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中国能源安全的“内忧”和“外患”[1]
能源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其衡量标准常列举能源自给率和能源对外依存度。一般认为，一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越高，其能源安全程度便越低，也就是说，它受国际局势变动影响的可能性越大。
今天，有关能源安全的问题不仅让国际关系变得更为脆弱，而且时常让国际社会显得更加神经质，实可谓暗流汹涌，险象环生，一触即发。
中国的能源安全更是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事业。关于中国能源安全的定义，鉴于石油在能源中的重要地位和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特点及目前石油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因此狭义上可以等同于石油安全，即石油供给关系的稳定、油价的稳定和运输环节的安全稳定；而广义上来看，中国的能源安全则包括三个层次的要求：首先是能源的稳定供给，即能源资源要在总量上和机构上满足消费者和经济部门在每一个时间点的消费需求；其次是能源输送过程和生产环节的稳定、持续；再次是价格的合理，即现实经济社会所需要的任何能源形式都拥有能够被消费者接受的价格，能源价格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基础价格，既不能成为各个产业发展的成本包袱，也不能成为破坏社会生活稳定的搅局者。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不理想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之间显著的矛盾与差距，使得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兼具。
内忧之一，我国的能源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堪忧，即能源消费需求总量增长过快且煤炭占比过高。根据英国石油公司年度能源白皮书统计，以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计算，2010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2012年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以石油计算）达到27.4亿吨，近5年内增加了28%。“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煤炭、石油、电力和热能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普遍存在，同时也造成对能源的不合理需求增长过快。同时，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煤为主自给，以引进油、气为重心”的能源战略，在消费的一次性能源中煤炭长期占七成以上。有专家批评，过快的消费增速使煤炭的年产量大大超出了实际的“科学产能能力”。
内忧之二，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造成的环境问题严重且难以治理。2013年，严重的雾霾污染席卷了中国许多重要地区，涉及范围达160万平方公里，多个省市频频发布雾霾红色预警，空气质量达到六级严重污染中的“最高级”。其中最重要的污染排放源正是来自煤炭和石油的使用。过去那种以为能源安全即等于扩大供给的观念，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过度消耗资源必然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必然要增加的社会治理成本，因此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警告我们，中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国际上的地缘政治外交制衡与利益博弈问题，更是实现国内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维护公众健康和提升生活品质的迫切需求。
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严峻，“外患”很多。世界能源形势呈现出供应源和需求方同时“多极化”“多元化”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博弈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正面临主动或被动的调整，甚至将不得不重新洗牌。
首先，从能源供给层面看，中国的能源形势随着需求总量的迅速增长、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而更加脆弱。2013年，中国进口原油2.82亿吨，比上年增长4%；进口煤炭3.3亿吨，同比增长13.4%；进口天然气进口5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5.2%。虽然综合计算结果中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只有11%，但截至2013年底，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8.1%，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虽只有27.5%但增长迅速，比2012年提高3.1个百分点，而煤炭对外依存度也达到8.13%。能源是否安全，实际上最终取决于最不安全的那种能源，而不是整体的能源，因此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能源安全现状与发展趋势面临巨大挑战。
其次，在能源运输方面，据统计，中国70%的进口原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石油海路运输途径易受其他国家掣肘，对确保能源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此外，中国进口的石油多源于中东、非洲等地区，而未来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因素或将进一步增加这些地区动乱的频度与烈度。
受国际格局的牵制，我国一直为实现自身能源安全而努力追求能源供应的多元化。目前中国的油气来源已经构成了多方位、多渠道的格局，其中包括海上液化天然气管道、中缅管道，还包括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的天然气等进口渠道。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努力实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多元化的不懈进程中，其所需投入是十分巨大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国际关系突变与地区冲突频发的风险和挑战。
再次，价格体系和国际贸易方面。国际能源价格不仅受国际能源供需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且与能源市场、能源贸易和能源金融市场结构的完善程度相关，同时也受到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冲突的深刻影响，这尤其体现在石油市场上。
目前，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虽然依旧是油价控制主体，但随着其他地区石油生产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技术革命的发展，OPEC的油价控制能力势将有所下降。美国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页岩油和页岩气生产，以及调整金融政策等手段，增强了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又加上其利用庞大的军事力量，威胁控制了近70%的世界石油资源和运输渠道，严重地影响着国际石油价格的走向。俄罗斯2013年的石油产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占全球份额的12.9%。俄罗斯向东方供应原油渠道的建成，并通过调整东西两个市场的供应比例，某种程度上或将有利于实现其影响世界石油价格、增强挑战美国石油定价权能力的战略目标。
当今的能源贸易是全球化的贸易，但绝不是“自由”的贸易。众多局部战争的起因归根到底都是能源资源的争夺，而20世纪70年代两次严重的石油危机也令世界尤其是日本及欧美各国对能源安全一直谈虎色变，危机感持续至今。目前乌克兰的局势动态以及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制裁，是否会引发一场新的严重冲突而导致第三次石油危机的发生也未可知。
中国作为全球石油消费第二大国，据统计，2014年中国和非OECD国家石油需求分别达到33万桶/日和124万桶/日。随着中国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及国际市场参与度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石油定价权中的地位仍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自2003年以来，中国通过推出国内燃油基准价、燃料油期货等手段，着力在亚太石油市场形成有效的价格基准，以促进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原油贸易秩序，进一步增强并发挥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博弈能力。
最后，由于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排名中名列首位，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在2008年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美国近几年的页岩气商业开发成功使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煤电比重已经跌至40%以下，气电比重超过煤电已然指日可待。能源技术革命将使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幅下降，美国因此得以在气候谈判上转而居于主动地位。奥巴马政府已出现积极转变，开始强调要承担减排义务。在这种变化趋势下，中国在国际减排谈判中成为被瞩目的焦点或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讨论中国的能源安全必须重点解答这些问题：如何安全、持续、稳定地获得有效的能源供应？如何使能源供应与经济发展模式取得平衡？如何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双赢？
而欲解答以上三个问题，就必须重新审视当前中国“能源安全”的实质，明确安全之所系。而构建真正的能源安全，则应该树立这样几个观念：
（1）摆脱能源安全直接等于加大供应的传统理念，供求双方要科学协调，以满足合理的能源需求。
（2）将能源的科学高效利用作为实现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环节，使“能源生产、利用与环境保护并重”理念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3）站在国际能源版图前谋求中国的能源安全。人类文明形态的进步始终伴随着能源革命，中国应紧紧跟上能源结构的优化、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科技的进步、能源价格的变动等国际趋势，抓住机遇，用国际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致力于能源产业的振兴和能源技术的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6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给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定下基调——“推动能源体制革命，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并着重强调了五个实现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途径，即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其中关键点在于，中国实现能源安全战略必须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基础。能源安全既要通过稳定供给、合理的价格和运输安全实现，也必须要依靠能源高效利用和节能和保障。而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是提高中国能源效率、实现能源安全的根本途径。
实现能源的科学供给和利用、满足合理的能源需求，是解决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方面应重视“节流”，充分考虑中国能源安全目前面临的挑战，通过设计、生产、贸易、运输及消费等各个环节控制能源消费总规模，通过推广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切实调整我国能源供应和消费结构，甩掉经济发展模式上的“高碳”标签，提升中国的能源自给水平和供给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应重视“开源”，在谋求提升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与控制能力的同时，在国际市场和国内能源生产中寻找更为有效、稳定的能源供应源。
2013年中国公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在对电力工业的发展态势和布局带来深刻的变革，尤其煤电的发展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带。而关于新能源发电的事业还有很多争论，例如，风电、太阳能发电被电力生产业界称为“优质能源劣质电”，因为这些新能源发电虽然是环保、低碳的，但是这种电力需要调峰电源支撑，成本偏高而稳定性较差，且不能及时满足需求。
同时，限于中国页岩气和页岩油埋藏地区及开采技术和开采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尚难以复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
而在实现技术革命的前提下，充分发展核电无疑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众所周知，核电与传统发电成本比较便宜许多，而且由于核燃料的运输量小，因此核电站可以建在最需要的工业区附近。但发展核电除了要筹备较大的资金投入、实现科学合理的布局、尽快实现第三代自主技术的完善与验证等之外，尤其重要的是，要正视公众对于核电的恐惧情绪，要通过加强技术研发全面提高核电技术的安全性，要完善各项法规标准，提高电站运行监管水平，要尽快出台国家原子能法，构建核电安全保障体系，从而确保实现全民放心的核电发展。
从第一座核电站建成以来，全世界投入运行的核电站达400多座，这么多年来基本上都是安全正常运行的。虽然有1979年美国三里岛压水堆核电站事故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石墨沸水堆核电站事故，以及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这几次事故都与人为因素相关，即灾害与影响本可控制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甚至可以避免严重灾害的发生。在可靠的技术保障和管理下，核电是污染更少、更安全、更经济、更稳定、更可持续的能源。
中国发展核电首先要追求规模，稳步提高核电比重，加大开工投产规模。同时，发展核电还应该重视核电的小型化，小型核电可以建设在负荷中心，实现较好的经济性和安全性。一方面要大型化和小型化并举，一方面应尽早规划“东部核电带”，尽快启动东部沿海核电项目，稳步推进中部地区核电建设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抓紧启动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为了完成到2020年在运5800万千瓦的目标，高层此番再提核电加速，产业发展确定性更大。
然而，由于技术路线不明朗、高端设备不到位、审批慢等问题，2014年上半年仍然无机组开工。因此，为实现发展核电的目标，就必须加快体制机制革命，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实现安全唯一化、投资多元化、运营专业化、技术设计集团化、制造市场化、施工社会化、核燃料循环一体化等。同时必须综合考量财政能支撑、电价能承受、系统能消纳、成本能下降、技术能自主等必要因素。
纵观人类历史，文明的进步和社会急剧变化的背后，都伴随着一场场轰轰烈烈的能源革命，但过去我们却往往处于某种变革的关键时刻而不能自知。如从薪柴到煤炭的转换而出现的蒸汽机革命，以及向油气的转换而出现的内燃机革命，中国都曾远远落后于当时世界进步的步伐，其直接的教训便是充满屈辱的百年近代史。而初期以核反应堆为代表的第三次能源革命进行至今，似乎已经随着人们对能源安全与能源洁净需求的日益增加而悄然改变了发展的方向。就在我们审视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并集各方智慧和努力寻求解决之途时，太平洋彼岸的一场能源革命正方兴未艾，甚至有人已经预言，这场革命必将全方位地改变世界，重新使美国居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导地位，甚至有人说，21世纪或许会成为美国的世纪。
面对这场来势迅猛的或将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变化的能源变革，中国如何才能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如何才能从不断加深的石油困境中解脱出来？如何才能彻底改变以煤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所带来的气候变化与环保压力剧增的尴尬局面？我们深感挑战与责任重大。
十分感谢我年轻睿智而充满探索精神的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的各位特聘研究员们，他们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深入研究和勤奋工作，使本书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面世，如果我们的一些观点与分析能对关心、关注祖国能源安全的同行们、同学们和朋友们有所助益，则幸甚！
谨序。
[1] 本文为《中国的能源安全》（黄晓勇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