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前景与对策
通过前面的概述，可知，在目前的中国医疗史研究中，虽然尚鲜有明确亮出微观史旗号的微观史论著，但已有一些事实上属于微观史的相当出色的研究，而且这类研究还呈现日渐增多之势，微观史研究业已成为中国医疗史领域中极具生命力的潜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其中引人注目的潮流。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推动当前中国医疗史中的微观史研究，我们应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关切以下问题。
第一，及时举起微观史的旗帜，大力倡导并推动有自觉微观史意识的相关研究的开展，促使其由隐性的潜流变成显性的潮流。
第二，实现微观史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至关重要。在研究理念上，有必要充分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应意识到微观史并不满足于具体微观本身，微观史探究的对象固然具体细微，但其决不甘于史学的碎片化，而是希望通过捕捉个案中的“例外的常态”来展现时代和地域的“常识”；另一方面，还需认识到具体而个案性的研究本身并不等于微观史，微观医疗史是希望将具象的生命引入历史，让历史回到人间，聚焦健康，如果缺乏微观史的学术理念，而仍采用传统社会史的分析方法，关注外在于生命的一般性和抽象的思想和事务，那么即便是对某个医生、某本医书或某一疫病事件的个案研究，也难以归入微观医疗史的范畴。而在研究方法上，则需要改变以往常见的广泛和浮皮潦草的利用史料的做法，不仅应对重点史料做深入细致的阅读，还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和语境中入情入理地加以解读和利用，不仅要明了文本字面的含义，更要关注文本制作背景和过程、制作者的立场和潜在意涵等字面以外的讯息，时时处处将历史上事件和物质与具象的生命关联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具体和个案性的研究具有微观史的意蕴，才能使我们的历史书写具有生命和人性。
显而易见，当下对医疗微观史研究的总结和倡导可谓正当其时，它的兴起，不仅可以更好地展现微观史的价值与意义，还可以促动医疗史研究更好地践行生命史学的理念，从而推动中国医疗史研究更加深入健康地向前发展。
[1] 关于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的密切关联，可参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105～122页；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35～47页。关于微观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可参阅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80～105页。
[2] 参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53～69、105～106页；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21页；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80～81页；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pp.1-11。
[3] Giovanni Levi，“On Microhistory，” Peter Burke 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99.
[4] 参阅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81页。
[5]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81页。并可参阅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pp.13-61。
[6]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pp.4-5.
[7] 以下关于特征的总结，除了特别注明外，乃是笔者在综合参考以下论著后所形成的自己的思考。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pp.147-160；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80～105页；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05～122页；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476～482页；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21页；乔瓦尼·莱维、尚洁：《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1～108页；陆象淦：《20世纪的法国史学：从“革命”到“危机”》，《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13～16页。
[8] 乔瓦尼·莱维、尚洁：《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6页。
[9] Keith Luria，“The Paradoxical Cario Ginzburg，” Rndical History Review，35（1986），p.86.转引自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97页。
[10]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11～112、129页。
[11] 关于西方医学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可以参阅约翰·伯纳姆《什么是医学史》，颜宜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p.1-33。
[12] 参阅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13] 余新忠：《〈医疗、社会和文化读本〉导言》，载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Ⅲ～Ⅴ页。
[14] 乔瓦尼·莱维、尚洁：《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8页。
[15] 台湾20世纪90年代就将疾病医疗史研究称为“人群生命史”。李建民的近著《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台北，三民书局，2005）则以“生命史学”来表述医疗史的特征。
[16] Joan Jacobs Brumberg，Fasting Girls：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Modem Diseas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7] Judith W.Leavitt，“Medicine in Context：A Review Easay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5（5），1990，p.1482.
[18] Laurel Thalcher Ulrich，A Midwife’s Tale：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Based on Her Diary，1785-1812，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
[19] Judith W.Leavitt，“Medicine in Context：A Review Easay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pp.1483-1484.
[20] Barbara Duden，The Woman Beneath the Skin：A Doctor’s Patients in Eighteenth Century Germany，Translated by Thomas Dunlap，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1] Judith W.Leavitt，Typhoid Mary：Captive to the Public’s Health，Boston：Beacon Press，1996.
[22] Guido Ruggiero，“The Strange Death of Margarita Marcellini：Male，Signs，and the Everyday World of Pre-Modern Medicin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6（2），2001，pp.1141-1158.
[23]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pp.79-104.
[24] 这类成果比较重要的有：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第80～105页；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二版），第476～482页；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21页；陆象淦：《20世纪的法国史学：从“革命”到“危机”》，《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13～16页；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以小见大》，《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16～119页；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历史教学》，2011年第24期，第3～5页；等等。
[25] 这类译著主要有：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乔瓦尼·莱维、尚洁：《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1～108页；等等。
[26] 〔美〕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6～140页。
[27] 这类论著主要有：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美〕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8] 〔美〕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6～140页。
[29] 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
[30] 这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了台湾学者蒋竹山的相关研究成果上：《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另外，从笔者于2006年和2012年分别主持召开的两次医疗史学术研讨会的论题可以得到说明，这两次会议的主旨和内容可参阅王涛锴《“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1期，第20～22页；张瑞：《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2期，第67～69页。
[31] 这方面最近的比较概括性的论述可以参阅余新忠《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2015年6月3日，第16版。
[32] 余新忠：《回到人间 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2012年第11期下，第3～11页。
[33] 余新忠：《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兼论清代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2～152页。
[34]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5] Sihn Kyu-hwan，State，City，Health：the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d State Medicine of Beiping Municipality in the 1930s，Acanet，Seoul，Korea，2008.
[36] Shin Kyu-hwan，Nightsoil Workers in Beijing：The Everyday Life and Reform of the Chinese Workers，Seoul：Blue History，2014.
[37] 张哲嘉：《“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47辑，第43～100页。
[38] 收入黄东兰编《身体·心性·权力：新社会史（第2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39] 收录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76卷第3分册。
[40] 李尚仁：《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2。
[41] 这类的研究主要有：祝平一：《通贯天学、医学与儒学：王宏翰与明清之际中西医学的交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卷第1分册，1993年3月，第165～201页；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三联书店，2008；雷祥麟：《杜聪明的汉医药研究之谜：兼论创造价值的整合医学研究》，《科技、医疗与社会》第11期，2010年12月，第199～284页；刘士永、郭世清：《林可胜（1897～1969）：暗声晦影的中研院院士与国防医学院院长》，《台湾史研究》第19卷第4期，2012，第141～205页；李贞德：《从师母到女宣——孙理莲在战后台湾的医疗传道经验》，《新史学》第16卷第2期，2005，第95～151页；王敏：《世医家族与民间医疗：江南何氏个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Karen Minden，Bamboo Stone：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Medical Elite，Toronto，Buffalo，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4；等等。
[42] 蒋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医病关系为例的探讨》，《都市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收入林富士编《疾病的历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43] 张瑞：《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44] 比如还有：范燕秋：《从〈灌园先生日记〉考察林献堂的身体卫生观及其实践》，《日记与台湾史研究：林献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08，第731～789页；王文基：《知行未必合一——顾颉刚与神经衰弱的自我管理》，载祝平一主编《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卫生与医疗》，台北，中研院，2013，第65～100页；张笑川：《〈慎宜轩日记〉所见清末民初士人的心性修养与健康维护》，《历史教学》2012年第22期；等等。
[45] 雷祥麟：《常山：一个新抗疟药的诞生》，李建民主编《由医疗看中国史》，台北，联经出版社，2008，第339～383页。
[46] 张宁：《阿司匹灵在中国——民国时期中国新药业与德国拜耳药厂间的商标争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59期，第97～155页。
[47] 韩依薇（Larissa Heinrich）：《病态的身体——林华的医学绘画》，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感觉·图像·叙事》，中华书局，2007，第185～216页。此外，以下一些类似的论文也具有一定微观史色彩，如，张宁：《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12月，第1～40页；张仲民：《补脑的政治学：“艾罗补脑汁”与晚清消费文化的建构》，《学术月刊》2011年第9期，第145～154页；张仲民：《晚清中国身体的商业建构：以艾罗补脑汁为中心》，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5卷），中华书局，2011，第233～263页；皮国立：《中西医学话语与近代商业——以〈申报〉上的“痧药水”为例》，《历史月刊》2013年第1期，第149～164页；杜丽红：《清末东北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73～90页；胡成：《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上海腺鼠疫蔓延期间的华洋冲突（1910）》，《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74～90页；范燕秋：《帝国政治与医学——日本战时总动员下的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师大台湾史学报》2007年第1期，第89～136页；许宏彬：《从阿片君子到矫正样本：阿片吸食者、更生院与杜聪明》，《科技、医疗与社会》2005年9月第3期，第113～174页；Ruth Rogaski，“Vampires in Plagueland：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Weisheng in Manchuria”，Health and Hygiene in Modern Chinese East Asia，Angela Ki Che Leung，Charlotte Furth ed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32-158；李贞德：《宣教影片中的疾病、医疗与文化：以〈趁着白日：孙理莲的台湾〉为例》，《古今论衡》2011年第23期；等等。
[48] 游鉴明等：《台北荣民总医院半世纪——口述历史回顾（上、下篇）》，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游鉴明等：《台中荣民总医院三十载——口述历史回顾：各部、科、中心主任》（上、中、下篇），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