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藩体制的解体

日本和中国的锁国，是正在形成中的专制统治权力为了维护自身安定，选择性地缩小了可能扰乱安定的外国势力。剥夺外国势力的自由，将其纳入统治之下，是为了阻断国民与其接触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日本和中国能够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它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具备相应的实力。而其他亚洲国家之所以成为殖民地，是因为它们没有在政治和文化上形成足以抵御外国势力的力量。

锁国后，日本和中国的国内商业都得到了发展。

在日本新形成的武家制度，即幕藩体制中，武士和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之间有着截然的区分，由大名和其家臣所组成的武士从生产中脱离，居住在城下。农民则住在农村，生产武士所需的大米等粮食。而那些被称为“町人”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在城下的商人区。

封建领主大名向农民收取的贡租以大米为主。因为家臣从大名那里领取大米作为俸禄，所以武士需要卖掉大米来换取日常生活用品。以武士为对象的商业繁荣，城下町发展了起来。

此外，江户幕府为了操控大名而实行“参勤交代制”，为此江户成为人口超百万的最大城下町，诸大名频繁往来于江户也使得驿站町繁荣起来。

这样的幕藩体制将身为武士生活根基的农民与商人分离，对防止商业资本流入农村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扰乱农村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武士却被商人所压制，经常因欠债受到折磨，生活更加贫困。虽然从社会和政治角度，他们看不起町人，拥有统治权，但经济上却受制于町人。尤其是向诸大名放贷的三井、鸿池家族拥有了与15、16世纪放贷给欧洲王侯、教皇的奥格斯堡富格家族（Fugger）一样的势力。

而另一方面，从17世纪末开始，都市周边的农村开始出现棉花、茶叶、油菜、烟草、蓼蓝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丝绸、棉麻织品等手工副业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富农。此外，经营酒屋、酱油屋、榨油屋、染坊等的农村商人也开始崛起。这些富农和农村商人向农民高息放贷，农民的土地渐渐集中到他们手里。由此，农村的贫富差距问题逐渐严重，失去土地的“水吞百姓”越来越多。

财政上困顿的诸大名削减了家臣俸禄，使家臣的生活更加艰难。诸大名一方面通过检地来发掘那些没有租贡负担的土地（即所谓的“隐田”），另一方面提高租贡的上缴比例，经常引发“百姓一揆”①。“百姓一揆”在18世纪末（天明至宽永年间）尤为频繁。

诸大名又将领地内发展起来的商品生产交易从商人手中夺取过来，垄断为藩的专属买卖。这些商品与米一起在江户、大阪、长崎等地广泛出售，承办买卖的御用商人又成为左右大名的财政的商人。

如此，幕藩体制首先从经济上发生了动摇，而以对抗幕府官学儒学而出现的国学为基础，“尊王论”又开始兴起，从思想上动摇了幕藩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