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情”之内涵

关于“情”的内涵，陈祚明解释曰：“曰命旨，曰神思，曰理，曰解，曰悟，皆情也。”[16]这五个范畴，既有特定的理论内涵，又互相包容；既分属不同的子层次，又构成完整的核心层面。其中以神思为手段，以命旨为目的，从而表现主体对客观物象的理、解、悟等。因此，他说的“情”就不仅仅就性情而言，也不是传统诗学的“志”所能涵盖，而是将“义理”甚至佛教所言之“解悟”都收揽在内了，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诗学“情”的范畴，而是将“意境”也包括在内了。

所谓命旨，又曰“命意”“作意”“炼意”“用意”“言志”“寄旨”。第一，指诗歌命意的原则，评李密《赐饯东堂诏令赋诗》曰：“诗可以怨，怨生于忠爱，虽沉痛言之可也。怨生于己私，虽委屈隐抑，欲掩弥彰。故诗言志，志无不立见于诗，性情得正之为贵。”[17]诗主性情，然以言志为旨归，方得性情之正。第二，指诗歌表达的主旨，其评陶渊明《时运》“欣在春华，慨因代变。黄农之想，旨寄西山。命意独深，非仅闲适”[18]。陈祚明评陶渊明诗重在揭示其慨想、寄旨、命意，强调表达主旨的独特性，正是其论诗的着眼点。

所谓神思，第一，指构思之想象。一方面，“广之山川、时序、鸟兽、草木者，各有取而也”[19]，想象是以表象运动为内容；另一方面，“诗者，思也，惟其情之是以”[20]，想象以情感渗透为表象运动的纽带。与《文心雕龙·神思》“神与物游”，“志气统其关键”，内涵近之。第二，指文本之意象。或是“状是事，图是景”[21]，写景叙事以传情；或是“鸟兽草木，比兴之旨”[22]，比兴寄托以言志。存在于文本中的神思，以物象为内容，以情感为生命表征。

所谓理，第一，指文本内在的义理，是诗歌的骨干，即“理主辞，辞显理”[23]，与陆机《文赋》“理扶质以立干”意义差近；第二，指事物的自然之性，“夫理，调理也。如析薪然，循其理，则离；至于族，则格”[24]，强调诗歌创作如庄子之“庖丁解牛”，因乎自然，表达事物的本然之性；第三，指宇宙人生的哲理。其评《平调曲·君子行》曰：“古人作理语，自觉古雅”[25]，就是指此。

所谓解、悟，是指文本中所表现的创作主体对物理人情的理解与感悟。这以总评嵇康诗为代表。陈祚明说：

叔夜情至之人，托于老庄忘情，此愤激之怀，非其本也。详竹林沉冥，并寻所寄。典午阴鸷，摧残何、夏，惟图事权，不惜名彦。如斯之举，贤者叹之，非必于魏恩深，实亦丑晋事鄙。阮公渊渊，犹不宣露。叔夜婞直，所触即形。集中诸篇，多抒感愤。召祸之故，乃亦缘兹。夫尽言刺讥，一览易识，在平时犹不可，况猜忌如仲达父子者哉！叔夜衷怀既然，文笔亦尔。径遂直陈，有言必尽，无复含吐之致。故知诗诚关乎性情。婞直之人，必不能为婉转之调，审矣！[26]

诗关乎性情，嵇康的诗被钟嵘置于中品，评之曰“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讬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陈祚明对此却有不同看法，认为嵇康乃“情至之人”，只是叔夜所言之情，“径遂直陈，有言必尽，无复含吐之致”，这正是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压力下，诗人应有的情怀。在这一点上，嵇康有别于阮籍的“渊渊”“不宣露”。“志有独感”，为解、为悟，“予所屡赞诸家以工言情，此其志皆有独感，形诸声，盖万态矣”[27]。“留连景物”，亦为解、为悟，“志非有独感，作而不深于情，乃工拟古，不则留连景物，语嫣然，此亦情也”[28]。所谓“志有独感”，是指对现实人生的独特理解与体悟；而“志非有独感”，不是心无所动，而是指在流连自然之中发现独特的审美体验。前者感于人情，因情布辞；后者感于物理，因辞达情。然解与悟，亦有细微区别。解，偏重于理性分析；悟，偏重于感性直觉。

析而言之，“情”的五个诗学范畴可分为三个子层次，其间有显明的逻辑关系：以“命旨”为核心，以“神思”为中介，以理、解、悟为表达。命旨之“旨”，本质就是创作主体对审美对象的理、解、悟，是“情”在诗中的命意安排。而这种命意安排，是通过神思而清晰化、条理化，最后以理、解、悟的生命内容定格于诗中，成为表达的主旨。值得注意的是：理、解、悟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层次关系。解与悟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而理则具有强烈的客观性色彩；解与悟是理的生成过程，是达于理的基本途径，也最终以理的形式存在于诗中。

概括言之，陈氏所言之情，又是情、志、理的统一。第一，情与志相生，“怀来郁不吐，志不可见，失其本矣”[29]。心怀郁结则为情。吐郁结而见志，则可见情志相生。第二，情与理共振，如评陶渊明《拟挽歌辞》曰：“言理极尽，故言哀极深。”[30]陶诗言有生必死之理，说理愈透彻，表达的人生悲哀就愈深厚，情与理振荡共生。第三，志与理共存，评曹操《短歌行》是“言志之作”，“所尚理忌显言，杂引《三百篇》，故谬其旨”。[31]曹诗既言牢笼人才之志，又寓人才择主而依之理，引《诗经》成句，言志与说理共存于一体。简言之，情、志、理圆融共生，是诗歌抒情的基本特征，这就与“诗缘情”说有本质的不同。

陈氏论诗之情，“以言情为本”是其基本的审美标准。如评曹植《门有万里客》云：“直序不加一语，悲情深至。人赏子建诗以其才藻，不知爱其清真。如此篇与《吁嗟篇》，有何华腴耶？”[32]曹植才藻，历来为人称道，而陈氏则赏其“纵笔直写”而“悲情深至”。“归于雅正”是其基本的审美归趣。如评秦嘉《述昏诗》：“言之郑重，用意轨于雅正。”[33]他明确反对“无所择，不轨于雅正，疾文采如仇雠”[34]。陈氏又从三点上诠释“雅正”：在性情上，本于“至性”而归于正。评曹植《吁嗟篇》与“‘煮豆’之诗”皆为“至性”[35]，赞赏左思《招隐诗》“颓心任之，言志爽朗”[36]，而“性情得正之为贵”[37]，则为诗写至性的前提。在命意上，贵“作意”而尚“意圆”。评刘桢《公宴诗》曰：“凡言有作意者，写景写事，须与寻常不同。天下事物与寻常不同者，始堪歌咏，故诗以有作意为贵。”[38]诗贵命意，不唯取材避俗尚雅，而且须炼意圆融，浑然一气。或是由反入正，言理圆融，如评《古绝句四首》曰：“意炼则圆，圆则语警。所谓炼者，但知理有正反，从反得正，便圆。”[39]或是理至情随，情理圆融。如评陆机《饮马长城窟行》曰：“凡诗语理至到者，情亦至到，便成名言，不可易，但贵炼令圆耳。”[40]或是融情入景，情境圆融。如评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触境自怡，而意能圆琢。”[41]在诗旨上，情止于理，温柔敦厚。因为孙楚《除妇服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故称之为“雅音”[42]；评《庭中有奇树》是“风雅温柔敦厚之遗”[43]。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是诗歌言情的基本准则。陈氏认为，诗本于情，生于境，止于礼。情与境、志与理，圆融统一，乃言情之上乘。

由上所论，“以情为本”是陈祚明诗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具体表现在立意、想象、义理、理解、顿悟之中。在创作中，由象而悟，而解，归之于理；在文本中，由象见悟，见解，见理，归之命意。既与传统的“言志”说、“缘情”说有明显的传承关系，然强调归于雅正，则又超越了前代诗学。从理论上说，既取儒家诗论，又融合宋人以禅论诗而主顿悟、追求理趣统一的佛理禅思，强调主体对表现对象的生命观照；从时代上说，本于至性，归于雅正，理性与直觉并重，既与明公安派“独抒性灵”有或隐或显的联系，又以传统诗学修正公安派的偏颇，对前代诗学有整合，亦有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