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们的帮扶户
提起第一书记高翔，单位里没人不竖大拇指。单位里，年轻干部被评为先进比较容易，但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就不容易了。高翔参加工作至今，年年都被评为单位的先进个人。
高翔像央视名嘴撒贝宁一样幽默风趣、热情开朗，黑黑的脸上总是挂着阳光一样的笑容。有天一大早，一位外单位的女同志来我们这儿办事，细细的高跟鞋滑过明亮的地板，一个踉跄摔倒在大厅里，女同志疼得眼里噙着泪。众人都没反应过来，高翔一个箭步冲过去，一边扶起她，一边笑吟吟地开着玩笑说：“亲爱的，你没事吧。”一句话化解了对方的窘迫，她满是感激地说：“我没事，谢谢！”
前年年底下大雪，大家都在单位加班，一位刚从外地回来的小伙子冒着大雪来找高翔，原来是高翔资助的大学生。从初中到大学，高翔已经悄悄资助他好几年了。
单位号召青年干部下乡扶贫，高翔主动请缨，申请到第一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下乡才大半年的工夫，就和老百姓打成了一片，把村内基本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无论是抽查还是评比，石磙村每次都是先进。
高翔陪我们走在村里的小路上，坐在路边吃饭的大爷大娘亲热地和他打招呼，这个问吃了没，那个说来俺家喝稀饭吧。一位红辣椒一样鲜艳的小媳妇，端着一大碗红薯稀饭，坐在开着白花的槐树下，清晨的阳光洒在她身上，越发显得明媚耀眼。鲜艳的小媳妇快人快语地对高翔说：“兄弟，还没吃饭吧，过来吃点？”
高翔边走边笑着说：“不了，嫂子。”
小媳妇火辣辣地开玩笑，说：“就是吃个饭，你怕啥？”
高翔停下脚步，绷起笑脸，一字一句地说：“我怕人家说闲话。”
我们不禁笑出声来。一位正在喝稀饭的大娘笑得呛住了，连声咳嗽之后，对小媳妇说：“你这个死妮子，跟工作队队长也开玩笑。”
小媳妇止住笑，对高翔说：“没事，只要你哥不说。”
高翔一本正经地说：“俺哥不说，俺哥光打我。”
大家又一起笑起来，树上的槐花也笑得咧开了嘴。
村里正在铺设自来水管道，这是工作队给村里争取的改善民生项目。村子没有统一规划，高大的洋房和低矮的土房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柴草散乱，鸡鸭猫狗悠闲地踱着方步。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上了年纪的农民尤为珍视土地。房前屋后，巴掌大的地上种满了各种蔬菜，一架豆角，几棵葫芦，几棵眉豆或黄瓜，嫩绿的秧苗拖着自然卷曲的须子，在风中摇头晃脑……
穿过大半个村庄，我们到了老辛家。
低矮的土坯房，像长满老年斑的村妇，经过多年烟熏火燎已看不清眉眼。几只黄褐色的小母鸡翘着尾巴低着头，旁若无人地挠着脚下的土，随地留下一摊摊鸡屎，让人无法下脚。一只黑底白花的土狗冲我们狂吠几声，被高翔呵斥住了。一个女人从屋里探出头来，满脸污垢，短发乱蓬蓬地趴在头上，像戴着一顶破毡帽。她瞥一眼站在门外的我们，满脸警惕，使劲晃着摇摇欲坠的门板。看她情绪激动，高翔笑着说：“嫂子，今儿咋啦，老辛没在家，不想让我们进去呀？”
听到高翔的话，女人面色缓和了些，不晃门板了，但依然警惕地盯着我们。高翔对我们说：“老辛没在家，咱们回头再来吧。”
我看过老辛家的资料，清楚他们家的基本情况，知道他们家是因为她有病致贫。我对高翔说：“资料上说她是智障，看着也不像啊。你一说话，她立即就安静下来了，能听懂话啊。”
高翔笑道：“我来得多，熟悉了。”
大家起哄说：“还以为是因为你长得帅呢。”
听了这话，高翔笑起来，边走边给我们介绍情况：“老辛家媳妇还真说不好是精神病还是智障，各种症状都有，又都不典型。说她有精神病吧，她犯病时不省人事，醒过来该吃吃该喝喝。说她正常吧，你们看她刚才的表现，像个正常人吗？说她智障吧，她也不算傻。去年给她家申报贫困户时，需要给她做精神病鉴定，二级以上才符合纳入贫困户的条件。老辛对此很上心，期望很大，一直问能不能申报成功。我给他详细解释政策要求，跟他说鉴定精神病级别是大夫的事，申报贫困户得达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老辛问啥是不能自理，我想了想说，就是自己不能照顾自己，更别说干农活、做家务了，甚至拉屎撒尿都不知道去厕所。”
“然后呢？”
“第二天一早，我在精神病鉴定中心等着他们，老辛开着一辆破三轮，拉着她和另一位精神不太正常的老大娘过来了。看到她，我差点儿笑掉下巴。只见她穿着一件破旧的大红袄，领子磨得黝黑发亮，像剃头匠的抹布；一条裤腰带一样的围巾系在腰间，扎得像士兵的武装带；参差不齐的短发倔强地向上翘着，应该是老辛的手艺。她旁若无人地走着，就像他们家院里自在散步的母鸡。见到医生，她很警觉，医生问什么她都不回答，只是看着老辛的脸。医生说，起来向西走几步，她好像听不懂似的一动不动。医生又问，平常都会做啥家务，她还是不语。一切都由老辛替她回答——什么家务都不会做、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随地大小便……鉴定结束已是中午，天寒地冻的，我带他们找了个牛肉汤馆吃饭。一大碗牛肉汤下肚，身上暖洋洋的。忽然，她神经兮兮地把老辛拉到门口，使劲拽着腰上的围巾，从兜里翻出来二十块钱，口齿不清地说着什么。老辛走过来，眼里含着泪说：‘你说这女人傻吗？她翻出来二十块钱，让我请你吃饭，让我去结账。欸，傻子也知道好歹啊。’”
见到老辛已是又一个周五，我和老庄一起去老辛家。老庄是我们单位的主管领导，也是老辛家的帮扶队员。到了老辛家，他不在，还好这次提前拿到了他的手机号，联系他，他正在地里割草，说马上回家。说话的工夫，老辛回来了。老辛身材不高，或许是因为生活的重压，腰和腿都不是很直，愈发显得低矮。深红色脸庞上一双大眼睛骨碌碌乱转，眼里透着精明。
我和老庄随着老辛走进院里，他老婆没有打招呼，却已没有了上次的敌意。院里脏兮兮的，依然没有落脚的地方。最东边有个小猪圈，肥头大耳的母猪领着几只小猪哼哼着小曲儿。我仔细打量着老辛家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屋，门是白茬的，没上过油漆，上面的污渍斑斑驳驳，门上头搭着一堆四季的衣服。门头上的亮窗用塑料布封着，经过多年风吹雨打，塑料布已破烂不堪，丝丝缕缕飘着。两个窗户用塑料布、油布、旧雨衣一层一层糊得结结实实，看样子从未打开过。墙根儿处用砖垫高约二十厘米，架上破木板子，一袋一袋的玉米摞在上面，最上面盖着塑料布。
老辛热情地让我们进屋，我伸头看看，屋里靠东西墙各放着一张老式连椅，椅子上堆满了杂物，椅子下胡乱躺着大大小小的鞋，有男鞋有女鞋，有棉鞋有单鞋。两侧墙上贴满大小不一的奖状，算是装饰。我和老庄实在找不出可以坐的地方，就说在外边聊吧。
说话的工夫，老辛把三轮车上的草卸到了棚子里。太阳站在远处楼顶上瞅着小院，老辛还没吃早饭。他说一早起来喂羊喂猪，接着下地割草。老婆啥也干不了，家里的活全靠他一个人。
“她是怎么病的？”我问。
老辛说：“不知道。她娘家人说她小时候被狗咬了，吓到了，接着就病了。从我俩结婚她就是这样子。我年轻时家里穷，弟兄仨，不好说媳妇。四十岁那年，经人介绍和她结了婚，我比她大十五岁。不瞒你说，俺家的俩孩子生下来都是我搂着，一天也没让她带，生怕她睡着了压着，犯病了摔着，我是又当爹又当娘，十几年了，不容易啊。”说话间，老辛的眼角溢出了泪水。
我关切地问：“她这病不遗传吧？孩子们都没什么事吧？”
提到孩子，老辛抹了一把布满皱纹的脸，笑逐颜开，说：“俩孩子学习都好，特别是俺闺女，老师都说，指望俺闺女考个好大学为全村争光呢。俺屋里墙上贴的都是俩孩子的奖状，俩孩子年年都考第一。”
老庄一边仔细打量着老辛家的基本状况，一边问老辛对脱贫有什么具体打算。老辛说：“去年恁单位给俺发了三只母羊，已经生了五只小羊了，有一只又快生了。我想买羊，扩大养殖规模。”说着，领我们去看羊圈。
羊圈在屋后边的空地上，是用网子围着几棵桐树、杨树圈起来的露天羊圈，八只羊或站或卧，看见老辛，都咩咩叫着撒着欢跑过来。
老庄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农业专家，看到这几只羊，他非常懂行地说：“老辛就是能干，无论是猪还是羊，都养得膘肥体壮、毛色发亮。”
听到老庄的夸奖，老辛乐呵呵地说：“你不知道，年前羊产崽的时候正是寒冬腊月，我一夜没合眼，一直守着。我以前养过猪，养过鸡，没养过羊，饲养方法都是这一年来慢慢学会的。现在，无论是配种、打预防针还是接生，我都学会了。饲料也是我自己配，母羊吃什么，小羊吃什么，多少精饲料，多少草料，我都能精准掌握。我想贷款再买些羊，羊好养，不容易生病，卖的价钱也高。”
老庄问老辛：“打算贷多少款、买多少羊？”
老辛眨巴着眼盘算了一下，说：“贷五十万。我前边还有一块地，我想在那儿建个大养殖场。”
我心里暗笑，老辛这是拿银行当冤大头，拿扶贫当提款机啊。老辛带我们往南走，走到拐弯处，看到一片三角地，老辛说这块地是自己的。
老庄看看周围，见这块地前后都有住户，便说：“老辛，你有扩大生产，依靠自己脱贫致富的想法是好的。但是，这块地在村子中间，不适合建养殖场，首先环保就不过关。再者，你步子也不能迈太大。正常贷款需要担保或抵押，这些你没有。扶贫贷款额度低，不可能让你贷五十万。”
我搭着话说：“你快六十岁的人了，老婆不能帮你，孩子正上学，也帮不了你，你不能承受这么大的风险。扶贫贷款也是贷款，也是要还的。你还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好好算算买几只羊、需要多少钱吧。我们帮你联系扶贫小额贴息贷款，手续简便放款快，政府还能帮你付一部分利息。”
老辛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此，并不死缠烂打。听了我俩的话，立即改变思路，积极和扶贫工作队队员配合，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场地，贷了一万块钱，又添些钱买了五只带着羔的母羊。这样一来，老辛也有十几只羊了。我心里盘算，这些羊滚动发展，如果不出现特别情况，每年的收入绝对可以帮老辛脱贫。
天渐渐热了，没有卫生间的日子有些难熬。工作队驻地的露天厕所在校园的西墙根，除了多年不曾见过的蛆虫、嗡嗡作响的绿头苍蝇，还有大长腿穿条纹衫的花蚊子。蚊子嗅到我们的存在，如发现新鲜美味般唱着幸福的歌。最苦的是驻村队员，浑身上下都是蚊子亲热后留下的红唇印痕。不过，厕所北边站着几株木槿，开着红色、白色的花，煞是好看，蜜蜂和蝴蝶翩翩飞舞，偶尔会在花蕊中稍作停留，稍稍抚慰了同志们的心情。
一位住校的老师自己改造了个室内卫生间，可以洗澡，队员们常去他那儿冲凉。住在偏远村庄的工作队队员就没这么幸运了。村里没有小学，村委会也破烂不堪，只能借住在群众家里。老乡们给腾出来的房子大都是久无人住的空房子，门窗不能遮风挡雨，墙上有许多不知名的虫子，熟睡中被咬一口，都不知道是被啥咬的。
偏僻的村庄少有生人进出，见到工作队或督导组，忠于职守的狗们终于有机会表达对主人的忠心，一阵狂追猛咬，或者不动声色地偷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某单位某人被狗咬伤的消息传出。后来，工作队队员每天分组走访，都找一名村干部陪同，情况多少有些改变。
虽然每组都有村干部陪同，有些意外还是不能避免。那天忽然听说某单位一位老同志，入村走访时被村妇以强奸罪告到派出所，很是诧异。那位老同志我很熟悉，非常老实正派，工作也认真负责，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后来才知道，这位同志带着乡干部、村干部和本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行四人去走访，来到一位年近四十的妇女家。村干部说这个女人不太正常，神儿八经的。大家进去宣传了政策，送了一个洗脸盆，那女人把他们几个送到门外，一切正常。几人前脚回到驻地，派出所后脚跟来取证，说有村民报案被这位同志强奸了。老同志很生气，非要告那村妇诬陷。最后，村干部找出她的精神病鉴定报告，原来是个精神病病人。派出所结案了，这位同志也只好自认倒霉，谁有时间、精力跟一个精神病病人置气？
工作刚上路，根据各乡驻村工作队多次汇报、反映，政府制定了“六改一增”和“温暖工程”方案，我们开始执行农村危房改造、厨房改造、厕所改造等部署。
工作期间有许多报表要填，村民常有不理解，不愿在家等着填表签字，队员们便趁中午吃饭或者晚上睡觉前去村民家里找他们填表签字。工作要求零差错，各种资料要一应俱全，扶贫过程要看得见、摸得着、留痕迹，工作队队员一刻不敢放松，大事小情都仔细把关。
时间紧任务重，各级督导组还经常下来检查，没有现成的脱贫经验，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根据检查的形式和结果，逐步完善工作。
一眨眼，夏天到了，麦色不知不觉将大地染黄，一片一片的麦田翻涌着金色波浪。天公不作美，麦子灌浆期成天下雨，天空像个悲情的娘儿们流着哀怨的泪，没完没了。工作队临时增加一项任务——救灾，于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暂时变成了查看灾情、检查危房。
这天吃过晚饭，雨越下越急，狂风扯着乌云，乌云扯着闪电，雷声由远及近轰隆隆响个不停。队员们放心不下几处危房，分头走访了解情况。
驻村工作队队长为民冒雨跑到老辛家查看。刚好，老辛的闺女在家，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目睹了工作队队员对他们家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好生感动，连夜给工作队写了封感谢信。看了信，队员们心里热乎乎的，高兴之余还有感动。大家在村里住大半年了，为村民做了许多实事，修桥、打井、铺路。大多数村民都念着队员们的好，但也有部分村民会不时提些无理要求，对工作队的付出，不仅一句感谢的话没有，还撒谎污蔑。有一次上级委派第三方来检查，采用的是随机抽查方式，问一位村民“村里评选贫困户开大会没有，公示没有”，他一概回答不知道。幸亏驻村工作队队员杨光保存了开会时录的视频，在村民家里宣传政策时也录了不少短视频，开会时发的小脸盆正放在那位村民家的井台上。杨光给检查组播放了视频，检查组再问那人，无话可说的他竟然说忘记了。检查结束后工作队队员问他为什么不如实回答检查组的问题，他竟然说：“谁让你们不给我弄个贫困户当当？我又不是贫困户，没享受福利，凭啥说你们好？”大家为此很是伤心了一阵子。没想到，第一次有人给工作队写感谢信，竟然出自一位十二岁的小女孩之手，太出人意料了。大家忽然觉得这么久的工作没有白干，心情也为之欢欣鼓舞起来。
天晴以后，县脱贫办下发通知，要求工作队队员帮助贫困农户搞夏收。我们的帮扶户老辛家不但种了麦子还种了大蒜。去年大蒜行情很好，有经销商找到村里，签了订单，发了种蒜，承诺包收购。老辛盘算着种蒜收成高，就租了邻居家的几亩地种大蒜。人勤地不懒，老辛用心，大蒜也长得很好，老辛心里盘算着收入，每天喜洋洋的。大蒜比麦子早几天成熟，老辛给经销商打电话，一直联系不上。一打听才知道，今年新蒜价格低得出奇，老板背信弃义，跑路了。阴雨绵绵，大蒜埋在地里没有出路，马上又要收麦子了，咋办？老辛想到了工作队，急忙联系高书记，又给我和老庄打电话。老庄农村出身，知道种地的艰辛，也知道时间不等人，急忙组织工作队队员帮老辛出（挖）蒜。恼人的雨一直哗啦啦地下，新出的蒜也无法拉到街上去卖。老辛带着哭腔说：“你们帮俺，老天爷不帮俺，天天下得睁不开眼，再有三天雨不停，新蒜也得沤烂，真想找个竹竿把天捅个窟窿，让它一下子下完。”
看着风雨中老辛弯曲的腰和无助的脸，工作队商量怎么帮他。高书记说，大蒜耐保存，也是生活必需品，老辛的蒜种得好，不如大家各自买些，也算帮老辛找销路了。问了街上新蒜的价格，让老辛买些袋子，大家帮他分装好，每袋二十元，比街上价格略高一些。老辛听了，喜极而泣，泪水和着雨水流。
天刚放晴，一大早，驻村工作队队员杨光和建华借了一辆农用三轮车，拉着满满一车新蒜来到单位门口。办公室早已有人写好“爱心蒜”的牌子，竖在车前。杨光脖子上挂着一个黑提包，用来装钱，每每有人买蒜，他还不忘说声谢谢，俨然当成自家的蒜了。有路过的行人见到，也积极购买，说是为扶贫攻坚做贡献。一上午，一车大蒜就卖完了。盘点一下，卖了四千多块钱，大大超出了老辛的估算。杨光和建华把厚厚一沓子钱交给老辛时，老辛的手一直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迎接省里组织的第三方检查，我们增加了下乡时间，从每周五下乡帮扶，改为每周四到周六下乡帮扶，并要求到农户家里帮忙打扫卫生。我打算周六去老辛家，周末他闺女辛霞和儿子辛鹏休息，我很想见见这两个让老辛引以为豪的孩子。
或许是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就对穷人家爱读书的孩子有一份怜悯。父亲少时家贫，多亏亲朋邻里帮助交学费，又靠着勤工俭学，才有机会读完高中，参加工作。父亲对此一直念念不忘。每每讲起曾经吃过的苦和现在幸福的生活，总是心存感激。从小到大，父亲总是教育我们，贫穷不是错，不要看不起穷人家的孩子。暑假快到了，我特意给两个孩子买了儿童读物《万物柔肠》《故物永生》，又拜托作者为孩子写上赠言，希望能对其成长有所帮助。同事子君、安宁是两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心地和容貌一样美丽，因为多次听老辛夸奖辛霞、辛鹏爱学习，她们也特意带了些课外读物，还有两套衣服，要送给孩子们。
在老辛家低矮的小屋里，我见到了辛霞、辛鹏。这是两个身高和年龄不太相称的孩子，不知道是遗传因素，还是因为营养不良，和城市里吃肯德基喝牛奶长大的孩子相比，辛霞、辛鹏像底肥不足的麦子，瘦弱而纤细。脏乱的屋子里，酸腐和汗臭味塞满了每个角落。两个孩子在看电视。电视机是我们单位从淘汰下来的老式电视机中挑选后送来的，有线网是用文化扶贫资金安装的。见我们来了，孩子们急忙站起来，却不知道打招呼，拘谨羞涩地躲在老辛身后。
老辛兴奋地说：“这俩孩子，以前整天跑到别人家里看电视，终于咱也有自己的电视机了。这两天高兴坏了，作业一写完就看电视。”
老辛把辛霞推到我面前。这是个文静的女孩，一头长发乌黑明亮，让我想起洗发水广告里明星飘逸的长发。我蹲下身子，用手轻轻撩开她额前的秀发，她白皙的小脸因为羞涩微微泛红。我笑着对她说：“上次来没见到你，给你买的《十万个为什么》见到了吧？”她点点头，轻声“嗯”了一声。
我又轻抚了一下辛鹏的头，他清秀的小脸立即涨红了。我说：“买的书你们都喜欢吗？”
他们轻轻点头。
老辛说：“快谢谢阿姨。”
孩子们轻声说：“谢谢阿姨！”
我拿出新买的书递给他们，说：“来，每人一本。”翻开扉页，我指着作者赠言问：“这写的什么？”
辛霞认真辨认一下，说：“辛霞，阅读，开启美好生活！”作者的字娟秀工整，孩子们读起来并不难。打开另一本书，辛鹏念道：“辛鹏，读书改变命运！”
我把书递到他们手里，说：“这两本书的作者听说你们爱读书，特意给你们签名赠言，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他们一个劲儿地点头，辛霞更是捧着书深深地闻了一下，然后抱在胸前。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看得懂这些书，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懂得我的心意，但我希望他们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希望能在他们幼小的心底种下善良的种子，在他们人生路上点一盏爱的明灯。希望若干年后，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穷富，他们和自己的子孙讲起从前会心存感激。真诚地希望这些陌生人微不足道的帮助能温暖他们物质匮乏的童年。
子君、安宁拿出一套黄白相间的裙子给辛霞换上，又帮她把头发扎成马尾辫。变戏法似的，辛霞变成了一株明艳的向日葵。她站在我们面前，羞答答地低着头笑。我趁机说：“辛霞，你看，穿得干干净净的多漂亮。你今年已经十二岁了，是个大姑娘了，放假了，除了写作业、看电视，要多看书，还要帮爸爸妈妈做些家务。你看你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是不是很漂亮？家和人一样，也要经常清理打扫。爸爸妈妈为了你们上学，非常辛苦。你们除了要好好学习，也要学会为父母分担家务。把桌子上的杂物收拾一下，把桌子擦干净，写作业也舒服些。你看这门上搭的衣服，拿出去洗洗，晾干了叠好放起来，少占地方还没有怪味。还有这椅子下的鞋，不能穿的丢掉，能穿的刷干净晒一晒收起来。家里干净了，每天的心情也会好。还有辛鹏，你的头发太长了，该去剪剪了。往后天热了，你俩记得勤洗澡。”我指着他们的脖子和黑乎乎的脚说：“看看，都成泥巴人了。”
听我说起收拾家务，老辛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说：“太忙了，一直说收拾就是没时间。”
我说：“让孩子们学着干吧，干些力所能及的活，累不着的。过两天检查组要来，到时候入户访问，问到工作队对你的帮扶，你如实说就行，不要夸大。”
他说：“放心吧，我都记着呢。”
我又问孩子们还想要什么书，他们说想要暑假作业。我告诉他们：“只要是买书籍和作业本，花多少钱阿姨都舍得。但是，我下次来要检查你们的阅读情况。”他们使劲地点点头。
告辞离开，老辛说要送我们，两个孩子并没有打招呼。我回身告诉辛霞、辛鹏，以后家里来客人要问好，客人走时要说再见。辛霞、辛鹏非常懂事地站起来说：“阿姨，再见。”
多好的孩子，真懂事！他们不是不懂礼貌，而是没人教育，根本不知道该咋做。在农村，许多孩子连起码的待人接物礼仪都不懂，家长忙生计顾不上教育，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礼仪课，没人引导，孩子们自然不可能自学成才。
过了两天，检查组来了，我和乡里派驻的工作人员提前到老辛家等候。我常见到这位乡干部，一位年约四十岁的女同志，长得漂亮，穿得也漂亮，看打扮很难把她和农村、乡下联系在一起。我每周来帮扶，都见她在村委会坐着，我一直以为她是村里的信息员。这次和我一起去老辛家，我才知道她是乡干部，也是老辛家的帮扶队员。
一进大门，老辛和辛霞已经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里等候。辛霞穿着上次同事送她的花裙子，脸和手脚洗得干干净净的。那个女干部看见老辛和辛霞，亲热地说：“大爷，这是你孙女吧，穿得真漂亮。”
我诧异地望着她，说：“这是老辛的闺女，你不知道？”
老辛也介绍说“这是俺闺女”，又指着我说：“这衣服还是上次她这阿姨送给她的。”
我忙纠正：“是我同事送的。”
女干部有些不好意思，讪讪地笑了笑。我忽然有些担心，马上对她说：“我把老辛家的基本情况给你介绍一下，检查组来抽检，你啥都不知道可不行。”
我把老辛家的基本情况说了说，让她记一记。后来我还是不放心，又对她说：“若是检查组提问了，你尽量不要回答，由我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回答。”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唯唯诺诺地应着。
老辛家是贫困户，是检查组的必查户。焦急等待了许久，检查组到了，驻村工作队和乡镇干部、单位领导也一同过来了。
一行人进到老辛家，检查组先查看了帮扶人员信息卡、脱贫明白卡，又询问老辛具体的帮扶措施，老辛都一一如实回答。检查组向我询问老辛家的基本情况，问我有没有留老辛的电话，我非常流利地把老辛家的基本情况介绍了一遍，又拿出手机让检查组看我存的老辛的联系方式。一切都很圆满，我长出一口气。
检查即将结束时，出了一点儿小意外。检查组一位年轻的同志起身告别时随口问老辛：“还有什么困难？”
老辛急忙说：“孩子暑假想补课，没钱。老师说他俩学习好，假期不能光跑着玩，暑假我想让他俩去老师家补课。俩孩子补两门课，得四百多块钱。”老辛一口气抢着说完，生怕我们不让他说似的。
检查组的同志笑笑说：“老师私自补课不合规定吧？”老辛便不再言语。
这个老辛，总是变着法想多要钱，见谁都叫穷。补课的事不属于检查组的职责范围，检查组的同志并没有多问。
检查组走后，老辛不好意思地望着我。看着老辛的窘相，我有些无奈，或许这就是人穷志短吧。我耐心地对老辛说：“老辛，现在不是扶贫刚开始的时候，你喊喊穷，就有政策帮助你。现在扶贫已经到验收阶段了，是上级来检查我们工作成绩的时候。再说扶贫这几年，你是咱村享受补助最多的，除了政策规定的，我和同事们还用自己的工资给孩子们买书、买衣服。我们就是看你家孩子爱学习，看你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改变现状，才这么上心帮你们。先不管老师在家补课对不对，你是真没钱给孩子们补课吗？光蒜就卖了四千多块，还不够给孩子们补课的吗？要是没有工作队帮忙，你家的蒜能这么顺利卖出去吗？你自己拉到街上卖，花时间不说，也卖不到这个价钱。”
老辛一直低着头，不说话。停了一会儿，我说：“你记着，以后千万不要当着孩子们的面叫穷，会让孩子自卑的，对孩子不好，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只见他像院子里正在叨食的鸡，一直不停地点着头。不过，此后他倒是没再叫过穷。
城里人总羡慕农村人惬意，收了秋种上麦子就可以闲到来年收麦子，冬天倚着墙根晒晒太阳。“芒种忙，三两场”，小麦颗粒归仓后，趁着墒情开始耕地种玉米、红薯和大豆，夏天摇着蒲扇在树下乘凉。收了秋种上麦子，又可以闲到来年开春。循环往复，简单、慵懒又自由。
老辛是个勤快又精明的人，享不了这样简单、慵懒又自由的福。邻居有全家外出打工的，地闲着无人种，他东一家西一家租人家的地种。夏天，收了麦子种玉米、花生、红薯，花生秧子、红薯秧子晒干了可以做猪、羊的饲料，玉米秸秆可以做饲料或者当柴烧，这样算下来，地里的庄稼一点儿都不浪费。收了秋，种上小麦和大蒜，该除草除草，该打药打药，其余时间就由着庄稼自己长。
平时每天割草，喂猪，“傻”老婆也知道下地放羊，日子还算稳妥。有时候老辛也跟着村里的小建筑队去附近村庄帮人家盖房子。老辛干的是技术活，支壳子（模）板，每天能挣二三百块钱，晚上回来再喂猪喂羊。日子周而复始，老辛只有一个心愿，盼孩子将来能考上好大学。这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动力。
城里人六十岁已经退休，在家安享晚年，每天浇浇花、种种菜、遛遛鸟、打打拳。老辛却像一只旋转的陀螺，总是用鞭子抽着自己往前跑，他从没想过要停下，再苦再累，每每想起孩子，他就力大无穷。他甚至不敢生病，不舒服了多是硬扛过去。
为了提高工作满意度，单位要求帮扶队员抽时间多到帮扶户家里走动，根据实际情况带些消夏用品，也可带些米、油等生活必需品，或者捐赠一些衣物，可以督促他们打扫卫生，或者和他们聊聊扶贫政策等。
老辛很精明，不但理解能力强，还会察言观色。一开始见到工作队就哭穷，现在逢人就说工作队好，夸政府政策好。这个转变除了因为他切身感受到了我们的帮助，也有想多争取点儿补助的念头。见到检查组老辛不会撒谎使坏，但是他家的卫生状况实在太差，虽然多次批评他，也教他整理方法，他算有些进步，可问题还是很大。
高翔书记联系我们，说老辛家卫生状况太差，让我们过去再督促一下。我给老辛打电话，他嘴上应得好，但我估计，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干净，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家里打扫干净。又到了下乡帮扶时间，中午老辛给我打电话，问我和老庄啥时候去。我想了想，故意吓唬他：“打算下午过去，去检查你家的卫生，若是卫生差，就停止对你家的帮扶。”
下午4点，驻村工作队队员建华陪我们去老辛家。我们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件牛奶和一提小面包。路过几个村民家门口，不时有人问：“这是干啥去？”“又给谁送东西啊？”建华小声对我说：“咱们对老辛家太照顾了，村民很敏感，已经有人提意见了。”
老辛家的院子扫得很干净，门上的脏衣服也不见了，老辛露出一副等待表扬的笑容。我站在门口，一股汗臭和酸味丝丝缕缕钻进鼻子。我打开东边那间屋子的门一看，一堆冬冬夏夏的衣服，不曾洗过，从门上挪到了屋里，随意堆在床上、地上，一条细绳子上也搭满了衣服。我又打开西边屋子的门，屋子中间有个小粮食茓子，地上扔满了废纸和农药袋子。
堂屋的长椅上挂着一个小蚊帐。老辛说：“我晚上就睡这椅子上，听着院子里的动静。家里有几头猪，前院有十几只羊，还有一群鸡鸭，夜里不放心。”
我能感觉到他已经在努力了，态度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只是还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我告诉他：“趁天晴得好，抓紧时间洗衣服，洗好晒干叠起来，用纸箱子或者大编织袋装起来。”
夏天三步一回头地走着，要和秋天做最后告别，一场大雨是它们分别时流下的眼泪。吃饱喝足的玉米、大豆和花生吱吱疯长，不几天就染绿了原野。
日子过得比叶落还快，眨眼该收秋了。老辛种了几十亩花生，快到收获时又遇到了连阴天。老辛找工作队诉苦，几个工作队队员白天冒着雨帮他扒花生，中午趁村民吃饭时去各家走访，晚上再加班整资料。他们以前从没有干过这样的农活，虽然不得章法，干得慢，总归是壮劳力，两天工夫就帮老辛把花生收完了。看到工作队队员帮老辛扒花生，其他贫困户也来提要求，也让队员帮自家干活。工作队队员帮了这家帮那家，几个年轻人累得睡觉连鞋子都懒得脱。天一直苦着脸，像要拧出水的样子，花生晒不干就没法存放，还是不能保证收入。高翔给领导汇报，好事要做到底，一方面要帮老辛和其他种花生的贫困户联系销路，另一方面让单位的同志们买一些，权当献爱心了。
老辛既有农民的质朴，又很精明。一听说让他把花生分装送到我们单位门口，他就知道同事们又要帮他卖花生了。他连夜把花生淘洗干净，一袋袋分装，整整齐齐码好，等着队员们去拉。第二天一大早，队员们来到老辛家，只见老辛熬得两眼通红，嗓子沙哑，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鲜花生散发出淡淡清香，一兜一兜摞在堂屋的地上。看到老辛如此用心，同志们也很感动。这些“爱心花生”拉到单位门口，半晌午就卖完了。
根据检查验收反馈的结果，非贫困村存在很大问题。脱贫攻坚指挥部迅速调整方案，整个县直单位全员下乡宣传、走访，开展“万人千村大走访”活动。我们原有的帮扶任务不变，又重新组织了一个小组去别的乡镇进行宣传。
已是初冬，乡镇政府为我们腾了一间大办公室临时办公，中午安排的工作餐是大烩菜。刚端起碗，老辛给我打电话，说他哥在临近县城出了车祸，急等着用钱，能不能给点儿补助。我让他报警，找交警，找保险公司理赔。他说，警察和保险公司的人已经去了，就是想问问我们能不能给他哥申报个贫困户啥的，或者直接发点儿钱。我明确拒绝了，告诉他没有这样的帮扶政策。他不停给我打电话缠着要补助，后来听高翔和老庄说，老辛也不停给他们打电话要补助，他们也拒绝了。
隔了一天，老辛打电话说要卖羊给他哥看病，我很生气地告诉他：“你可以把你自己贷款买的羊卖了，但是不能卖我们单位发的羊，国家级检查组最近要来检查，到时候入户检查你家没有羊怎么办？”老辛看我们几个态度都很坚决，才不再纠缠。我们心里都明白，老辛他哥有儿有女，还有保险公司垫付医疗费，不需要他卖羊给自己看病！况且，那群羊是老辛的命根子，他自己病了都舍不得卖，何况是他哥？他就是找个借口想多要点钱罢了。唉，老辛这个人，有时候想想也挺可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