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配合政府行为，加强疾病预防宣传，增加对社会的影响力

正值加拿大传教士面临人员、经济危机时，国民政府推行的所谓新生活运动恰为其提供了将医事行为转向社会的契机。有教会人士指出，在此经济危机与传教困境面前，“教会自身固要精神团结，而同时也应与有价值的伟大的关于心灵道德方面的活动切实合作，新生活运动关系人民至深且巨，应该极力鼓吹，并与合作”[31]，尤其应该与政府医疗行政的乡村计划合作，投入预防医学中去。

对此，卫辉惠民医院的传教士主要开展了三项工作：其一，利用国家法定的“医院周”（5月14～20日），采取展示宣传画、播放幻灯片、演示家庭和学校的护理方法、参观X光检查室、配售小册子等形式，开展面向卫辉城乡各界的卫生运动，重点宣传有关预防、健康、治疗和接种知识。其二，利用国内私人捐款，在浚县道口镇成立具有慈善性质的分院，负责周围80万人口疾病救治任务。其三，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在汲县曹营街开办一所保健处，负责妇女幼儿的卫生宣传、产前检查、婴儿保健指导、预防注射工作，并担负起汲县十二中学及河南省第五师范的学校卫生和华新纱厂的工人体检等工作。

从表面上看，改组后的教会与医院，医者只管治病或相应的医事活动，教士只负责宣播福音和吸收教徒，二者各有其司、相互分离，但其实，医学在这里仍只是一种媒介：加拿大传教士虽退居客位，但由于教会及医院的经费主要还是靠加拿大供给，所以实际仍由加拿大控制；病房直接宣教被取消后，间接传教手段被加强，如由中国籍医生或已皈依的教徒向病人宣教；病人一入院就都发给一张卡片，上写：“该医院是为了让人了解基督这位人间最了不起的医生与救世主而建造的”[32]，所以实际影响力并未减少，只不过更为隐秘。而他们从事的各种社会卫生宣传活动，更有深层目标，即除了要将“疗灵”的对象推向既病之人外，还要走近社会未病之群体，向教堂外的更多人士具体展示西方医学以及卫生、生活习惯，提升民众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与认可度，然后再在传教士的“教导”下皈依基督。可见，“疗灵”与疗身貌似分离，实质上是同一目标支配下的显、隐两支线而已。

多方社会活动的背后，是教会活动的持续发展。信徒刘信恩在给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信中说，“那里（指卫辉——笔者注）的教会从1938年以后，信徒人数日增，负责当局每日工作非常忙碌，所以今年在汲县执行会开会时，议决增加布道员四位，二位长期布道，二位短期布道，近正努力工作中……大兴土木，预备扩充医院”[33]。不意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加拿大传教士为安全考虑，于1939年撤离河南，这些计划并未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