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源革命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强大动力[1]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在2015北京能源论坛上披露，北京空气中PM2.5的2/3和温室气体的3/4来自化石燃料。我在北京一个无风的冬日为《中国的能源困境与出路》写前言，心情多少犹如窗外的空气一样混沌而迷离。

一方面，煤炭在目前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仍高达66%；另一方面，在各类能源普遍处于紧缺状态的表象之下，中国能源的有效利用率仅为12%，另外的88%在开采、加工转换和储运及终端利用过程中被损失和浪费。同时，中国东部地区单位面积的煤炭和石油消耗分别已达全球平均水平的12倍和3倍，单位面积的环境负荷也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即便是按人均，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然达10吨，超过了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

自国家“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山西、陕西、贵州等煤炭资源大省的煤化工、煤电项目快速增长，资料显示，2015年1～10月，中国煤电企业新增发电生产能力达4336万千瓦。有专家测算，到2017～2018年，我国煤电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将会十分严重，若在建的燃煤电厂如果在2020年前全部投产，将可能导致约2亿千瓦的过剩装机，同时也会导致7000亿元的投资损失。

这些严峻的现实让我们对习主席提出的中国“能源革命”和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中国能源所面临的困境，正是每个中国人都在经历的现实困境，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求中国的能源结构进行变革。

当年英国治理雾霾，用10年时间使污染物降低了80%，用20年间使石油替代了20%的煤炭、用天然气替代了30%以上的煤炭，最终使煤炭占能源结构的比例从90%下降到了30%。这组简单的数字显示的只是一种结构的变化，但它所包含的却是一场由能源的生产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和体制革命共同构成的深刻的变革及其成果。目前，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中的比例还停留在将近100年前世界能源结构的水平上。这种差距的确令人忧心忡忡、惶惶然，但同时这一巨大的差距也意味着机遇，意味着改革、发展与进步的可能性和空间，至少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启示和信心，北京的“APEC蓝”或“阅兵蓝”的常态化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实现，关键在于决心、措施与坚持。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但考虑到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自给率分别为40%和68%，稳定和安全的供应的课题的确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实现中国的能源安全，更要从优化能源结构的角度统筹能源生产，正确理解“提高电煤比重”的内涵，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天然气、核电等非可再生清洁能源，促进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入网。

经济发展的目标在于让自己的国民享受更自由、更富足的幸福生活，以牺牲环境和人们的健康为代价换来的高速增长与GDP绝不是理想的结果。让人们有尊严地共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繁荣的成果，就必须消除雾霾、整治污染。因此中国必须尽快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进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相结合的能源清洁利用时代。而能源利用技术的突破是这场能源革命的关键，这不仅能为以稳定供给、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为目标的能源革命提供保障，而且能为中国经济成功升级转型提供强大的动力。

从世界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能源转型和能源利用技术革命是推进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引领人类社会进入每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迄今所积累的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对于中国解决能源困境寻求出路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当今我们致力于推动将中国声音向世界传播的同时，似乎还应潜下心来继续做信息的接收者和学习者。虽然不能奢求每一种成功的案例我们都能够即用即灵，但理性地学习和睿智地借鉴或许正是可以帮助我们顺利过河的“摸得着的石头”，并且还可能会帮助我们避免在“必须缴纳学费”的借口和掩护下付出巨大的代价。

分析人类能源革命和社会进步之间的规律，剖析当今世界能源格局中中国所面对的严峻课题，尝试为中国能源目前的困境寻找突围的方向，我和我的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各位特聘研究员，基于上述出发点而展开了执着而大胆的探索，并推出此书，倘能对关注中国能源问题的各位研究界同仁、实业界朋友能够有所助益，则幸甚。

[1] 本文为《中国能源的困境与出路》（黄晓勇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