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水生态文明研究
袁凤忠[1]
摘要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同发展，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 水利生态文明 儒家文化 天人合一 和谐社会
一 生态文明研究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是与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据统计，占全世界人口26%的发达国家，消耗着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资源，它们对本国自然资源实行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从而加剧了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的破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国内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能源消耗较高、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基础上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起航点和推进器，建设生态文明与河流的关系非常密切。
二 建立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以保护生态环境
（一）中国水生态文明的法律体系构建
我国水资源保护的法制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关于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主要有《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等。从2010年3月1日起，《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正式开始施行，它是一部综合性的生态保护法，它是全国第一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
（二）国外水生态文明的法律体系构建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历史就是一部环境保护法制史，法制贯穿于美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切工作。从最初的主要依靠不成文法、零星制定成文法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到现在的制定大量成文法、建立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以保护生态环境。美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包括《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安全饮水法》《固体废弃物防治法》《濒危物种法》《防治污染法》《海岸带管理法》《森林和牧场可更新资源规划法》等。
欧盟关于水资源保护的立法工作是在各国水法的基础上进行的，英国等发达国家早在16世纪就制定了水法。1975年颁布实施了《水政策领域共同体行动框架》，成为欧盟指导各国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根本大法。
英国是世界上工业化最早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制定水法的国家。二战后，英国颁布了一系列与水资源管理有关的法令，如《河流洁净法》（1960年）、《土地排水法》（1961年）、《河流防止污染法》（1961年）、《水资源法》（1963年）、《运输法》（1968年）、《农业法》（1970年）、《蛙鱼与淡水鱼法》（1972年）、《水法》（1973年、1983年、1989年）、《污染控制法》（1974年）等。
生态文明社会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互利共生，人们积极开展生态建设、充分享受生态成果的高度文明的社会形态。
随着水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和生态文明法律体系的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活动将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得到长足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三 保护水生态环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建议
生态文明的建设和转型，不仅需要立法的健全和完善，还需要大量环境经济政策的广泛运用，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建立社会、经济、自然相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把资源节约、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人口数量的控制与素质的提高都包括在发展概念之中，以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严格用水效率控制，深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严格入河湖排污总量控制，加强水功能区和入河湖排污口监督管理。要围绕生态水系重点工程建设总体布局，加快推进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建设，构建引排顺畅、蓄泄得当、丰枯调剂、多源互补、调控自如的河、湖、库、渠水网体系。水污染防治是未来水利工作的重点，要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抓紧制定水功能区分阶段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建立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体系，深入开展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要全面构建流域治污体系，通过加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着力打造水生态安全屏障。
大力开展坡耕地综合治理，积极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实施河湖水库生态综合整治工程，加大对地下水超采区和海水入侵区的治理力度，加快海堤达标建设，加强河口湿地保护，要加强以重要控制断面、重要水功能区和地下水超采区为重点的水质水量监测能力建设，加快构建水资源监测、水灾害防御指挥决策和水工程运行管理调度信息化支持系统，抓紧完善水资源监测、用水计量与统计等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水利的发展靠改革，应着力构建水生态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水资源统一管理，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健全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制度。严格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水价形成机制，积极建立水权转让制度，探索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全面落实水生态文明建设各项保障措施。抓布局，优化水生态配置格局。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对规划建设的水利项目进行水生态配置和调控能力测试，满足项目建设的生态性。采取调水引流、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措施，构建引排顺畅、蓄泄得当、丰枯调剂、多源互补、调控自如的河、湖、库、渠水网体系，实现水域环境升级。
紧密结合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加大生态水利惠民、利民力度，抓防治，构造水生态安全屏障。建立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体系，对水质不达标的重要水功能区，采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努力完善饮用水水源地核准和安全评估制度，深入开展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加强水源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搞好县域水污染联防，加强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继续关闭、取缔水源周边影响水源水质的污染企业。全面构建流域治污体系。抓建设，打造水生态样板工程。积极推进水库扩建、新建工程，解决资源性缺水问题。大力开展坡耕地综合治理，积极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以河、库周边生态综合整治为重点，加快生态河道建设和农村沟塘综合整治，改善水生态环境。加大水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开采地下水行为。加快河堤达标建设，大力实施一批清水型生态河堤。建成高规格水利生态园区，治理水土流失，扩大水系森林绿化面积。抓监管，强化水生态管理基础。加快建设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努力构建水生态监测、水灾害防御指挥决策和水工程运行管理调度信息化支持系统，提高水利信息化水平。抓紧完善水生态环境监测、用水计量与统计等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提高监测、统计工作的权威性和时效性。抓改革，建立水生态有效机制。积极推进水利改革试点工作，加快水务正规化建设，将水资源的节约与保护直接与经济挂钩。积极建立水权转让制度，大力培育水市场，促进水权在产业、城乡、区域间有序流转。探索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将水利建设生态效益发挥纳入水利工作评价体系，建立体现水利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力促水生态文明建设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环境资源法学所研究的流域生态补偿应是指为恢复、维持和增强流域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流域资源受益者对导致流域生态功能减损的自然资源开发或利用者征收税费以及对为改善、维持或增强流域生态服务功能而做出特别牺牲者给予经济和非经济形式补偿的制度。德国和美国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生态补偿制度。20世纪90年代末期，流域治理领域引入生态补偿机制，重点指向流域源头地区、生态功能区和欠发达地区。
明确生态环境水权。生态环境用水权是指有关生态环境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一切权利的总和，也具有一般水权所包括的3种权利（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从国外经验看，生态环境水权通常由政府机构监管或由专门成立的非政府公共机构享有。
建立水生态安全保护制度。水资源在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具有巨大的生态环境价值，并且水资源的经济和生态环境功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1993年5月1日欧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补救环境损害的绿皮书》，其中涉及了连带赔偿制度、补救环境损害等问题，同时积极致力于防治污染长期机制的建立。
完善水污染收费制度。德国于1976年制定并实施了《排污费法》，1994年重新进行修订。德国对水污染的控制是卓有成效的，其重点是加强对水污染源的控制。德国于1998年8月25日修订了《废水纳税法》，规定废水排入水域要缴税。1970年，荷兰政府颁布了《地表水污染防治法》，其宗旨在于防止对地面水资源的污染。美国、英国等国家在水费的征收中也都包括了排污费。除此之外，还有绿色押金制度。挪威是世界上较早实施绿色押金制度的国家之一，德国政府则于2003年1月1日起实行绿色押金制度。我国目前尚无绿色押金制度的实践，曾经有个别城市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尝试，但都未能成功。因此，无论是从我国当前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来看，还是从我国环境立法的导向来看，都很有必要在我国建立该项制度。因此，我国应积极借鉴国外相关流域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经验，完善现行流域突发性水污染应急法律机制，确保水资源的安全，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
加大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力度。提升全体国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是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关键。通过大力宣传教育，让生态意识融入每个公民的思想深处，提高全社会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建设生态文明，坚持节约优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唯有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政府、企业、公民“同呼吸，共责任”，才能遏制生态之殇，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四 水利生态文明、儒家文化、“天人合一”、和谐社会的关系
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仁”是指人与人之间所应建立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要真诚、守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分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要有抱负、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要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要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在儒学中同时具有方法论与价值取向的意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儒家试图通过和平、调和的方式，最终达成一种和谐；而从价值取向来看，儒家的全部道德理论，则都是为了追求最终的和谐，因此，笔者认为，“和”为儒学精义。概而言之，儒家贵德重礼，追求的是群体的和谐；强调“修己”“修身”，追求的是人格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仇必和而解”，追求的是天下的和谐；等等。强调“和”为儒学之精义，还在于儒家在严格的意义上，将“和”与“同”区分开来，这也是儒家之“和”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个体的人格和谐，是人际和谐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中的“和”，诸如家庭中的“和睦”、邻里间的“和顺”、上下级的“和敬”、商业的“和气生财”，这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生命力的。
和合天下与儒家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通过弘扬和合天下与儒家文化来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的“和”，是指相安、协调、平静、平息争端、停止斗争化解矛盾等意。从“和”字的甲骨文写法可以看出，以人为本的理念非常强。民以食为天，要有粮食吃，才能进入“和”的状态。“和”的初意，含有人人都能温饱之意，大家都能吃饱饭，安居乐业，才能相和无事、相安无争。“谐”是一个形声字，从言，皆声。《尔雅》言：“谐，和也。”这个“谐”由一个“言”和一个“皆”组合，同时表明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尚书·尧典》中曾经说过“克谐以孝”，也就是说，不要发表不利于和谐的不同意见，以尽孝道。在家里指的是孝道，在社会上则含有忠诚之意，既要敢于发表意见，又要能够克己复礼，使自己的声音符合民族的大义、国家利益的根本，这就是“谐”意。
和谐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和谐，包括社会秩序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经济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类能够在较为适宜的生态环境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和谐社会应是一个理性的、宽容的、善治的、有序的（即法治的）、公平的、诚信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通过传承和弘扬和合天下、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力量来构建和谐社会，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是对人类有益文明成果的借鉴，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和合天下、儒家文化、“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弘扬和合天下儒家文化，是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真正的团结不是没有意见分歧、思想交锋的一团和气，而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对话、切磋、讨论，从而达到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协调统一、和谐互动的局面。
反思我们的儒家文化，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分与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有着契合之处，如“仁爱”与现代文明的人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与现代地球家园意识、“和为贵”与现代的和平与发展意识、“义利之辨”与现代的道义与功利主义统一的意识、“天人合一”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等等，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
《吕氏春秋》提出了“乐之务在于和心”的命题。只有以适中的心情去体味平和的音乐，才是和谐。只有和谐的音乐，才会引导人们向往“道义”，而“道义”之心即为“和心”。所以，“存心养性”的“修己”功夫，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传统儒家对于和谐人格的追求，大致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和乐”与“和心”辩证统一，成就和顺主体；礼乐教化成就“修人道”，两者殊途同归，达致“中和”之道。和谐人格的极致是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正如《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天人合一”的概念是由汉代的董仲舒提出来的，但“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起源甚早，在《尚书》中就有许多相关记载。
儒家的“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代表。所以，人类不仅要爱人类自身，还必须泛爱万物，甚至于“瓦石”。“人最为天下贵”，也表明其所担当的周爱万物的道德责任吧。传统的观点一般把荀子看成提倡改造自然的思想家，而往往忽视天人和谐的思想。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在荀子看来，自然之天地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人必须正确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注意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如荀子主张在草木繁盛的季节不要进山砍伐，在鱼类产卵繁殖的季节里不要入水捕捞。
在宋代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概念的是张载。张载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均为一气之聚散，那么，人与天地万物在本质上也应该是相通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著名论点。张载的天人学说，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和谐理论的高峰。很显然，张载在此首先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即“主天地”，但不是说人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自然之上，以“人能”成全“天能”，这种理学的伦理，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前进了一步。
总的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儒家的思想理论是极其丰富并且不断发展的，尽管提法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致立场，共同构成处理、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儒学选择。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经过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历程的，而这个发展过程也是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一个不断浸润的过程。在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里，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始终视天地万物与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休戚与共的。儒家文化思想是以人为“天地之心”，人心与天地就这样被连为一体，人之所思所想，亦应系于天地万物，从而成为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天人合一”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所追求的都是未来及长远的发展。儒家基于“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认识，提出了系统的“天人合德”的学说。
在儒家看来，人的存在与本体、本性的同一不仅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更是人的主体性自觉活动。唯穷理方能尽性，觉悟、理解天的本性。宇宙间唯有人才能够穷理，从而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天之性。换句话说，人类只有把天道的复归看作伦理道德的终极追求，才能够在尽己之性的同时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天之性，实现人与万物乃至整个宇宙的共同完善；人只有超越小我的局限，复归于天道本体，才能实现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永恒。“天人合一”的智慧，对水利生态文明建设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1] 袁凤忠，广东省河源市客家古邑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