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意识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很快就屈服了，但是有一群人对战败表示愤慨和不甘心。他们就是广州西北城外的农民。虽然是农民组织，但其核心人物是读书人。1841年5月30日至31日，他们在三元里围击了一千余名英军，差点就要将敌人（连同匆忙赶来的义律在内）全部歼灭。他们就是被称为“平英团”的一群人。

三元里抗英烈士纪念碑

然而，广州知府余保纯受义律之请，前去劝说农民解除包围，英军这才得以脱险。之后，璞鼎查取代义律成为英军统帅，他率领英军一路北上，并占领沿岸各城市。得知此情况的广州城外农民颇为悔恨在三元里亲手放走了英兵。如果那时将英兵彻底剿灭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局面。与此同时，他们也特别怨恨千方百计说服他们放走英兵的余保纯。在当年秋季的童试之际（科举考试第一阶段的考试。合格后即可成为生员，即县学学生。生员即所谓的秀才），考生们抵制余保纯担任主考官，并跟在其回衙门的轿子后面一路辱骂，还向其扔石头。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中屈服了，但他们却丝毫没有战败意识。所以，虽然《南京条约》中重新规定广州作为贸易港口对外开放，英国人在新制度下继续居留在以前的广州夷馆，但广州民众却没有按照新制度来对待他们的意思。居留地外国人在新条约中获得了更多权力，他们可以在居留地附近自由活动甚至可以到郊外出行，但每次都遭遇中国人辱骂、扔石块，有的甚至被杀害。

特别是离居留地很近的广州城坚决禁止外国人入内。广州体制时代，毫无疑问外国人是被禁止入城的，但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市民仍然不允许外国人入城。

三元里事件后，广州附近的农村进一步强化了自卫组织。这些农村联合起来结成了“社”，产生了“社学”。“社学”原本是“社”的学校，后来成为“社”的自卫组织中心。除了这些之前已有的自卫组织，新兴自卫组织也在各地陆续诞生。三元里的成功使得他们情绪高涨，意气风发。自卫组织在战后也延续了下来。

除了郊外，广州市内也召集学徒、伙计，成立了“自警团”。

外国人之所以无法进入广州城，并在郊外被扔石子，甚至被杀害，正是因为这些意气风发的“自警团”。

不仅是广东，北京的清政府在战后也变得很排外。由于《南京条约》是英国通过武力强加于清政府的，它的缔结仅是出于暂时躲避英国强劲势头的需要，所以就清朝自身而言并没有遵守条约的意向。

鸦片战争后，两广总督开始兼任钦差大臣并负责外交事务，在北京和广东的这般情形之下，他们也只好拿出排外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