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看见

光，究竟是什么？无质量之物，却承载着巨大的存在之重。它既是能量源，也是一种信息载体；既能造成伤害，也能治愈损伤。它有两种表现形式：未来的波态与过去的粒子态。真空之中，光以宇宙允许的最大速度穿行而不曾衰减。它只在与其他粒子相互作用时才会放弃能量，比如那些构成我们眼睛中视色素的粒子，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相互作用理解身边世界的。

对于地球上大多生命形式而言，光是最重要的刺激物，使世间生命呈现出当今的面貌。绿色植物利用光的能量，从二氧化碳与水中合成糖，在此过程中产生副产品氧气。大自然鬼斧神工，从无到有创造食物与可供呼吸的空气绝非易事。然而，这毕竟有些平淡。相比之下，从食物与空气中创造出炫目光芒可就精彩多了。这正是生物发光现象的魔力。当然，要欣赏这独特的魔术，你需要一种同样不可思议的东西：视觉。

在生命的角斗场上，视力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地球上 95%的动物物种都进化出了眼睛。从极其微小的单细胞藻类到大王乌贼，这些生物的眼睛从直径不超人类发丝的十分之一，到大小与人的头部相当。[1]不同生物通过迥然相异的眼睛看世界，这也揭示出其背后的生物需求。事实上，探究不同眼睛适合观看何物，正是认识生命本质的绝佳手段。这已发展成一个名为“视觉生态学”（visual ecology）的全新研究领域。

如果将栖息于深海的大王乌贼与阳光下浅层水域的微型浮游生物进行对比，会发现眼睛大小的差异不无道理：大眼睛能收集更多光子，因此更适应昏暗的生存环境。然而，同样生活在深海的帆乌贼（Histioteuthis heteropsis，常称“草莓乌贼”）又如何呢？它因双眼极不协调而得名：朝向日光的左眼大而凸起，注视黑暗深海的右眼则小而凹陷。这似乎毫无意义，直到人们发现那只小眼睛被发光器官所环绕。较大的眼睛在上方黑暗的铅灰色海域搜寻暗淡、遥远的猎物剪影，下方的小眼则通过“内置闪光灯”照亮近处的猎物。很显然，若想构建地球最大生存空间的视觉生态学，我们必须同时了解眼睛与生物发光的本质与功能。

当我们试图弄清楚不同动物能看到什么的时候，我们会不可避免地将自己能看到的东西与之关联。然而，深海环境为科研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人类的介入势必会改变附近的视觉环境。由于无法在自然状态下进行观察，我们很难提出设想。人类的肉眼适应明亮的环境，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探索黑暗时，将不可避免地采用人工照明。而对于适应深海的视觉系统而言，人工照明可能好比直视太阳般刺眼。既然难以在低干扰的情况下展开观测，有时候，深入探究这些动物生存现状的最佳途径便是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眼睛。

关于眼睛，以下问题尤为重要：它们获取哪些信息，又阻隔了哪些信息？所有生物的眼睛都扮演着过滤器的角色，仅允许输入利于自身生存的外界信息流，任何不为这一目标服务的信息都被排除在外。例如，如果紫外线对于探测食物、配偶、捕食者等重要信息毫无益处，那么将时间与精力花在紫外线受体以及处理、解读其信息上只会妨碍生存繁衍。

以眼睛为思考对象，探究其可见与不可见，是对人类思维的一种拓展。人类能看见的世界极为有限，部分源于生物学方面的限制，更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看。环境学家蕾切尔·卡森曾说：“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睁开双眼发现未知的美，那就是向自己提问：假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会是怎样？假设我今后再不能看到它，又会是怎样？”当然，一个更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高度提升视觉感知力，那就是视力的失而复得。正如琼妮·米切尔（Joni Mitchell）所唱：“我们不总是这样吗？直到失去了才知道拥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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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妮·米切尔的这首《黄色出租车》发行时，我正读大学一年级。1969 年秋，我进入塔夫茨大学学习生物学，梦想着将来能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然而不到一个学期，我就意识到，不依靠医疗干预我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早在入学体检时，我就提到自己左腿后侧疼痛已久。我是个相当好动的人，冬天滑冰夏天滑水，因此以为是肌肉拉伤。然而，X光片却显示，我的脊椎错位了。医生双手握拳交叠，上方的拳头滑落至下方拳头的一半处，以此说明错位的严重程度。错位的部分压迫着我的左腿神经，导致我一坐下来便疼痛难忍。

我知道这伤是什么时候留下的。我在波士顿郊外草木繁盛的居民区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树丛中爬上爬下。附近池塘边[2]一棵年迈畸形的柳树让我情有独钟。它的树干呈 45 度角离岸生长，其后平行一分为二，粗壮的枝条顺其垂下，形成与世隔绝的空间，仿佛一艘完美的海盗船，也可想象为树屋或城堡。柳枝离地面大约 7 英尺，我曾轻松从上面跳下来几百次。但我记得在八九岁时的一个星期天，我穿着一身又蠢又累赘的褶皱裙去上主日学校。这身衣服妨碍了我正常跳跃。

从教堂回来以后，我因随后要前往一个体面的场所而不能换上我心爱的牛仔裤。但大人答应我，只要不弄脏衣服，就可以在出发前随意玩耍。我漫无目的地来到这棵柳树下，爬上树枝，但就在跳回地面的瞬间，我突然想起不能弄脏衣服。为了保持衣服整洁，我没能充分保护自己。一阵剧烈的疼痛撕裂了我的背脊，我从未有过类似的体验。但这疼痛并未持续太久，就被我抛诸脑后。

直到大学体检，我都以为这是人人皆有的腰部酸痛。多年以来，这疼痛感一直伴随着我。大学第一学期，情况持续恶化，我既无法长时间站立，也不能久坐。我只能平躺在床上做作业，膝盖下垫一个枕头。这对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极为不利，我常常困到不行，只能拿手边的大部头打自己的脸——这是一种有效的负面调节。这样下去显然不是办法，于是，我准备在 2 月初做一个脊柱融合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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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的情况急剧恶化，虽然脊柱融合手术很顺利，但我却在恢复室里走了一遭鬼门关。不到一分钟的时间[3]，我就从“还好”变成了“完蛋”。像码头上的鱼一样翻来覆去，几乎全身出血，我染上了一种名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的血液疾病。这种病表现为血液中凝血因子过度活跃，促发小血管内栓塞，阻断重要器官供血，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往往与重大创伤有关。在极端情况下，凝血因子和血小板被过度消耗，导致严重出血。当时，不仅手术部位，肺部也在大出血，使我无法呼吸，就像一条出水的鱼。

事实上，我是奥本山医院建院以来第一个从中幸存的案例。我最终挺过这场生死之战，仰赖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原因是，我的骨科大夫近期参加了美国医学协会有关DIC的会议，因此能够第一时间辨别症状。通常情况下，当病人大出血，医生会使用凝血剂止血，而这会加剧小血管的栓塞，增加器官衰竭的可能性。但我的医生为我开了抗凝药肝素，虽加剧了出血症状，却避免了器官衰竭。

第二个原因是，那一天，哈肯医生[4]大名鼎鼎的“胸外科团队”刚好来到奥本山医院。胸外科团队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我恢复心跳，而后是将我翻身至侧卧，清除肺部积血。整个过程重复了不止一次，因为我的心脏再次停止跳动，肺部也又一次灌满血液。我一共接受了三次抢救。

虽然经历了三次抢救，但我只有一次濒死的体验。临近死亡时，我出现了典型的灵魂出窍，仿佛升至半空俯视着自己。当时，另一团意识与我相伴，那是一种没有身体的非物质存在，我们共同对眼前的局势做出决断。我记得自己毫无倾向性，怎样都无所谓。有过这次濒死的经历，我开始理解宗教解释带来的诱惑。那感受绝不是一场幻梦，每个细节都如此真实。不过，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已经学会与解释不清的问题共存，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开放的态度。

不同人的濒死体验有许多共同点，这个现象深深吸引着我。不久之后，当我读到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 Ross）的《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才发现自己的经历并不特殊。不少有过此类体验的人都提到濒死体验中及之后旋踵而至的那份平静。所有关乎时间与行动的大脑活动皆已平息。临近死亡的状态让我第一次强烈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此后也再无相似的体验。我站在孤独隔绝的反面，与万事万物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因此，直到恢复意识，我完全没有被身体的糟糕状态影响。我仿佛成了一块针垫，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与电线，呼吸机插在喉管里，说不了话，也看不见东西。

现在想想，很奇怪当时这一切都没让我感到丝毫不安。在医生向我父母解释病情时，他们的话语听起来熟悉易懂，但不知怎的，我的内心竟毫无波澜。[5]其实我已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失明，手术结束几天后才将这件事告诉旁人。而当我真的大声说出自己看不见的事实，似乎也不觉得这件事有多么严重。

我就怀着这样平和的心情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一个星期，而后被转移至怀曼楼儿科病房。年满 18 周岁的我本不能住在儿科病房，但只有那里有可使用的观察室，方便护士观察高危病人的情况。这一住就是 4 个月。

离开重症监护室后，医院允许家人以外的来访者探视。朋友们带着鲜花来看望我，其中一束玫瑰尤为鲜艳美丽，每个进入病房的人都会谈起它。有一天，不知是谁说到了美丽的“黄”玫瑰。等等！什么？黄色？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程度，当即肾上腺素飙升。仿佛当头棒喝：我以为那玫瑰是红色的，但这不过是自己的假设。我的大脑分析区域活跃起来，迅速对我实际可以看到的东西进行评估。结论是：少得可怜。我看不到玫瑰的模样，只是凭经验想象出红色的花朵。我看不到病房的门，却根据人们进出的声音方位在脑海中将其勾勒出来。我甚至看不到面前伸出的手，只知道自己做出了这个动作，所以手应当就在那里。

我曾以为自己能看见拜访我的朋友，如今却意识到，他们不过是想象中捏造的幻影，因为我对那些每日进出病房，但我在生病前未曾见过的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没有任何视觉记忆。眼前时而掠过短暂的光影，却没有真正的视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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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暗之间的惊人差异，往往在创世故事中占据一席之地。一片幽暗的虚无之中，光明乍现，万物萌发。在人类的认知中，黑暗常与混乱联系在一起，光明则代表秩序感，但这种秩序感有赖于看清并理解光之所示。能够感知明暗自然好过全盲，但这与视力健全者的巨大优势仍相距甚远。

视觉经由三个阶段产生。在第一阶段，眼睛就像相机一般，将世界的图像聚焦于一个感光面。相机依托于胶片，而我们的眼睛拥有视网膜，每个视网膜由 1.26 亿个感光细胞组成，即“光感受器”（photoreceptor）。第二阶段，光能被转换为电信号，通过一系列特定顺序的神经元传到大脑。第三阶段，大脑对这些电信号进行解析，形成心理图像。这就是视觉的目的：在物理世界与大脑这伟大的“中央处理器”之间建立联系。若要对威胁与机会做出恰当反应，从而获得生存优势，仅靠识别图像是不够的，更需要从多角度辨识事物、把握距离，计算其运动方式及轨迹，即使观察者自身正在移动。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自己歪过头的时候，眼前的世界并没有随之倾斜，这便是人脑强大信息处理能力的一个体现。

我们的视觉系统处理信息的方式揭示出许多感官上的偏向。举例而言，相比于光的绝对强度，我们对光的相对强度，也就是对比度，更加敏感。在许多可供佐证的奇妙视觉幻象之中，我最喜欢“棋盘阴影错觉”（checker shadow illusion）。那是个黑白相间的棋盘，其中一角竖起一根圆柱。光从侧面打来，在棋盘上留下圆柱的阴影。一切看起来非常合理，直到有人告诉你，阴影中的“白色”方块与阴影外的“黑色”方块颜色完全相同。根本无人相信。若想说服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某种方法擦除其余部分，因为大脑正是凭借这些线索来解读此景。比如，可以将这两个方块剪下来，并排放在一起。它们确实为同一颜色，但当我们将其视为整个场景的一部分时，大脑就会自动调整感知，提高阴影中方块的表面亮度，从而增强对比度。

在神经层面，这种对比度偏差可以通过测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电活动得到检测。当神经节细胞接收来自一小块光感受器的输入时，光感受器中一小部分被光照射会触发更强烈的电反应，而整块光感受器被漫射照明时电反应明显较弱。而在链条的另一端，大脑中光学处理中心的神经元也分外关注对比度，而几乎对均匀照明毫无反应。

个体细胞还倾向于捕捉运动。若使某人面对一个静止场景，以头颅夹固定头部，以药物麻醉眼部肌肉，[6]视线所及之处毫无运动变化，那么此人基本会陷入失明状态。我们有时在放松状态下会拥有相似的体验。如果你一动不动地盯着一个点出神，不眨眼，就会感到视线边缘逐渐发白。

大脑根据投射在视网膜上的颠倒二维图像来理解三维世界，因此需要对海量模糊信息进行处理。事实上，任何视网膜成像都对应无数可能的三维形式，因此大脑不得不持续从七零八落的输入中推断信息。

最早研究大脑如何解读感官输入这一课题的是美国科学家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1890—1958），他以学习和记忆方面的研究闻名。拉什利深受强烈偏头痛的折磨，常常痛到失明。在一次发作中，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视域中心的完全失明区域遮住了面前同事的头，他却看到同事身后墙纸上的垂直条纹正好穿过消失的头部。如果能看到他的头，这些条纹本该被掩盖掉，但由于失去了实际输入，拉什利的大脑根据周围视界进行了推测填补。这是人类大脑的一个妙招，我们则应该在此驻足，好好想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看见的，有多少已被我们希望看见的所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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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视力恶化尚处于初期。出血点位于（通过角膜和晶状体）聚焦光线的眼球前部与后部视网膜之间的较大区域。该区域被称为玻璃体腔，其中充满无色透明的凝胶状物质，即玻璃体液，主要功能是维持眼球形状，使光线不受阻碍地传送至视网膜上，并使之精确聚焦。

视觉的形成有赖于比较不同方向光线的能力。此处有两个决定性因素：敏感性与分辨率。敏感性是指产生一个可识别信号所需的光子数量，分辨率则类似于构成一张照片的像素数——在这里具体指单位视网膜上光感受器的数量，以及眼睛光学系统创造的图像的清晰度。

我眼中渗进的血液吸收并散射光线，导致敏感性和分辨率双重受阻。我的右眼尚能看到一丝光亮，但左眼前方出血严重，基本看不到东西。我的视野中是一片黑暗与无意义亮光交缠的旋涡。

悲惨的是，医生们无法为我的眼睛做出明确预断。玻璃体液中含血量过高，他们看不到视网膜，也就无法确定视网膜是否脱落。他们只会说，身体自会清除玻璃体腔中的血液，但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现在能做的，只有抱着希望等待。在重大创伤恢复的过山车上，我只能拼尽全力抓紧扶手。这是一趟恐怖怪异的旅程，我无数次直坠深渊，却鲜少上升。

后来，医生们发现我的手术部位大面积感染，需要紧急手术。由于全麻可能再次引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我仅仅接受了局部麻醉。手术过程异常恐怖、剧痛难忍[7]，每隔一天进行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与此同时，我接受着最大剂量的抗生素静脉注射，这些抗生素烧损了我的静脉，需要用针头多次戳刺维持注射。我对不同的抗生素产生了各种引人注意的不良反应，包括皮疹和疖子。好不容易熬到痛苦消退，我又患上了血清性肝炎，主要是因为此前接受的 23 次输血。伴随肝脏的剧烈疼痛，我呕吐不止，全身泛黄，仿佛用了廉价的美黑喷雾。

而就在这样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脊柱融合手术情况不佳。融合手术使用的“胶水”应该是由我髋部取下的骨片制成的，装在我的椎骨周围。然而，医生遗憾地向我解释道，我在恢复室桌子上经受的翻转治疗导致骨片飞出，X光片显示，几乎什么都没融合。这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无法想象，我承受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一切都失去了控制，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唯一力量是心态与观念。专注于小事极为重要，而那些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光是想想就让人恐惧难安。我就像被困在悬崖边，不知要爬多久才能抵达安全地带。此时，最好的建议是不要向下看，否则会产生眩晕；最好也不要向上看，如果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话。我意识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集中精力寻找下一个抓握点。

这种转移注意力的能力成为我之后应对无尽挑战的关键策略。我没有紧盯着那毫无确定性的暗淡前景，也不去向后看，纠结于我所失去的一切，而是集中全部精力停止恐慌。后来的人生中，这种精神管理技巧也对我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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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大脑被称为宇宙中最复杂的结构。我们对宇宙所知甚少，所以这个说法很可能是夸大其词，但大脑的细胞集合毫无疑问令人赞叹。我们眼中的现实只是大脑的一种构想。所有流入我们感官的数据都经过了大脑的过滤，我们无法认识到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因此受到扭曲。

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感官体验是对世界的真实解读，那么请想一想：来自人体各感官的电信号传导速度并不一致，它们不会同时到达大脑，但大脑却会进行调整，让你以为它们是同一时间到达的。举例而言，你看着自家小狗咬了自己一下，不管咬的是鼻子还是脚趾，你看见自己被咬和感到疼痛是同时发生的。但事实上，疼痛信号从脚趾传到大脑的时间比从鼻子到大脑的时间长（大约多出 30 毫秒）。除了应对传导距离差异，大脑还必须对不同的处理时间进行协调。大脑处理视觉图像的时间几乎是处理声音的 5 倍（前者需要 50 毫秒，后者仅需要 10 毫秒）。另一方面，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 88 万倍，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先看到闪电，后听见雷声。鉴于这些差异，人类感知外物的理想位置大概距观察者 30 英尺至 50 英尺，这就是所谓的同时性视域（horizon of simultaneity）。若是不足这个距离，你应会先听到后看见，而较远的地方则颠倒过来。然而，如果你看到别人拍手，不管他们近在眼前还是远在 50 英尺之外，大脑都会告诉你，视觉与声音是同时发生的。如果你并未对此感到惊奇，那么请闭上眼睛，试着把生活想象成一部音画不同步的电影。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大脑并非感官输入的被动接收者。我们如何体验这个世界是感官与大脑间对话的结果，即将外部世界的数据与来自人体内部“中央处理器”的计算与预测结果相结合。这种对话的演变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生存概率。我们只会看到、听到、闻到、尝到和感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很多东西被隐藏在后，但只要我们选择去看，人类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被直接感受掩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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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的过山车上少有攀升，即使有，也很难产生信任，因为我知道随时可能被新的并发症拖回原地。我根本不知道视力何时会恢复，这个过程缓慢而痛苦。一开始，我的眼前就像有一幅厚重肮脏的蕾丝窗帘，不停移动。但若试图盯着不动的方位，就能通过右眼收集足够的画面片段拼凑出一个图像。等到视力最终恢复，父亲为我带来一本名为《爱情故事》（Love Story）的小说。他是看上了这本书的篇幅，却不知道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死于血液疾病。薄薄的一本书，我却看了很久。我不得不将手指放在每个单词下方，等待那片血幕上短暂破开一个洞，但最终还是读完了。把书读完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悲伤的结局也没给我带来什么影响。

最好的消息出现在 5 月初，我终于第一次坐了起来。为此，我被套上一个形似紧身衣的背部支架作为支撑，补偿我损失的肌肉量。我被告知背部肌肉的 50%已被感染吞噬。洞口已开始被瘢痕组织填满，每隔几天就要更换一次无菌敷料。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几个星期了。医生带着支架来到病房，将支架滑到我身下绑好，等我侧躺身子，双腿伸至床边，将我转为坐姿。这是我 3个月以来第一次直立上半身。坐在那里体验竖直的感受时，我最喜欢的一位护士从病房路过，我叫住她：“嘿，阿德里安娜，快看看我！”快乐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确实非常值得高兴。之前的结论受到严重质疑，医生所说的脊柱融合术失败并不是真的，我反而成了一种意外医学现象的受益者。背部的大规模感染使融合部位产生了更多钙化，尽管大部分骨片已经散开，但仍有少数留在原处，足以成为骨质生长的种子，形成一个坚实的融合体。

5月底，我终于出院。视力恢复了许多，乘车之旅仿佛一场视觉的盛宴。我在 2 月初进入医院，当时树木光秃秃的，路旁还有积雪。如今万物复苏，绿意盎然，树叶焕发着色彩与生机。我迫切地想要吸收这一切，右眼前厚重的“蕾丝窗帘”已经破裂，变为悬浮的黑点在视野中飘荡，仅仅让我分神，并不会造成阻碍。我的左眼情况也在好转，更多光线投射进来，尽管往往位于边缘而非中心。汽车转入绿树成荫的街道，我家白色的双层木板房映入眼帘，步道旁栽种的鲜红郁金香正在盛放，谦卑的感恩与欣喜之情瞬间溢满我的内心。就连看到通往前门与我二楼卧室的两段楼梯都令我振奋不已。第一次上楼困难重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变得容易许多，令我斗志昂扬。被“囚禁”了 4 个月后，我急切地想要来到室外。回家 5 天后，我努力走到池塘边那棵自己以前常常攀爬的树下，拍了拍它。

如今，那棵树早已被砍倒清除，换成更普通的树木。但我的感知已超越了现实，还能回想起那枝干的形状与方位，树皮的褶皱，以及伸向池塘的树根散发的泥土气息。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对拥有正常视力产生了更深的感恩之情，怀着这种感受望向那棵树，唤起了我对所见之物更深入的思考。

我们通过感官与自然建立联系，但这并不是看见事物的唯一方式。时间为我的记忆增添了更多层次，扩展了我对树木本质的认识。我知道一棵树如何将水与营养从根部输送至叶子，又把糖从叶端带到根部，也知道柳树皮藏有类似阿司匹林的化合物，这些都为记忆注入了新的意义。

在所有生命体中，树木最常用于象征人类与自然的联系，这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诗人与环境保护主义者为“一棵名为生命的树”写下颂歌，因为树几乎是每个人都亲身接触过的生命体。但是，我们已对自然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要如何相应地与其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系呢？我们生活在一颗海洋星球上，却对其实际意义知之甚少。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海洋世界，充满了与人类迥然相异的生物，与其建立联系是一场艰巨的斗争。

我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选择如何感知世界。我们相信自己看到了世界的原本面目，其实不然。我们看到的世界，来自我们存在的需要。至少曾经如此。然而，世界变化如此之快，我们需要从宏观层面来认识是什么使生命得以存在。仅仅依靠树木，已不足以了解大自然的复杂运作方式，必须将海洋与其不计其数的神秘奥妙纳入我们更加广阔、不设限的视野之中。若只盯着海洋的表面，而不知闪耀在海洋深处那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便是对海洋奇迹的漠视，也是对海洋为我们存在所做贡献的忽视。

[1] 以公制单位计算，分别是 10 微米和 30 厘米；以美制单位计算，前者相当于一美元钞票厚度的十分之一，后者则有丹尼·德维托（Danny DeVito）身高的五分之一。

[2] 事实上，这池塘足有 41 公顷，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片湖。但在新英格兰，我们常常用“池塘”指代源于冰川消融的“锅穴湖”（kettle hole pond）。

[3] 差不多是信号灯变绿到身后出租车开始按喇叭那么短的时间。

[4] 德怀特·哈肯（Dwight Harken，1910—1993）被誉为心脏外科之父。1948 年至1970 年，他在波士顿的彼得·本特·布利格汉姆医院和剑桥的奥本山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这一人事变动说明，那天他与团队出现在奥本山医院倒也不完全是个奇迹——除非把波士顿与剑桥间的交通因素考虑在内。

[5] 书呆子小贴士：我有时想，临近死亡状态是否可能是一种进化适应，在生命危急的极端关头带来理性的思考与冷静，否则肾上腺素与恐慌情绪或会导致进一步的自我伤害。

[6] 记得征询人家的同意。

[7] 要么是他们没给我注射足够的局部麻醉剂，要么是我的大脑将压力转化为疼痛。很久以后，当晚值班的一位外科护士承认，对于给我开刀后看到的景象，她此前闻所未闻。她说，清除所有坏死组织后形成的空腔足以伸进一整个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