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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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亦教亦医:借医传教事业发展的黄金阶段(1901~1925)

义和团运动后,处于政治危局的晚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其对传教士的态度,声言“教士远涉重洋,艰苦卓著,施医疗病,周济贫穷,无非克己利人”[15],各地官员要对教会、教产严加保护,并专门行文河南巡抚裕录,“严饬密拿”反对加拿大长老会及其教徒的豫北绅民[16],免致事端。随后,重又返回的传教士在当地官府的庇护下,分别在豫北三府府治所在地安阳、卫辉、沁阳购地建屋,设立教堂和医院,并以此为基地向周围乡村辐射,仍采取“有教堂的地方,就有医院”的方式,“基督教会发展到哪里,其医务人员(同时也是传教士)就在哪里出现”[17]

在卫辉,加拿大传教士建成“博济医院”,内设教堂,正式开始了它以西医院为阵地,亦教亦医,将“疗灵”与疗身巧妙结合、相互利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