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导言

本次研究是《上海市创新转型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提出的“持续效率改进推动结构变革”命题的延续，主要基于上海的发展阶段和新的经济理论观点对上海当前和今后五年逐步深化的“世界城市发展和产业效率提升”进行关键要素调研和测量。我们对金融机构、科技创新企业、开发区、医院、互联网培训组织、德国商会等十家机构展开调查，并对劳动力市场、产业、制度分割和服务业的外部效应做了测量，给出了上海发展趋势的政策性评估。

课题组得出的结论如下：上海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过程中，作为今后一二十年中国发展的新示范，要求在战略上有突破性思维和举措。我们认为：（1）上海要从作为增长极发展起来的特大城市，转向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城市；（2）上海必须打破工业化时期运营系统、管理体制等的分割现状，加速横向融合，形成现代聚集-创新的城市和创新的制度矩阵；（3）坚决进行产业结构转型，提高服务业的效率和生产系统升级，通过现代服务业可贸易体系的建立，提升产品复杂系统技术创新，沿着效率提升阶梯一步一步向前；（4）加大对现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借助自贸区的制度实验，摆脱诸多传统体制的羁绊，形成一个可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体制。

作为具有深厚工业化底蕴的大城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上海一直处在城市化、经济服务化发展的快车道上，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规模化扩张时期，超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持续到2007年，即我们前期《上海报告》所谓的“结构性加速”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0%，规模化经济扩张动力减弱，近年来表现出持续的“结构性减速”。随着工业化规模扩张向城市化成熟时期均衡增长的演化，经济矛盾也将表现出本质上的不同。从世界其他国家经验看，一旦高增长模式启动，工业化的强大推动力将发生作用，“增长极”的资源集聚能力将持续累积。此时，经济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集中于规模化扩张之上，同时把制度安排及过程调整置于一种被动适应的地位。而当经济减速发生时，规模化工业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才会被明显觉察，有两种力量制约工业化规模扩张，一是工业资源不足，二是土地租金的上升（理论中为“竞租，Bid Rent”）。两个因素迫使资源环境消耗性重化工业发生转移，“增长极”消失，经济减速发生。此时，保持稳定（均衡）增长的制度安排必须被重新审视，不能依靠本土资源的增长极进行扩张，而要积极参与到国际要素流的主动配置过程中，从制造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获取国际城市发展，主动调整制度安排是这一阶段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全球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从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演进过程中，服务业发展导致的结构性减速是存在的。尽管各国策略不同但是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仍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效率改进。效率改进的背后是市场激励、人力资本、企业竞争力提升，以及政府和社会协调效率改善。

我们需要改变发展主义理念，迈向依托市场激励，以效率持续改进推动转型与增长的成熟经济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报告在如何提高效率和推动经济转型方面给出了进一步分析。具体体现在这三个问题上：第一，经济结构性减速之后将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第二，初级（或传统）重化工业的规模化扩张结束后，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国家完成了转型，大多数国家却没能爬到更高的增长阶段，中途就倒下了？第三，为什么要发展服务业？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经济由高速向低速增长的演替，由于潮落，一些制度缺陷和经济矛盾凸显，典型的是所谓“结构双重性”问题。与历史上拉美、日本等初级重化工业化高增长结束后所面临的问题相似，上海也不得不面对诸如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效率、工资双重性差异、产业间效率工资差异等问题，这些矛盾将是生产系统梯度由初级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持续爬升的主要阻力。现在看来，能够迈过这个门槛，而不至于掉进增长陷阱中的国家，实属幸运。更为重要的是，当上海产业结构服务业趋势日渐显著，即出现我们所谓的“结构平行问题”时（见下文表述，就是说上海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趋同，但是产业效率低下，以至于出现双重比较劣势），在面临成本上升压力和资源刚性压力下制造业比较优势将逐渐失去，在发达国家高端服务业控制下上海服务业提升难度增大，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出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重比较劣势，这种问题将加剧减速和分割。

第二个问题的核心是，生产系统梯度完成向深加工度化的转型，是之后通往均衡增长的关键一环。这道关过不了，就无法期望“高工资+高增长”生产系统梯度持续爬升的良性螺旋模式。因此，面对初级重化工业化后增长减速，首要的任务是治理分割问题，即要想实现生产系统的深加工度化，制度矩阵需要更新。为此，我们提出“初级创新”和“次级创新”的创新梯度概念及治理顺序。创新上没有蛙跳，只有循序渐进。“初级创新”主要针对上海目前广泛存在的纵向分割治理而言，也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双重比较劣势，其根本目的就是提高上海新增长阶段的制度适应性效率。只有横向的制度支撑（包括一体化的正式规则，更强调企业间合作的非正式规则）建立起来，上海才有可能走向有效率的稳定路径，进而爬升到次级创新的梯度。

报告对第三个问题产生的有意义的探讨是提出了“服务业发展阶段性假说”和“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准则”。初级重化工业化阶段，服务业作为“分工的结果”而存在，由于这个阶段选择性融资向工业，尤其大型重化工业提供支持，服务业比较效率低下有其内在经济逻辑。如果不改变这种发展模式，提出升级服务业质量没有现实依据，就是想发展高端服务业也搞不起来。之后待生产系统完成向深加工度化的转型，升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可贸易性，才合乎经济逻辑，进入深加工阶段后，服务业是作为制造业“互补性条件”存在的，这是高级阶段的“生产条件说”。因此，我们给出的经验准则是：“在生产系统梯度进入深加工阶段之后，高效的服务业效率才能导致更高的制造业效率”。

上海一直在积极地转型，从2012年试点“营改增”，提升服务业在上海的聚集，2013年又被国家批准成立上海自贸区，其通过转型参与到国际城市竞争的战略非常清晰。但转型确实是困难的，中国不但有工业化带来的生产运营制度的分割——每一个产业纵向分割，要素横向基本不进行交换。更严重的是传统计划体制带来的部门分割更为严重，以开发区为例，每个开发区从园区名字就能看出主管部门，开发区成为部委的自留地，上海自贸区只有打破部委分割才能在制度上前进。而工业化体系带来的纵向分割需要加大服务业发展才能冲破部门的羁绊，走访的大量公司共同的特点是，只要能翻越制度分割篱笆，就能获得创新的利润，不论是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互联网公司、德国的职业培训机构、开发区甚至是医院，都迫切地需要体制变革打破分割，推动创新发展。虽然发展的道路曲折，但方向明确，而且微观的创新已经给了我们一系列创新需要具备的制度矩阵要素，政府必须积极推动转型，才能完成上海从“增长极”的国内领先发展城市转变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城市”。并通过国际要素流动中的创新使用和再优化配置，服务于中国和世界，获得全球要素网络中的核心节点的位置，成为世界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