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工理论

正如Marglin（1974）所指出的，斯密忽略了分工的组织特点，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以交易成本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经济学弥补了这一不足。在自给自足的社会，是不需要组织与协调的。当分工开始存在并逐渐深化的时候，一方面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也必然导致组织与协调成本增加。那么，对于同一分工或交易，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方式（或者说制度安排），才能在利用分工的好处的同时，降低组织与协调成本，并进一步促进分工深化呢？这是交易成本理论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分工理论的最大贡献，在解释产业集聚、模块化分工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功。

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从讨论一项分工（或交易）由企业还是市场组织开始，一般性地扩展到一项分工（或交易）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

（一）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问题

科斯在解释企业的边界时，认为企业的边界由企业组织成本与市场组织成本的比较决定（Coase，1937）。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的成本主要包括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谈判以及签订合同的成本，由企业组织的成本主要指管理收益递减造成的损失以及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引起的生产要素成本的变化。在企业的最优边界点上，一项活动由企业组织的成本应当等于由市场组织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其他企业组织该项活动的成本。企业边界问题实质上是在组织一项活动时，企业与市场这两种制度的选择问题。

在科斯分析的基础上，威廉姆森进一步将企业与市场组织活动的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治理成本两个方面，使得对企业边界问题的分析更加全面（Williamson，1985）。威廉姆森指出，在分析纵向一体化问题时，我们的目的不能只是找到使治理成本最小的点，或者是生产成本最小的点，而是要实现二者之和最小。

如图2-4左图所示，ΔG=β（k）-M（k），其中β（k）代表内部组织的官僚主义成本（协调成本），M（k）代表相应的市场治理成本，其中k是资产专用性指数。当资产专用性不强时，最好采用市场采购方式来获得供给，因为对于控制生产成本来说，这样既能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又能避免内部组织中官僚主义的低效。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这种条件使得双方要互相高度依赖，这样在强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原来针对一系列干扰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现在已不那么容易进行了。在点，企业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成本相等，ΔG=0，。

图2-4 企业与市场边界的比较制度分析

如图2-4右图所示，威廉姆森认为纵向一体化还必须考虑企业与市场在生产成本上的不同。ΔC表示以下两种生产成本的差值：一种是企业根据自身需要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另一种是从市场购买同一产品所花的成本。如果是标准化的交易，由市场来协调生产会大大地节省生产成本；如果企业自己生产，生产成本就会很高。因此，当k较小时，ΔC就会很大。但随着资产专用性越来越强，产品的市场容量越来越小，由企业自己生产和由市场组织生产的成本就会接近于零，这时ΔC的渐近线就趋于零。

如果只考虑治理费用，在点前面将采用市场治理，在点之后将采用企业治理。但如果专用资产不能稳定地节省生产成本，那么就会看到，对于更多的专用资产来说，即在区间（，）还是由市场来组织更为有利。也就是说，在联合考虑企业的治理成本与生产成本时，当资产专用性小于点时，最好由企业组织；大于点时，由市场组织更为有利。

（二）分工与交易的一般治理模式

在科斯的基础上（Coase，1937，1960），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理论的思想发展到极致（Williamson，1985）。基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等基本概念，威廉姆森利用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方法对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纵向一体化、企业边界、双边治理）、企业内部组织（等级科层、组织结构创新、公司治理）、工会组织以及自然垄断与反垄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形成了一套具有较强适用性的理论。其基本观点如下：①以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②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以契约问题来看待，这对于了解能否节约交易成本很有用处；③通过不同的途径，对不同属性的交易安排不同的治理结构，以节约交易成本；④虽然交易成本经济学有时也使用边际分析方法，但主要还是使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对不同治理结构所引起的所有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⑤强调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Williamson，1985）。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是交易属性，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发生的频次。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使交易成本经济学与解释经济组织的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最重要特点，但其他两个标志同样非常重要。威廉姆森指出，“之所以存在各种各样的契约，主要是因为交易存在各种不同的属性。如果把各种治理结构和各种交易属性一一加以比较，就可以找出符合效率的标准答案来”（见表2-1）。

表2-1 治理模式的选择：交易属性的影响

资产专用性指一种专用性投资一旦做出，不能无成本地转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非生产性价值的损失。资产专用性至少分为四种类型：专用地点、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的资产。威廉姆森指出，“虽然只是对有限理性或投机问题来说，以及存在不确定性时，资产专用性才显出其重要意义，但主要是由于资产专用性具有的预测作用，才推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没有资产专用性，整个契约世界都会大大简化；一旦涉及资产专用性，马上就产生了签订非标准合同的问题”。

关于交易发生的频次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劳动分工”的观点。如果市场规模很大，专用技术投资的成本就是可以收回的；如果市场规模很小，其投资成本就不一定能够收回。因此，在小市场上，我们只能看到通用型工厂设备及生产程序。在研究交易的治理结构问题时，与非专用投资的治理结构相比，管理非标准的交易就要使用专门的治理结构，而且需要更精心的设计才行；但建立专门的治理结构需要更高的成本，于是问题就出来了：花这么高的成本是否值得呢？这就取决于交易的频次是否足够高。对于反复发生的大额交易，为建立这种专用治理结构所花费的成本是很容易补偿的。

对于非专用的交易，无论是偶尔的契约还是经常性的契约，市场治理都是最有效率的。在不确定性一定的条件下，对于混合的偶尔交易和高度专用的偶尔交易都需要实行三方治理，即依靠第三方（如仲裁、管制）实施契约。对于混合的和高度专用的经常性契约，适合于双边治理或者一体化治理。

考虑不确定性问题时，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降低不确定性就能使交易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对于混合、专用的交易来说，不确定性越低，纯市场交易越有效；不确定性越高，一体化治理越有效。通常情况下，一个行业发展得越成熟，其不确定性越小，实行纵向一体化引起的组织受益增长也就越少；越是成熟的行业，就越有可能更加依赖市场关系来组织交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