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明朝的降将，成了大清的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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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十一日，顺治帝来到内院，和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陈名夏、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吕宫进行了一番对话，很耐人寻味。

此事的缘起，是九天前，陕西总督、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孟乔芳病逝，奏报朝廷。

顺治帝有所感，特地来到内阁办公室，对陈、吕二人说：“朕前闻总督孟乔芳病故，深用轸恻，不禁泪下。乔芳与朕，宁有姻戚哉？但以其为国忠勤效力故也！”（《清世祖实录》卷八十，顺治十一年正月壬寅）

明朝的总督，被清朝继承，但由虚衔变成了实官，当然也由动词变成了名词。明朝总督的正式名称为“总督某某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书作“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而至清朝则是“某某等省总督”。故而，顺治称孟乔芳，不是尚书，而是总督。

顺治在哀悼孟总督。陈、吕听着最高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心里揣摩着皇帝要给孟乔芳一个怎样的美评和追赠，盖棺论定，心里盘算着如何书写嘉奖令，但没料到，年仅十八岁的顺治帝话锋一转。顺治说：连年来，我眷顾汉官，比满官要好很多。满官自太祖、太宗时，就宣力从征，出生入死，才得到今天的待遇。我优待汉官者，并不是因为你们有功才这样。汉官深受皇恩，我一直期待你们尽忠图报。但是，“今观汉官之图报主恩者，何竟无一人耶！”（《清世祖实录》卷八十，顺治十一年正月壬寅）

顺治帝重视汉臣，名为延续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大政方略，缓和满汉矛盾，改善满汉关系，而在实质上，是有意借力打击以孝庄为首、两黄旗大臣为辅的满洲保守势力。就像他宠信原来隶属多尔衮正白旗的叛徒苏克萨哈，宠爱正白旗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妃一样，也是借力打力的政治用意。当然，他没想到他同时不得不倚重的两黄旗大臣，已经为他记下了这一笔崇汉抑满的政治账。“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清世祖实录》一百四十四卷，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崇汉抑满，是满洲统治集团最后给顺治帝总结的一大罪行。但在顺治乾纲独断时，他是我行我素的。就是在夹缝中施展拳脚，他也不惜与生母孝庄发生激烈的冲突。

虽然只有“偏私躁忌”的汉官刘正宗上了所谓顺治的罪己诏，但陈名夏——投降过李自成的前明翰林，劝过多尔衮自立为帝的大学士——也因写得一手好文章，而深得对汉人新事物感兴趣的顺治帝欢心。

陈名夏抹了一把冷汗，明白皇上这是重提上年二月任珍杀人后对处分不满一案。

当时，以“自治其家属淫乱，擅杀多人”（乾隆朝《钦定国史贰臣表传》）获罪的明降将任珍，遭婢女揭发：受罚在家，怨言不断，“出言不轨，并指奸谋陷诸丑行”（《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四，顺治十年四月甲辰），议罪论死。

顺治帝命刑部将任珍案情书写以满汉两式，命满汉大臣商议。

顺治也认为任珍擅杀妻妾，罪大可耻，但又有心从宽处理，于是召集朝臣发表意见。

满、汉官员对刑部议罪死刑的看法，分为两派：

满臣支持原判：处以极刑。

汉臣集体反对：证据不足。

署理吏部尚书的陈名夏，是二十七名汉官反对者的领袖人物，他坚持认为：任珍不承认婢女揭发的罪行，如果要定罪，就必须展开大讨论。

顺治有心饶任珍不死，而陈名夏等于法无据，却又认为应勒令他自尽，东拉西扯，惹得顺治帝很不满意，认为陈名夏等汉官不与满官和衷共济，拉帮结派、欺君妄为、文过饰非。

陈名夏想到当时群臣议定将任珍处死，被顺治网开一面，怕青年天子一时兴起秋后算账，赶紧回奏：皇上爱臣子，就像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如果不能承顺于皇上，就是孩子不承顺于父母啊。臣等岂无报效之心？我们时刻谨怀此心，只是皇上没有及时洞悉罢了。

陈名夏是在扮嫩、扮矮、扮小，他要年长顺治三十八岁，虽然比顺治之父皇太极小九岁，但比其生母孝庄年长近一轮，还恬不知耻地以父子喻君臣，说自己待君父敬终如始。

臣子视皇帝为君父，是惯例，是传统，是形式。陈名夏也是动之以情，曲线救命。

吕宫不说话。他是顺治四年的状元，以吏部侍郎超授大学士。平常他在内阁票拟政务，总是唯老陈马首是瞻，紧趋其后。

陈名夏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他是明朝走过来的降臣，为南方籍汉官的领袖人物。顺治亲政不久，御史张煊就曾弹劾时为吏部尚书的他，同大学士兼左都御史洪承畴和礼部尚书陈之遴在甄别御史的过程中，处置不公，特别举报他结党营私，有十罪二不法。老战友陈之遴为了择清与他的关系，也主动举报他“谄事睿亲王”。

顺治帝充分利用陈名夏等汉臣的才干，但对以陈名夏为首的“南人”与宁完我为首的“辽东旧人”（汉军旗官）、刘正宗为首的“北人”（北方籍汉官），以及冯铨、金之俊等大学士，自成集团，暗结成党，倾轧攻击，很是恼火。

前不久，顺治曾为此特至内院对诸臣发出警告：“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清史稿·陈名夏传》）陈名夏强词夺理，遭到了顺治训诫：“尔勿怙过，自贻伊戚。”

顺治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你陈名夏若不真心悔过，就是自找麻烦。

所以，对于孟乔芳之死，顺治貌似感到一个真正用心任事的汉臣难觅，其实是对满汉大臣对立强烈不满，对于汉臣恃宠而骄心生怒火，于是小题大做，再次严厉地敲打陈名夏及其亲信大学士吕宫。

他不希望汉臣附和画诺，而是寄望汉臣真抓实干地成为自己集中和强化皇权、打击满洲保守势力的一柄利剑。

顺治帝说：多年来，你们不断地接受我的优宠，该开心升迁的得到升迁，不该升迁的也被越次简用，但全不思报，还昧着良心说这一切是自己凭本事所得。

陈名夏心里越是发虚便越想掩饰：皇上的厚恩，我们无时不思回报。只是臣等才庸识浅，导致有错失，故难免不出问题耳。

顺治帝说：出个错失又何妨？与其才能超群而不思报国，不如才智平庸而思报国。真是太过分了。如果明知这个道理，不思报效，还敢胡乱作为，一旦事发，我决不轻贷。到那时就不要怨我了，这是你们自找的烦恼。

顺治借疆臣孟乔芳之死，狠狠地敲打结党内讧的阁臣陈名夏之流，为此还特遣内大臣至孟府祭奠，赐谥忠毅，加赠太保，赐其家人千两白银、一所宅邸。

这银子和宅子，不是安葬之资，而是安家的费用和住所。在陕西总督任上为官十年的孟乔芳，一壶冰心，两袖清风，并没给家人留下多少实际好处。

孟乔芳的死让顺治感伤。而顺治帝也因为过分地善待、宽容缠斗不休的陈名夏等，死后还被以四辅臣为首的保守势力，弄出了一道著名的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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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首任陕西总督孟乔芳的死，让青年天子顺治帝感叹唏嘘，更是难得！

孟乔芳本是前明副将，永平人，因事革职在家，成了大明王朝有污点的退伍军人。

孟氏在明朝军方是否有大作为，史料未载，只说他是犯事被贬黜为民。

明朝庞大的军队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兵种：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卫所是明太祖朱元璋尚未称帝前，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以及元代军制元素，为即将拉开序幕的大明王朝创建的军队主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制度日见衰落，迄万历年间，著名首辅张居正曾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组建私人武装。万历末年的辽东经略熊廷弼，也是在都察院官员的强烈反对声中提出，承认和鼓励军官组建私人武装，是稳定边防的唯一办法。

他们之所以这样坚持，乃是因为明末，世袭军户越来越少，而军官却不断增加。原本能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的太仓府库，日益见底。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向明朝发起挑战，率兵一万，攻占抚顺。明朝兵部出现了赤字，万历帝不得不从供自己个人用度的东御府中拿出五十万两储银填补亏空。

广宁总兵张承荫率辽阳副将颇相廷、海州参将蒲世芳和士兵一万支援抚顺，遭到努尔哈赤回军相拒。人和于明不利，天时也助敌，两军还未展开厮杀，就突发大风，席卷黄尘，直扑明营，暗助了后金军趁势击溃明军。

张承荫等三将以及游击梁汝贵，一同战死。

万历帝追赠张承荫为少保，建祠赞其精忠。御史张铨说：“廷议将恤承荫，夫承荫不知敌诱，轻进取败，是谓无谋。猝与敌遇，行列错乱，是谓无法。率万余之众，不能死战，是谓无勇。臣以为不宜恤！”（《明史·忠义三·张铨传》）

万历帝为了反击曾死皮赖脸、摇尾乞怜地向自己讨封龙虎将军的努尔哈赤的自立和反叛，重新起用抗倭老将杨镐，授以兵部左侍郎，经略辽东军务，组织李如柏、杜松、刘、马林等四镇兵马九万，教训挑衅天子的“奴酋”。

张铨又说：杨镐不是帅才，驾驭不了众宿将。

张铨极力推荐熊廷弼，却没被万历帝采纳。

一语成谶。

调兵不及时，筹饷费时一年多，得以休整的努尔哈赤再次发力，在萨尔浒一役打乱杨镐分兵四出的战略部署，大败号称四十七万人马的大明军队。萨尔浒之战也彻底改变了后金、明在辽东的军事形势。

杨镐被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弹劾，称其与努尔哈赤勾结，被革职下狱问斩。

朝廷只能寄希望于熊廷弼。但是，错过了时机，辽东防线早已松垮，朝廷军费供给不足，再加上派系争斗、催促太紧、掣肘太多，而努尔哈赤迅速壮大，一举攻陷开原、铁岭。熊廷弼再次被撤，换上了东林党人袁应泰。

袁氏不济，丢弃辽阳，自杀殉国。

再起熊氏，广宁一战，巡抚王化贞不战而退，游击孙得功献城投降，副将鲍承先倒戈助敌。

熊廷弼被阉党老大魏忠贤按了一个叛国大罪，授意其亲信大学士冯铨，将其正法，传首九边，警示诸将。

孟乔芳虽没有杨镐、袁应泰、熊廷弼的气节，但比他们幸运。

在杨镐、袁应泰、熊廷弼们的身上，都有着儒家传承的道德英雄主义。孟乔芳也有，然其选择的践行方式不同。

3

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借与扼守松锦防线的蓟辽督师袁崇焕达成休战和议之际，麻痹袁崇焕，决定向关内发起一次偷袭。

皇太极令二贝勒阿敏留守沈阳摄政，自己亲率八旗大军，借道几个老婆的娘家——蒙古科尔沁，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大明王朝的京师城下。

此事，让权贵们狂喜了很长一段时间。乾隆四十一年（1776）出生的第八代礼亲王昭梿，还在《啸亭杂录》开篇，就津津乐道太宗伐明前，是如何应对强悍的袁崇焕的：“崇焕信其言，故对庄烈帝有‘五载复辽’之语，实受文皇绐也。”

绐者，哄骗也。皇太极骗过了曾在宁锦一役教训了自己的袁崇焕。

时明军主力都在山海关外布守，政治骗子皇太极骗过了已有膨胀欲的袁崇焕，成功深入内地，扬言“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太宗伐明》）。

袁崇焕急率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驰援北京城，并沿经过的蓟州、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各城分兵防守，进军在广渠门外，与后金三贝勒莽古尔泰等率领的后金军展开战斗。

皇太极经历德胜门之战后，主动回师。他的征明，一是试探明军的军事实力和反应能力，二是抢夺人口、牲畜、财物和粮食。

他达到了政治目的，但没料到袁崇焕反应快速，指挥满桂奋力抗击。然而后金军还是初战大捷，迅速攻破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

皇太极发出了整肃军纪、安抚民众的告示，一改过去劫掠奴隶、牲畜和财物的野蛮做法。

退伍军官孟乔芳与知县张养初、兵备道白养粹、副将杨文魁、游击杨声远等十五人出降。降将是怀着某种政治理想前来效力的，皇太极很高兴地下达任命书，命白养粹为巡抚、孟乔芳为副将、张养初为知府，协助贝勒济尔哈朗坚守永平。

为了表示亲近，皇太极特颁汗令，命孟乔芳等三人前往行营见驾。皇太极以金卮赐酒，说：“朕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清史稿·孟乔芳传》）

此时的后金，皇太极为天聪汗，但还是实行四大贝勒联合执政，征战时更是君臣不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肆争论。皇太极对这样的规制已经很不满，但在非常时期，又被他拿出来，当一种貌似平等自由的君臣氛围优势晒在孟乔芳等人面前。

丢官闲居的孟乔芳本来就为被弃用窝火，也不想步被重新启用而身首异处的杨镐和熊廷弼后尘，因此他主动对皇太极投诚，还表效忠。

祖大寿遣使来见故友孟乔芳，欲打探后金兵力部署情况。孟乔芳立即拿下使者，献给新主子。这是一个投名状。

孟氏杀了旧同事，是否有道义上的某种不安，且不好说，但从其决绝降清的行为以及后来仕清的努力来看，他在寻求一个能施展拳脚的现实机会。

他是一个果断的利己主义者，骨子里还有理想主义的成分。

皇太极返回沈阳，命阿敏赴前线督师。他前脚刚到永平，祖大寿后脚就夺回了滦州。诸贝勒劝阿敏制定有效方略，有效保护其他三城，结果被阿敏拒绝了。他的心里也很窝火，憎恨皇太极进一步夺权，还充分重用汉臣。他下令对永平、迁安进行屠城，然后带着所有家畜、财物和少数女人作为战利品，回到了沈阳。

阿敏在此次大屠杀中，杀掉了被皇太极任命的白养粹、张养初等降官十一人。但孟乔芳得以幸免，随清军返回辽阳后，被任命为汉军管佐领事。

皇太极以屠城为由，将阿敏定为国贼，实行圈禁。同时，皇太极对孟乔芳进一步重用，于天聪五年仿明制设立六部，命他为刑部承政（尚书），赐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崇德三年（1638）七月，清廷更定官职，孟乔芳改任刑部左参政（侍郎），不久兼领汉军正红、镶红两旗副都统。

一个降将，兼管汉军两旗，足见皇太极对孟乔芳的器重。当时的汉军还是四旗，直至崇德七年，清军打赢松锦大战后，才新分汉军八旗。

崇德八年，孟乔芳徇私包庇已故克勤郡王岳托次子、贝勒罗洛浑的家奴抢劫一案，被处以降实职一等。罗洛浑为满洲镶红旗旗主，在旗是孟氏的主人。孟氏面对这并不严厉的处分，虽不情愿，但纵有百口，也无法申辩，唯有接受而已。好在他的职务如故，仍为刑部左侍郎兼汉军正红、镶红旗副都统。

皇太极驾崩后，孟乔芳随摄政睿亲王征明，以军功加一云骑尉，且在顺治二年（1645）四月，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出任陕西总督。

孟氏的能力，不但深得皇太极的赏识，而且受到多尔衮的器重！

这是有内情的，孟氏不是一个简单的赳赳武夫，甚至改换门庭了也过得很用心。

《十朝诗乘》曾记载一个有趣的典故，是关于他的：“心亭不甚读书，每令人诵书于侧，坦腹听之，鼾睡如雷。偶误一字辄惊寤曰：‘误矣！’”心亭者，孟氏字也。

孟乔芳不常读书，却爱听书，貌似心不在焉、鼾睡如雷，却能突然提醒师爷读错了字。

是真如其字用心洞察身外动静，还是假寐用鼾声障人眼、乱人耳？那只有孟氏心里明白。虽然皇太极、多尔衮对他很倚重，但他这个关外的职业军人毕竟是降将。

他虽然躲过了阿敏的屠刀，但害怕还有更多人的屠刀！

他是一个明白人，善于远离皇权中心的争斗。否则，纵然他小心翼翼，多建政绩，又怎能穿梭于皇太极、多尔衮及顺治帝权力纠葛的暗流中，左右逢源，进退有据呢！

4

明清之际的陕西三边总督不好当。

他的辖区大、职权重。《明史·职官志二》记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弘治十年，火筛入寇，议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乃起左都御史王越任之。十五年以后，或设或罢。至嘉靖四年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改为总制。十九年避制字，改为总督，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

这个总督是朝廷驻守西北的最高领导人，管理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四巡抚及延绥（榆林）、宁夏、甘肃三边镇，节制甘州、凉州、甘肃、西宁、宁夏、延绥、神道岭、兴安、固原九总兵。这个总督当得好不好，关系着王朝西北战区的稳定。

明末总督三边军务的杨鹤，盖因为招抚义军绥靖失败而锒铛下狱。顺治朝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也在此任上与狂飙突进的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血战了好几年。

陕西是李自成的大本营，南面为张献忠在四川的大西政权，多尔衮先后派出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英亲王阿济格以及定西大将军何洛会等多路大军，一路追逐李、张、赵义军。但，打下来的疆域需要有能力、有智慧、有策略的官员进行有效管理。

孟乔芳代表新来的清朝作为秦地的首任总督，受命重建这一片还有不少义军活跃的西北边陲动荡之地。这，虽然比直接领兵冲锋陷阵少了流血的危险，但仍是一份性命攸关的苦差事。

他作为一个不满明朝而投清的降将，在明清鼎革之际主政西北，可以看出是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信任的。清朝的总督，既管民政，又掌军务，大权在握，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陕西素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除了新来的清朝政权势力，还有明朝残余势力和农民起义军在争夺该地区的统治权。

如何确立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地位，竭力使汉族及其他民族接受满族统治，承认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孟乔芳莅任所要面临的难题。

孟乔芳除了为前线提供粮草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即重建已被严重破坏的社会秩序，改善依旧混乱的社会治安。

处理不好，会激起更大的民变。他纵然想建功立业，稍有不慎或胶柱鼓瑟，也难免被议罪论死，身败名裂。

虽然明朝在西北的统治，早已在长期的农民运动中摇摇欲坠，但清军入关后迅猛发展，又使部分前明官员、军方势力及农民义军很不情愿接受外来的满族统治。他们试图继续维护名实皆亡的明朝统治。

长安百姓胡守龙等率先造印起义，丝毫不给这位大清朝派出的新总督情面。好在孟氏有刑狱经验，也有征战经历，立马诉诸武力镇压，派出副将擒斩之。

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不无残暴，但符合清军入关后野蛮屠杀的现实。这使后来内地百姓憎恨满人的罪恶，持久地在族群矛盾和权力博弈中，将满人视若仇敌。

何以为敌？杀戮贻害也。

孟乔芳督秦蛮拼，及时申请清廷在陕西颁布恩诏，严禁晚明以来历任官员推行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加大对明朝残余势力和李自成旧部的招抚工作。

在他的努力下，招抚收到显著效果，三边四镇八府的文武官绅大多进表投降。

为了不使还很虚弱的统治中心在风雨飘摇中夭折，孟乔芳还及时在南线布置有效兵力，设置巡抚衙门，以防止张献忠向北袭扰。

无疑，他在战乱时代履行着保境安民的职责，殚精竭虑，也如履薄冰。

李自成余部继续抗击官兵，拥立明宗室的地方军官起义此起彼伏，在宁夏、甘肃等地不断挑战他的维稳底线。孟乔芳先后擒获一朵云、马上飞等义军头目。

原明朝驻防甘州军官米喇印，素有勇略，在清朝统一甘肃后，任甘肃巡抚张文衡标下副将，驻守甘州。清廷推行剃发令，严令军中剃发自军官始。米喇印对清廷的民族压迫政策深为愤怒，于是利用剃发令激发甘肃降清各族将士的不满。此外，清廷再次调遣甘州兵前往四川清剿残留的大西军，引发军心浮动。他在顺治五年（1648）与从明朝一起过来的老战友丁国栋，拥立前明皇室朱识锛为延长王，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设计诱杀张文衡、刘良臣等，占据甘州，集结十万，号称百万。

面对这样一股巨大的反抗势力，孟乔芳调兵遣将，身先士卒，分兵三路，成功擒杀丁国栋、米喇印等造反兵士，果断地平息了这场即将扩大的战乱。

战乱的起因，可能是不同的政治信仰，可能是各自的利益寻求，可能是诸多的矛盾症结，但祸害的还是百姓。

孟乔芳带着效忠新朝的使命而来，有镇压，有杀戮，有铁腕，有妥协，但他考虑的还是如何重建扰乱了几十年的社会秩序，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5

封疆陕西的孟乔芳，不但在辖区颇有建树，而且及时对邻省施以援手。

顺治五年八月，大同总兵姜瓖得知多铎病故、多尔衮染病，降而复叛，起义归南明，以割辫为标志，遵用永历正朔。多尔衮亲自带军征讨，再次对姜瓖进行劝降，希望他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

第二年八月，姜瓖被部将杨振威斩杀献降后，忠于他的部将虞胤、韩昭宣等纠集三十余万人攻打蒲州、临晋等地，孟乔芳与户部侍郎额色率兵赴山西围剿，获胜而归。

在接下来的几年此起彼伏的小型战争中，他都是指挥有度，屡有斩获，多建军功。

顺治九年八月，世祖特派人召他进京入觐，先加其兵部尚书衔，晋世职一等轻车都尉，继而在朝堂上加其太子太保，晋爵三等男。

一回两恩诏，两次加官晋爵，还命他以陕西总督兼督四川兵马粮饷。这是顺治对他的特别重视。在清初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的关键时期，孟乔芳以招抚、征伐、劝降、平叛等多种手段，将西北地区收入版图，稳定西北政局，并通过招徕流散百姓、蠲免赋税和发展屯田等举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了清朝在西北的统治。

这样一位军政两手抓的封疆大吏，最后以清廉和刚正的形象，留在了历史上。

他病逝近三十年后，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圣祖给新任福建将军佟国瑶特谕告诫：“昔孟乔芳总督陕西、李率泰总督福建时，能洁己奉公，爱民恤士，秦闽人至今思之。”（《清圣祖实录》一百〇四，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己酉）

李率泰为康熙堂表兄——娶了康熙堂姑的降将李永芳次子，官至弘文院大学士、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康熙五年病逝于任上。康熙以他作为督抚楷模，无可厚非。但康熙却将贰臣出身的孟乔芳，排在李大学士之前，除了因其死于顺治中期外，还有对孟氏之功、之正、之廉的特别推崇。

雍正继位后，推翻了不少康熙政策和法令，但他建成京师贤良祠后，特将康熙盛赞的孟乔芳作为优秀总督入祀其中。

刘廷玑在《在园杂志》卷二中对他极口颂扬：“陕川总制大司马孟公乔芳为开国元勋，亦清廉第一。”

《清史稿》评价孟乔芳抚绥陇西，在当日疆臣中树绩最烈，“太宗拔用诸降将，从入关，出领方面，乔芳绩最显”。

成绩显著为最，孟乔芳于故国蒙尘见弃，而在新朝披肝沥胆，虽在气节上有污点，但在治境卫民上还是有不少作为的。

帝王心术很难猜。大臣们少不了遐想千番猜测万种，猜得中猜不中都不管，如履薄冰的孟做好分内事，那才叫聪明，或曰智慧。

孟乔芳以一前明降将的身份，成为清朝首任西北总督，既管军又管民，却被满洲统治者放心地委以重任。他以成功的地方主政，以实绩赢得了多尔衮和顺康雍三任帝位的点赞。

如果单论他屈节而追名逐利，那有失偏颇。如果从他这个个案上分析，可以透视明王朝最后内部形形色色的权力斗争，使得不少像孟乔芳这样的干臣廉吏，缺乏有效发挥才干的机会，而导致最后的大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