倒有点像是例行公事，有“上班族”的感觉。受这一细节启发，我们逐渐意识到新加坡“59年体制”与日本“55年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实行的是一套“兵不认将，将不认兵”的党内分工制约体制，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将党与政权的内部系统分解为两部分：议员与社工。议员，也包括政府高官是公开的政治精英，负责在议会、政府中进行政治活动贯彻党的政治纲领与政策，但议员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基础，是由党的上层选择和确定政治精英，而政治精英包括竞选在内的主要政治活动则要依赖党所掌握的另外一套组织系统，即由社区工作、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三大系统中的社工的支持和运作。社工是议员的支持系统，但不听命于议员，社工和议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党的工具。新加坡的体制杜绝了议员建立政治基础、形成派系的可能，使政治精英团结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依赖于党。因此，有人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一派。日本自民党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内部组织结构的差异，使我们发现和了解了一种保持执政党内部统一和团结的机制。
比较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在重复性中发现规律与趋势。社会规律肯定要表现为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因此，对于重复性历史现象的观察、分析和比较，是认识社会规律的重要的经验性方法。
关于东亚政治发展规律性的某些发现得益于比较研究。设立东亚政治发展课题的本意是对东亚政治发展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如其所是”的经验性梳理，并无特别的理论探讨或认识规律的企图，但随着调研工作的展开，各个国家与地区政治发展进程所具有的相似性自然地浮现于我们观察的视野之中。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不断重复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展现了它们所具有的共同性及规律性。
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以及战后初期、韩国建国初期、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新加坡独立和建国的初期，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仿效西方工业化国家体制的那样一个阶段。而且上述四国那一阶段的时间竟然也大致相当：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明治十四年政变是14年，战后从1945年至“55年体制”可算10年，但如果从池田勇人首相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55年体制”进入正轨、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期算起则是15年。韩国从建国到朴正熙当政是16年。印度尼西亚从1950年建立印尼共和国到1965年苏哈托当政是15年。新加坡从抗战结束的1945年到1959年举行首次自治普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也是14年。在四国所共同经历的15年左右的初始阶段里，其共同特征是：政治体制的自由度较高，民粹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活跃，但工业化进程较慢，有些情况下还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对立、冲突甚至内乱。在经历了15年左右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后，上述国家便转入了“威权体制”时期。
更为有趣的是，上述国家实行“威权体制”的时间也大致相当，大约为31年，长则不过33年。日本从1881年的明治十四年政变到1912年大正时代举行的第一次宪政拥护大会，经过了31年。日本战后的“55年体制”持续了大致38年，但若从池田勇人首相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期，到1993年因“泡沫经济”破灭自民党失去单独执政地位，“55年体制”黄金期也几乎是31年。当然，不能说“55年体制”是典型的威权体制，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威权体制的某些特征，如权力结构上的封闭特性。韩国军政体制，从1961年朴正熙当政到1992年金泳三当选总统，建立第一届所谓“文民政府”，也正好是31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体制，从1965年苏哈托上台到1998年苏哈托下台是33年。新加坡的情况相对特殊，新加坡现行体制也不能说是一个“威权体制”，但“59年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具有威权体制特征的。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一直在宪政体制层面实行民主法制，政权的宪政体制在理论上是开放的，但长期以来人民行动党完全控制着国家的权力结构。如果说，这样的体制逐步出现一些变化和松动的话，那就是1991年大选，反对党突破了人民行动党对国会的完全控制，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此后，新加坡政治体制出现了进一步谨慎开放权力的趋向。如果以此考量，新加坡较为典型的“威权体制”时期大致也是31年。
有比较才有鉴别。东亚政治发展课题中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与思路，深化了我们的认识。这种比较研究也是充满趣味的。
三 发现：东亚政治发展的阶段性与规律性
东亚政治发展研究使我们相信：的确存在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东亚模式”。支持这一印象和信念的是，我们发现：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呈现出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这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所获得的核心发现。我们所说的政治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政体的制度、体制的变迁。如：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威权体制转变为多元体制。
（一）自由、威权、多元的接续发展
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呈现出的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特征是：五国一区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其政治制度及体制都先后经历了效仿西方政体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威权体制”阶段和“多元体制”阶段。
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与共同规律，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表现亦有所差别，其中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比较典型，台湾地区因特殊的政治环境，“自由民主体制”不典型，而新加坡经历了比较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目前正在建构一种新加坡方式的多元体制。有些国家，如韩国、泰国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在自由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之间经过了反复，甚至是多次反复。泰国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在自由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之间出现了两次体制性的反复。
根据东亚政治发展的经验事实，我们认为：政治发展，抑或民主政治，存在于两个基本层面：一方面是国民社会权利得到保障和社会自由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权力的开放、多元与共治。东亚的历史与经验事实进一步显示：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并非同步协调实现的。在东亚政治发展进程中，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呈现出有规律性的“对冲”现象，即权利扩大和权力集中并行现象。
在东亚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之初，大都经历了效仿西方建立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目标的宪政的阶段。我们称之为“自由民主体制”。然而，在这一时期，东亚国家大多出现了过度的政治参与并导致了混乱与失序，出现了体制危机。有论者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混乱。在这一背景下，威权体制作为对于过度政治参与和因失序导致的体制危机的制度救济，纷纷登上了东亚的历史舞台。在东亚五国一区，威权体制无一例外地起到迅速地稳定社会，开启快速工业化，改变社会面貌的作用。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威权体制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东亚五国一区的各个威权体制又以不同形式和路径向多元体制演化转变，有的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对抗与冲突，被称为“民主化”或“民主革命”。
1.自由民主体制：高喊“默迪卡”的年代
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东亚社会的共同性特征是：效仿西方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社会自由扩大，思想活跃；但社会动荡，腐败盛行；经济有所发展或恢复，但起伏不定。
东亚五国一区中的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都经历了比较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出现了“民权论”与“国权论”的争论和斗争，民权论者希望效仿英国建立议会制度，以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带动经济社会革新和发展。但民权论最终被国权论所取代，民权论者被从权力阶层中放逐，日本走上了日式君主立宪制的发展道路。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参照西方制度建立了宪政民主体制。最初的10年，日本经历了政治上比较活跃的时期，左翼思潮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泛起，工潮与社会运动不断。1955年体制建立后，日本社会形势逐步平静，开启了重建与发展的黄金期，迅速重新跻身于西方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列。
韩国战后仿效美国建立了宪政民主体制，但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纷争不断，发展迟缓，最终导致了“民主失败”。在这一社会形势下，朴正熙军政集团迅速崛起，夺取政权，建立起威权体制，从而开始了韩国快速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泰国自1932年发生民主革命后，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自由化政治，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宪政民主体制。30年代末，军政强人披汶稳固了他在泰国政治中的领导地位，标榜建构“泰人特性”的民族国家，建立起了以“领袖政治”为特色的威权体制。“二战”结束后，泰国再次出现了持续10多年的相对自由的时期。50年代后期，宪政民主体制被中断，代之以“泰式民主”的威权体制。
印度尼西亚建国后的10多年，在苏加诺总统领导下，建立了宪政民主体制，但自由有余，秩序不足，社会分歧加深，经济裹足不前，最终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发动的政变所推翻。在苏哈托的威权体制下，印尼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新加坡从战后到1960年初，被称为：高喊“默迪卡”（自由）的年代，直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新加坡进入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体制，同时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成就。
2.威权体制：实现工业化的年代
东亚五国一区中，尽管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均无例外地经历了威权体制时期。威权体制下的东亚社会的共同性特征是：人民经济社会权利有所保障和扩大，政治权力集中，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完成工业化。
“威权主义”是西方学界创造的概念，用以概括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政治体制。我们部分地借用了这个概念，用以说明东亚五国一区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阶段普遍实行的政治体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但我们只是部分地借用西方学界的概念，一是因为不准备制造更多的，让人感到陌生的概念；二来也赋予了威权体制这一概念以经过深入观察和研究后所得到的新内容，应当说，我们所用的威权体制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是一个新的概念。
根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东亚的威权体制具有保障扩大国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东亚的威权体制，一方面，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制度及政策条件，在实际社会政策与功能层面具有保障人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权利的特征，从而对社会形成了生产性激励，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威权体制在法律形式上一般采用宪政体制，但是国家权力相对集中，有利于实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和管制，阻止了“自由民主体制”时期经常出现的强烈的政治参与趋向，保持了保守的社会秩序。同时，由于权力集中，威权体制的政权倾向于强力整合社会资源，集中民智民力，对工业化实施规划，促使工业化战略性发展的实现。威权体制下，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受到限制，政治权力不开放，具有垄断性。
3.多元体制：竞选的年代
随着工业化的实现，东亚五国一区的政治领域纷纷发生变化，逐步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东亚多元体制的共同特征也十分明显：开放政治权力，实行竞争性选举，选举为最重要的社会议题和社会景观；人民的政治权利有所扩大，社会自由度增加，社会福利也有所增加。一般情况下，行政型腐败有所遏制，而政治型腐败增加。多元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有一定的形式上相似性，但多元体制以工业化形成的新社会结构作为基础，建立在比较稳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之上。
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级、利益集团不断涌现、成长，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多元化。在此基础之上，五国一区的政治体制纷纷向多元体制转化。多元体制与威权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开放。多元体制下，具有竞争性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政治主体可以通过竞选获取政治权力。
在东亚政治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多元体制演化为两种亚型：竞争型多元体制和协商型多元体制，韩国、中国台湾、印尼属于前者，日本、新加坡、泰国属于后者。
竞争型多元体制，是指政治权力结构中存在相互竞争的精英集团，通过权力斗争获取执政地位。竞争型多元体制的表征是两党制与多党制。
协商型多元体制，是指政治权力结构中具有一个稳定的权力精英集团长期掌握核心政治权力。长期执政的权力精英集团通过吸收社会精英、吸纳政治参与，通过协商方式，整合利益诉求，平衡利益关系，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协商型多元体制的表征是一党制或一党多派制。
协商型多元体制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政体形式。在现实中，协商型多元体制，在宪政体制层面具有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多元性质，即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各种政治主体可以参与权力竞争。但在实际的权力结构中，依然是单一主体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如日本“55年体制”和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在客观上，协商型多元体制是介于威权体制与竞争性多元体制之间的一种政治体制。
形成协商型多元体制的条件如下。
其一，社会分化程度较低，没有出现“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之间的阵垒分明的对抗。
其二，政治精英阶层整合程度高，社会精英形成利益联盟和广泛共识，具有比较顺畅的精英流动机制，政治精英阶层具有广泛吸纳社会精英的能力。
其三，执政的政治精英集团及执政党具有较强的功能适应性。一是自我维护机能，能够维护内部团结，形成统一高效的行动能力；二是资源提取能力，能够控制与支配大量的社会资源与财富；三是政策的灵活性，能够实行灵活多变的社会政策，广泛吸纳社会利益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法律与政策，从而化解政治压力。
（二）自由民主体制转变为威权体制的原因和条件
对于自由民主体制向威权体制转型的原因与条件的探讨及其发现，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获得的另一方面重要收获，特别是“分配性激励”与“生产性激励”是其中的重要发现。
1.自由民主体制向威权体制转变的原因
从自由民主体制转化为威权体制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普遍现象。这种转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民主体制所产生的社会利益集团争夺政治权力分配的激励作用。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带来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带来新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成员身份的大变化，也带来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取新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进而获得更多财富的捷径是：政治参与以掌握政治权力。而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权力开放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正好为参与政治权力的争夺提供了条件，对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分配性激励”，即通过争取政治权力获得社会流动和身份改变机会的激励机制。政治权力的开放与争夺，带来的混乱和不稳定严重影响了工业化进程，导致发展停滞，加剧了社会矛盾，进而刺激和促使精英集团选择威权体制以集中权力，同样的原因也促使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威权体制。
东亚政治发展早期转型的实例，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是“明治十四年政变”，战后的“55年体制”应当说也具有某种类似的效应。韩国1962年的军事政变以及朴正熙军政体制的建立，印尼1965年的军事政变以及苏哈托军政体制的建立，都属于自由民主体制转变为威权体制的典型实例。
由于威权体制下政治权力的垄断，抑制了利益集团对于政治权力的觊觎和争夺，又由于威权体制对于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有一定程度的保障，其总体的社会效果是引导和推动全社会追求经济利益和财富，从而导致了另一种社会机制——“生产性激励”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
2.威权体制存在、发展的条件
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都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大多维持了20至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表面上看，不少威权体制采取了高压政策，对于社会实施严厉的控制和管理。然而，能够在长时间内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发展，威权体制主要依据下列四项条件。
第一，维持经济高速发展，不断改善总体生活水平。
给予和保障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用以战略性发展，从两方面为工业化提供了动力与条件，东亚五国一区在威权体制下出现了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黄金期”。日本在进入“55年体制”后，创造了连续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韩国建立军政体制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9%；泰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起了第二个威权体制，此后的10年，即整个60年代，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高达8.4%；印尼自苏哈托政变后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7%；新加坡建立“59年体制”后，连续3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8%。伴随着威权体制下经济的高速发展，东亚五国一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一代人目睹了城市景观线的改变。从而赋予了威权体制以选举以外的功能合法性。
第二，拥有具有统一意志和较严密组织形态的统治集团。
威权体制权力集中，呈现为典型的一种小规模集团对大规模社会成员的控制系统。统一意志和严密组织形成了内部交易的低成本，从而构成小集团控制大群体的条件与能力。在自由民主体制对社会意识和组织的离散效应作用下，军人集团是社会里相对易于集中意志和具有组织资源的群体。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的权力精英集团，除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外，均以军人集团为主体并非偶然。
第三，集中和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威权体制以推进发展为合法性来源，集中和汲取资源的能力就成为前提性条件。经济学界一般将东亚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而从政治角度观察，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机制就在于中央决策机构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威权体制下集权的经济动机和效果均为保障经济快速发展，进而提供体制合法性。
第四，控制社会利益冲突，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能力。
威权体制具有集中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的能力，但这样的体制同样具有集中社会矛盾的体制特点。威权体制下，国家政权往往成为工业化时期频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因此，威权体制还必须具备调节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的功能。威权体制的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方面的体制功能。从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发展的实况看，调节社会矛盾与平衡利益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和成长的两大社会集团——新兴城市工人集团和新兴工商业集团——的关系。处理、协调这两大共生对立集团的关系，是威权体制控制社会冲突，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核心和关键。这在新加坡被执政党概括为：“亲商”与“亲民”关系。
（三）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动力和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五国一区纷纷进入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阶段。认识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动因与条件，尤其是确认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条件，是研究与认识东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最为重要和最具价值的问题。
1.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动因
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过渡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这种历史转变的深刻根源在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其中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参与及在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上带来的相应变化。
第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
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中出现了大型的新社会集团，如韩国的新工人阶级与财阀集团，中国台湾的本土新兴工商集团等等。新兴阶级与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对于威权体制形成了强大压力和冲击。韩国军政体制瓦解、中国台湾政党轮替、泰国近年来的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都在于此。
第二，社会心理的变化。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阶级、新阶层、新集团的出现和成长过程中，大众心理、社会意识亦随之改变，主要表现为权利意识的增长，尤其是逐渐在经济、社会权利之外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在权力集中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众中的利益诉求集中指向政权，日益形成对政权的压力，即多种社会矛盾发生向“官民矛盾”集中转化的趋势，最终推动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这种情况在东亚五国一区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进程中普遍存在。
第三，精英集团分裂。
作为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和基础的政治精英集团，在新的社会环境里也在发生分化；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精英集团内部分化始于政策分歧。在一定条件诱发下，这些分化与分歧导致了精英集团公开的分裂。在存在外部压力乃至社会运动的环境下，精英分裂往往直接导致体制的转变。东亚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过程中，台湾地区国民党的分裂、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属于最为典型的事例。韩国朴正熙总统遇刺带来的军政体制衰弱的直接原因也是军政高层精英的分裂。日本“55年体制”终结以及自民党最终下台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内部派系的分裂。
2.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条件
东亚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变并非偶然发生的，但这种转变也绝非易事。在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变中出现了许多动荡和曲折。从多个国家和地区转变的实际过程及经验看，只有当工业化、现代化初步完成，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精英形成并形成一定程度的整合与默契，在社会心理文化层面上出现和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的时候，多元体制转型才能成功，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元体制，即开放权力不再会导致社会的分配性激励与混乱。应当说，新社会结构形成、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以及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形成，是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三大条件。
第一，新型社会结构形成。
所谓新型社会结构形成，即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改变，逐步稳定、固化为新的利益关系，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这种新结构一旦形成，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权力对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作用便大大降低。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努力，对于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而言，至多带来某种利益的改善，而不会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更不会普遍带来身份、地位的改变。在这种基础性因素改变的条件下，开放政治权力和实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动力会有所下降，基本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就有可能得到保障。再配合以其他条件，多元体制才有建立和巩固的可能。
第二，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
东亚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发展中，社会政治精英阶层也在随之变动，不断分化、组合，旧的精英消失或转型，新的精英出现，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建立新联系、形成新的关系，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这种共识与默契意味着，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就基本社会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会理念达成一致；在共识与默契的基础上，不同的精英集团对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群众有所引导和约束。不同精英集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群众的引导与约束，是权力开放和竞争体制下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和政治参与的有序性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由于精英阶层中不同集团的整合和协调关系的形成，也有利于政治参与和政治过程的有效性。
第三，新保守意识形成。
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心理状态也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基本倾向是在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新的社会主体，即占人口多数并拥有经济、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即对于现行社会制度和现有秩序的认同。这往往也意味着社会价值观的巨大转变，社会主流价值的形成和改变。新的社会保守意识，改变了社会氛围，进而抑制了“民粹主义”以及各种反体制的激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产生发展。新保守意识为体制转型提供了社会心理条件与保障。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目睹了左翼思潮的衰落，而1998年以来印尼较为平稳地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思想文化条件则是当地伊斯兰的温和化。这些都显现了社会保守意识与多元体制转型的关联。
（四）东亚政治发展的理论性解释
适应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要求，是决定和影响东亚政治发展的内在因素。这是我们对东亚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性解释。
随着对于东亚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及政治发展脉络认识的深化，我们逐步意识到，由于东亚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发展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民族振兴意识和经济发展要求，是长期影响东亚社会历史进程及政治发展的根本因素。
以往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以及有关民主政治的认识对于民主及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解释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并最终被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结构所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威以及精英阶层也随之瓦解、消失或转变。与此同时，社会大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长，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参与意识和行动不断增长，最终导致以权利保障、分权制衡、多数决定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多元民主体制形成。这类认识与论述，可以称为关于民主化的一般理论。
民主的一般理论在一个很大的时空范围内，高度抽象地阐述了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民主政治产生发展的一般现象。虽然这类理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解释力，但这是一种十分笼统的认知系统，对于揭示人类政治发展及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来说，显得过于粗略了。根据这样的理论，第一，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民主政体是有所差别的；第二，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民主理念和近似的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国家其效果与结果有很大差别，有的成功有的失败；第三，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国家内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民主政体也有所不同。当然，也有人将民主政体差别和特殊性归因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及历史文化传统，但这同样是过于笼统而不确切、不具体的解释。
由于存在这些疑问，关于民主的认识就有深化的必要和余地。在东亚研究中，与上述问题相关，我们有以下新的发现与认识。
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与民主政治进程的规律性特征明显地表现为：历史起点和发展路径的相同与相似。东亚国家和民族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背景和动因是外部殖民主义的威胁和民族生存危机。作为对外来压力和刺激的反应，东亚国家和民族被迫选择了工业化、现代化以对抗生存危机。东亚政治体制的建构与选择是围绕着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进行的，实质上是在西方崛起与东方面临殖民主义威胁的时代，这一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寻求生存发展、独立富强的社会解决方案。
在东亚政治体制的选择与建构、发展与反复的现象背后的因素是，东亚国家和民族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历史条件、主要问题和需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集中起来说，就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主题。我们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近现代历史过程中，包括思想在内的各种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都是围绕民族独立、生存、发展的主题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政治势力伴随着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斗争进程而枯荣起伏、此消彼长；各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兴盛与衰落也是为其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决定着的，有利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则兴盛，不利于工业化、现代化则衰亡。
发展的压力，改变落后面貌、追赶世界的历史性任务，好似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拨弄着东亚近现代历史的时钟，拨弄着东亚人民的命运，深远地影响着东亚的社会制度、民主政体的形成、发展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