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范文程：不是贰臣的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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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孟森与萧一山无疑是中国清史学研究的开山鼻祖。

萧一山在其代表作《清代通史》卷上第三篇之六十二《开国之勋臣·概说》中有云：“运筹策画，经略四方，管理机要，创制规模者，如范文程、洪承畴、金之俊、冯铨辈，虽以汉人投效，行节有亏，史书所载，黜之贰臣；然经营勤劳，亦不失为开国之良辅。”

范、洪等人，为清王朝“开国之良辅”，但也是大明朝投效满人的“汉人”。

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

这些“行节有亏，史书所载，黜之贰臣”的“汉人”，为大清由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发展成为大一统中央王朝，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多尔衮之摄政、多铎等之征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萧一山将范文程视作汉人投效，气节有亏，为清朝第一贰臣。

即便如此，萧氏还是说：“福临入关，宣力文臣，必以文程居首，历事四朝，首定大计，诏敕谕檄，皆出其手，经营草昧，弼成丕业，盖亦清之厚幸也！”（《清代通史》卷上第三篇之六十二《开国之勋臣·辅佐之大臣》）

清朝之大幸，却是明朝之大不幸。

功过是非，只有跨越族群，才能有另外一种看法。

在萧一山给予高度评价的这些贰臣中，范文程是归附后金—清朝最早的。

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著名的“七大恨”，正式向他曾经死皮赖脸祈求龙虎将军军职的大明朝宣战。

《满文老档》第六册记载，努尔哈赤发八旗兵十万征明。真有这么多兵吗？

半为将士半民夫。

虚实掩映玩声势。

中国古代行军作战，爱搞夸大其词的“号称”。

当年，曹操曾号称率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声势浩大，但在赤壁战前，东吴主帅周瑜说，曹阿瞒打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帜，有效兵力不足二十万。

来者不惧，更何况少年周郎找来了神机妙算的诸葛亮。

孔明之来，不是一旁助拳，而是协同作战。

传说中爱读《三国演义》的努尔哈赤，想必在学曹丞相。

两天后，他亲率大军抵达抚顺城下，致书迫降驻守抚顺的明游击李永芳。

努尔哈赤先是利诱，再是威逼：“汝勿战！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倘中则必死矣。力既不支，虽战死亦无益。若出降，吾兵亦不入城，汝所属军民皆得保全。假使吾兵攻入城中，老幼必惊散，尔之禄位亦卑薄矣。”（《满洲实录》卷四）

太祖承诺，李永芳归降，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同时对李永芳许以皇家婚姻、高官厚禄。

后金大军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李永芳便率城中军民开门出降，其中便有范文程与其兄范文寀等一批辽东士大夫。

当然，范文程投效后金的带头大哥，李永芳是当仁不让的。

抚顺之战，努尔哈赤千方百计诱惑的李永芳，虽然能力一般，却随之找来了后来帮助大清一统的关键性人物——范文程。

范文程跟李永芳不一样，他没有考上明朝的公务员，但他是根正苗红的官N代。

祖辈为明朝兵部尚书、沈阳卫指挥同知的范氏兄弟，当时都是秀才出身。他们玩过科考，于是主动觐见清太祖，只要太祖欣赏他们，他们就有机会在宦海冲浪。

果然，太祖称他们为名臣之后，要善待之，尤其与范文程一番对答后，知其熟谙当世时势，便安排在身边当谋士。此后，太祖取沈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范文程都跟从出征，参与指挥谋划的事宜。

范文程参谋帷幄，但在天命一朝职务都不高，至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统率满蒙大军五万余人，从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蓟门，克遵化，范文程还是清太宗的文馆职员（书房秘书），并没有正式官衔。

范文程虽没有名正言顺的官位，但为皇太极出谋划策都殚精竭虑，甚至披挂上阵，率先力战，率领枪炮手，斩杀很多明军。

这次，皇太极挺慷慨的，直接赏了他一个游击的职位。这是个武职，属于清朝从三品。品级不高，但权重。

范文程一直工作在大汗的身边，是最高领导人的大秘。

可以说，范文程对于大清朝第一个称帝的皇太极而言，有诸葛亮般的智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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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常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贤。”（郭则沄《十朝诗乘》卷二）

此语貌似范文程的原创，可见他是一个熟读古代政书的、有准备的人。

唐代史学家吴兢《贞观政要》卷七《择官》有云：“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当然，吴先生这句话，也能在更早的古书中找到根据。他还在《择官》一卷开卷便说：“《书》称：‘任官惟贤才。’”

古往今来，能成大事者，须解放思想、科学用人。后金政权起于奴隶制的小部落，能迅速发展成为成熟的封建政权，公然叫板他们曾顶礼膜拜的大明天朝皇帝，集贤聚能可谓是一大法宝。

范文程积极为皇太极集贤聚能，归根结底就是招降纳叛，千方百计地挖大明朝的墙脚。

结果，在明朝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夤缘而上，在辽东这一片土地上成长为撼动天朝的大人物。

后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五月，蓟辽督师袁崇焕矫诏以十二款可斩之罪，杀了割据东江的悍将毛文龙。袁崇焕虽然对毛氏部将做了重新安排，但不能改变数万劲旅滋生的二心。

果然，毛文龙的养孙孔有德、部将耿仲明这一对结拜兄弟，很快发起吴桥兵变。登莱之乱爆发，两人的队伍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了一条叛明投金的血路。

范文程及时建议皇太极，收下这一支曾让太祖父子吃了大亏的悍兵。

天聪七年三月，孔有德、耿仲明前来归降。皇太极命范文程率人拿着汗谕前去谈判，并陪孔、耿来到盛京。

这是一起机密行动，皇太极以范文程为特使，不但要聪明地获取投诚者的信任，让他们觉得受到了重视，还要委婉地传递要敬畏主子这一暗示。

虽然此时的范文程，还只是被皇太极赏赐游击世职的书馆秀才，但是，他对皇太极天聪三年十月突过喜峰口突袭京师，天聪五年八月围攻大凌河重创明军，天聪六年四月征讨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不但有献计献策之功，而且有率军拼杀之绩。

其中，在大凌河之战中，他单骑前往西山劝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少不了以自己叛国被优待为经典案例，顺利收服大量守军、民众和牲口。皇太极大喜，将范文程靠一张嘴巴游说来的战利品，悉数赏赐于他，既是嘉奖，也是笼络。

他是皇太极的首席智囊，率团迎降，也让孔有德、耿仲明受宠若惊。

听闻孔、耿到来，皇太极纡尊降贵，亲至都门迎接，三年后都封亲王，可见重视程度之高。皇太极让范文程带队前去洽谈，无疑对他寄予厚望。

只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四十一年后，即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耿仲明之孙耿精忠起兵响应吴三桂造反，以范文程次子、福建总督范承谟祭旗。此为后话。

天聪七年，八旗设置都统，王公大臣众议首推范文程。

皇太极说：“范章京才诚胜此，然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开国宰辅·范文程》）

都统为八旗行政长官，位高权重。皇太极虽然高度肯定汉臣范文程之能，但在分割权力上，有些舍不得，或者说对这个汉人还是设了防。

当然，也可以看出皇太极不愿意放出建有功业的范文程，还需要他掌管枢密，运筹帷幄，继续助力皇太极与诸贝勒夺权争利。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将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即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与外国往来书札的撰写，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

清朝宣谕各国的敕书，都出自范文程之手。

郭则沄《十朝诗乘》卷二说：“国初宣力文臣，范文肃居首。王师西征，首定大计，诏敕檄谕，胥出其手。”文肃，即康熙五年八月范文程所得谥号。

范文程荣膺这个伟大的任务，盖因他摸透了皇太极的帝王心术。

范文程也是一个爱惜人才又深有城府之人。萧一山在《清代通史》卷上第三篇之六十二《开国之勋臣·辅佐之大臣》中说：“于直臣善类，尤多保全。器量宏深，人莫测其喜怒也。”

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代之以大学士。内三院大学士的权力很大，参加议定军政大计，掌握国家机要，取代了太祖后期以来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范文程，一个拿着明朝低学历的汉人，却成了胸怀宏图大略的清太宗的首辅，极受宠信。

皇太极在文馆基础上建置的内三院，还只是清朝内阁的前身，只是皇权系统内的决策参议机构，明显仿效明朝内阁制度的形式，但权力上还不具备前朝实质：大学士对臣工奏议不具备票拟权。也就是说，范文程等充斥的内三院，不具有政府职能，只是皇帝的智库。

范文程却很享受这个没有实权但位居中枢的虚职。

皇太极每次商议军国大事，都要听取他的意见；每次召见范文程，必留下他单独商议很长一段时间，有时他还没来得及吃饭就被召进宫商谈。

满汉合作，君臣契合。

范文程殚精竭虑，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范文程被皇太极倚为心腹重臣。

范氏感恩图报，在缓解高度集权的皇太极与统兵作战的诸王公之间的矛盾中，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崇德六年三月，睿亲王多尔衮率诸王公统军围攻锦州，离城远驻，又私自派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以至于明朝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

皇太极获悉后，勃然大怒，立即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携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等，谕令他们自议其罪。

皇十四弟多尔衮自议死罪，皇长子豪格亦上奏死罪，皇侄杜度、皇兄阿巴泰请削爵为民，全部没收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将分别议死、革职、籍没。

若按这些自议之罪执行的话，清廷的主要战将都会被处死。

执拗的皇太极为体现自己的绝对权威，金口玉言，坚持要罚，这必然将大清的支柱连根拔起，范文程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范文程为了打破僵局，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一个折中的办法，解决了十字路口的关键问题。

这既顾及了皇太极的皇权威严，又保住了大清国的征战实力。

皇太极少不了感激。

太宗在位十八年，范文程作为最受皇太极重任的汉臣，位极人臣，宠冠朝野。

皇太极收服洪承畴，使用的解裘暖心之计，就出于范文程。只是在民间传说中，范文程给皇太极出的主意，又变成了命永福宫庄妃玩美人计劝降洪承畴。

可见，皇太极对范文程是言听计从、引为知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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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暴卒。

世祖福临，冲龄继位，济尔哈朗与多尔衮联合摄政。范文程仍为内秘书院大学士，但连续遭遇清朝亲贵的欺辱。

先是郡王阿达礼和贝子硕托等议立睿亲王失败，代善大义灭亲，联合多尔衮，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托处死。范文程虽居高位，但因隶属硕托主旗的镶红旗，受到牵连。范文程被划拨镶黄旗，侥幸躲过杀身之祸。

一难刚过，又逢一劫。

刚过三十岁的豫郡王多铎，打起了范文程妻子的主意。

当时，范文程已年近五十岁，其妻也该年纪不小。多铎要抢夺范妻，无疑是要羞辱范文程。太宗崩逝，多铎最初拥立胞兄多尔衮，不获允准时要多尔衮改立自己，结果遭多尔衮反对。

范文程是保皇子派的核心人物，应该为制衡睿王兄弟、力挺福临继立出了不少主意。一向任性爽直的多铎遂以夺妻的形式，要让范文程受辱难堪。

范文程在旗只是属民，而在朝是实权等同宰相，德高望重，而多铎是主旗王爷，却非直管范氏家族。

范氏迫于淫威也不想让，就把此事闹到了朝堂之上。

多尔衮是摄政王之一，在朝局未稳且有代善、济尔哈朗、豪格等政敌重围的情势下，只能来一个帮理不帮亲，判了多铎罚银一千两、夺牛录十五个。

短短几个月间，位居文臣之首的范文程，因为靠山皇太极的崩逝，而接连遭遇故主遭戮、爱妻受辱的两次事变。

他是一个聪明人，精于权谋，置身多个山头争衡的朝堂，谨小慎微，为报先帝幼子，而表现出很强的大局观念。在多尔衮将统兵伐明前夕，为之分析“明之受病，已不可治”（《清史列传·范文程传》）的天下形势，提出如何安民治国的多项主张，敦促摄政睿亲王兼奉命大将军的多尔衮“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受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

范文程还建议：“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欲统一区夏，非又安百姓不可。”（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开国宰辅·范文程》）

多尔衮统帅率进军，范文程扶病从征，严明军纪，禁止妄杀，并打出旗号：我们是一支义兵，挺进关内，是要为你们复君父仇，而不是祸害老百姓，我们今天所诛杀的只是“闯贼”。如果官员前来归顺，我们复其官职；如果百姓前来归附，我们复其产业。王师素来纪律严明，一定不侵害百姓。

清兵趁火打劫，却扮成了正义之师。

范氏自诩清军是入关清剿义军的义军，契合北京城里某些大臣议借兵后金击溃农民义军的主张。但是，八旗清军入关成功，赶走了曾占京师的义军后，自然不会拱手相让。

他们为了这一天，早在努尔哈赤起兵统一辽东时，便在盘算如何破关入主中原。只是当时实力尚弱，又有八旗亲贵掣肘，故而几次挑战都以失败告终。

皇太极边打边看，还用范文程的计谋，玩各种各样的反间计、热情计，连续拔掉了袁崇焕、洪承畴等明朝驻扎辽东的守门神。

清朝皇帝最终坐上了紫禁城里的龙椅，摄政睿亲王总成其事、揽权行政，而范文程运筹策划、创制规模。

清军进入北京城，范文程建议多尔衮，备礼厚葬明崇祯帝及皇后、公主，笼络人心。崇祯自缢煤山，虽死于李闯王破城时，但与范文程力劝皇太极、多尔衮连续进攻明朝之情势，也有着极大的关联。

同为中国清史研究的两大奠基者，孟森与萧一山对范文程为大清开国之功，各有褒词。

孟森说：“清饶天幸，以多尔衮入关成大功，其明达是以听纳正论。然其时能持论者，实无几人，旧人中唯文程，降臣中唯洪承畴为有见地。”多尔衮接受范、洪建议，入关破京，“以军事咨洪承畴，承畴上启，略如文程指，皆为清有天下之大关键”，“而其最大之献纳，莫如范文程”（《清史讲义》第二编《各论·开国·世祖》）。

萧一山说：“使清无多尔衮之摄政，无范洪诸人之运筹，无多铎等之征伐，则清之一统，未可必也。”（《清代通史》卷上第三篇之六十二《开国之勋臣·辅佐之大臣》）

萧先生将范文程的运筹之功，与多尔衮的摄政主国、多铎等的征战讨伐，等同视之。而孟先生更干脆，将范文程推至献策最多者。

4

范文程以太宗首辅，置身权力中枢，励精图治，成绩卓著，但随着太宗中途崩殂，他连遭政治厄运，如：受旗主硕托谋立罪牵连，妻子被多铎觊觎欺辱。

尤其是进入北京城后，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权欲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将信义辅政叔王济尔哈朗排挤出朝堂，再接连发力，强迫顺治帝尊其为皇父摄政王，擅权自专，功高震主，也权重逼主。这让有心为故主太宗辅佐幼主世祖的范文程，陷入了权力倾轧不断的危险境地。

大学士刚林、祁充格谄附多尔衮，将《太祖实录》中大福晋阿巴亥被迫殉葬改为其自愿殉葬，凸显其对太祖情深。范文程对此也没提出反对意见，算是对睿亲王示好。但范文程蒙受太宗特恩殊宠，知恩图报，在为多尔衮率军挺进中原、取代明朝出谋划策的同时，誓死不忘故主，竭力效忠幼主。

范文程坚持原则，多尔衮对此不悦，表现出对刚林、冯铨、祁充格三位大学士更为信任，而将范文程逐渐排除于议政之列。

范文程见朝政日变，睿王势大，爱弟意切，又封多铎为辅政叔王，于是不得不强抑政治雄心，无可奈何地远离朝局是非之地，免得多尔衮多铎兄弟恃权复仇，于是托疾家居，只是没有辞职，仍以首席大学士的虚职做保护伞。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病逝，顺治帝亲政。第二年闰二月，刚林、祁充格被以附逆多尔衮罪，处以死刑。范文程亦系同改之人，刑部拟议革职、解任、籍没其家，诸王大臣复议，拟令其革职折赎留任。

但是，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不曾参与贝子硕托谋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睿王重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重任。范文程着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结，今后于委任职掌，当矢忠报效。

不久，范文程即复官，复进世职为一等子，授议政大臣，后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再次成为顺治后期的重臣，退休后特进太傅兼太子太傅。

5

范文程由偏隅辽东的大学士，成为“君临天下”的大学士，官事多了，权力大了。

他以“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列传·范文程传》），几次出任会试主考官，为清朝治理中国，从满、蒙、汉不同民族中选拔人才。

满人入关立国，激化了民族矛盾。范文程自许“我大明骨，大清肉耳”，以明朝秀才的身份，为清廷收买人心，在政治上敦促多尔衮下令“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打破民族界限，开科纳才，为清廷在入主中原未稳的情势下，舒缓了汉族中心被破坏之后产生的民族矛盾，吸收了一大批真诚报国的书生士子。

范文程在清廷崇满抑汉的国策之下，大胆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于会用人。

顺治十年，范文程专门向世祖请旨，以最高指示下令部院三品以上官员举贤任能：“不论满汉，不拘资格，不计亲疏，取正直才守之人，堪任何官，列疏奏闻。一官可举数官，数官可举一官！”（《清史列传·范文程传》）

对于使用称职者，朝廷给予推荐者嘉奖，但，如果被推荐者才疏学浅、庸碌无为，朝廷将进行追查连坐，按罪之大小，进行论罪。

这样的人才人事制度的出台，对于清朝这个经历长期战事、国都新建、疆域未稳又发生过几次宫廷政变的政权，无疑是一针强心剂。新的制度，为半开化的满人入主中原，重建久受儒家礼制影响的中华社会秩序之帝国，聚集到更多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出身的优秀人才，对于清廷崇满抑汉、任人唯亲、大搞宗派、族群歧视的人事弊政，也起到了一定的清洗作用。

范文程强调，治国安邦得天下，关键在集贤聚能而善任，对待出身于不同民族的各种官员要凸显其才。

顺治帝一改太祖、太宗二朝崇满抑汉的既定祖制，不惜与以孝庄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发生激烈冲突，积极使用汉族杰出人才，抑制恃宠骄纵的亲贵，应该是受了范文程的不少影响。

著名清官于成龙，顺治十八年已四十五岁，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此后仕途二十三年，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帝赞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清史稿·于成龙传》）。虽然他是以“我辈虽无科第分，上古之皋、夔、稷、契，岂尽科目中人耶？我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于成龙集·外集》武祗遹《跋〈于山奏牍〉后》）的政治抱负，接受清廷官职和重任，但他仕途的最初起点，只是前明崇祯十二年还不算中举的副榜贡生，距进士还有一段差距。

而其能够顺利进入官场，靠的是执政为民、廉正奉公的正能量，当然也依赖于始于范文程献策的顺治朝“不论满汉，不拘资格，不计亲疏，取正直才守之人”（《清史列传·范文程传》）的人才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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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内外战事频仍，天启、崇祯二朝，内外军费激增，国家机构臃肿，而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故而国家所定的、宦官私定的、地方增加的赋税额度不断增长，导致关内的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

范文程入京之后，即召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

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范文程拒绝其议，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清史列传·范文程传》）范文程以赋税较宽松的万历旧册为依据，清除了天启、崇祯时期诸多增加部分，制定了清朝新的赋税政策。

这一点与民休养生息，是难能可贵的，对于长期遭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的重建、人类本性的回归，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单就此以民为本的思想，范文程无愧为满人清国顺利成为中华帝国的第一功臣。

如果要评选开国功臣，范文程较之于汉初的萧何、明初的李善长，不遑多让。

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恫瘝切体。徼天之灵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庚子）

十月初十日，顺治帝定鼎燕京，颁行即位诏，又以万历年间的会计录为据，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

这样的抚民政策，正是范文程提出的建议，并得到了清廷最高权力核心层的肯定和执行。

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电视剧《鹿鼎记》就曾设计顺治帝出家后，还让韦小宝给康熙帝带回“永不加赋”四字。

其实，康熙帝亲政后，改革徭役，下令永停圈地，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又奖励垦荒，蠲免钱粮，任用靳辅、陈潢治理黄河，并在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颁发了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诏令。这才是“永不加赋”的来历。

但不论此制改革为顺治还是康熙所言，内心深处都是受了范文程的影响。

就凭此点，利在百姓，范文程厥功至伟。

他投效满洲、反攻故国，自然要背负有亏民族气节的耻辱和骂名，但还是有人将范文程喻为汉初张良、明初刘基，这是因为他为清朝统一中国做出了不小的历史贡献。

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评价范文程是“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而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太宗、世祖的后继之君是感激的。顺治帝以范文程为“祖宗朝旧臣，有大功于国家，礼遇甚厚：文程疾，尝亲调药饵以赐；遣画工就第图其像，藏之内府”（《清史稿·范文程传》）。

康熙五年，七十岁的范文程病逝，圣祖为其赐葬立碑；四十七年后，即康熙五十二年，又为之御书“元辅高风”匾额，悬挂其祠。

再过几十年，乾隆帝将从明朝走过来的汉臣，如同样建有大功的洪承畴、金之俊等定为贰臣，但没有丑化同样从明朝走过来的范文程。

即便多铎曾夺其妻而羞辱之，即便多尔衮因其不先请示而怪罪之，但是范文程服务清初太祖、太宗、世祖和圣祖四朝皇帝，历时近五十年，诸多皇帝对其“宠锡优异”，尤其是太宗将他引为知己智囊，因其形貌高大，为他所赐衣服冠帽皆为特制，诸王公大臣只称其官位而不呼其姓名，以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