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京地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北京地区经济发展从总体上来讲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时期，这个时期以燕国为代表，燕国能立足于七雄之列，说明其经济发展水平足以成为军事力量的凭借和依托。其经济特征是由于燕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蓟城（燕都）成为了沟通中原农耕地区、沿边游牧地区、边外异域之邦三者之间的商业贸易枢纽。第二个阶段是起于秦统一后，止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幽州及其治所蓟城为代表的今北京地区是中原王朝独当两面的军事重镇，也是阿尔泰山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和西终点。其经济特征是蓟城的存在依靠朝廷“输血”，蓟城的繁荣依靠丝路的畅通。第三个阶段起自辽金，形成于元统一之后，今北京地区成为了帝王之都。其经济特征是“聚敛贡城阙”，京师的存在和繁荣完全“仰仗东南”，依靠大运河这条“输血大动脉”。本节将3个阶段发展的特征，分述如下。

一、先秦时期燕国的经济

北京地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燕国经济的发展是全面的。因为战国时期群雄竞起，兼并和图存的战争都要以经济为后盾，燕国北有匈奴，东有东胡，西接赵国，南连齐国，可以说是强邻环逼的四战之国。若没有经济实力为后盾，地处北隅的燕国不可能立于七雄之列，更不可能“北却东胡、南灭中山”，“下齐国七十余城”。

燕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和赵、齐相比，还是有所差距。但南部督亢地区位于今冀中平原一带，自然环境比较好，农业发展水平可同中原诸国相匹。燕国的北部地区自“上谷至辽东，地绰远，人民希”，“有鱼、盐、枣、栗之饶”，这就是说燕国的南部和北部地区在经济上有互补性。

北京地区使用铁器的历史比较早，对燕下都出土的兵器进行金相分析，证实了公元前3世纪初叶，北京地区在冶铁技术方面不仅掌握了将铁块经过增炭而制造高炭钢的技术，而且掌握了淬火技术，这项考古成果，将我国淬火技术的年代提前了两个世纪。从历史上来看，冶铁技术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对北京地区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燕国的冶铁遗址分布得也比较广，河北兴隆县、易县（燕下都）均有冶铁遗址出土。燕下都冶铁遗址规模较大，很可能是官营的冶铁作坊，出土的铁器很多，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用品和铁制兵器。铁兵器的出现是冶铁工艺技术改进提高了的结果。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一批铁兵器，共有六种52件，既有进攻性武器，也有防护性装备，体现了燕国军队的作战水平。

战国时期，燕国的青铜业也比较发达，金银器的制造水平也比较高。从出土的铁器、青铜器来看，燕国的金属冶炼、铸造、锻造水平并不比中原地区差。

战国初期时，燕国的商业活动已经相当活跃。燕都蓟城就是当时一座重要的商业城市，不仅是连接督亢农业地区和沿边5郡（辽东、辽西、渔阳、上谷、右北平）的中心枢纽，也是连接匈奴、东胡、朝鲜以至日本的贸易中心。《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渤海、碣石间一都会也。”《盐铁论》云：“燕之涿、蓟，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蓟城“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是中原地区通向沿边地区的交通枢纽。从蓟城往南沿太行山东麓可直达华北平原腹地，往东北可达松辽平原，往西北可达漠南草原。蓟城的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蓟城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

货币是进行交易的媒介，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天津、山西、河南、内蒙、辽宁、吉林以及朝鲜、日本均发现了出土的燕国刀币。燕国刀币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流通，反映出战国时期燕国的商品经济是比较发达的。交易的主要品种是北地的盐、鱼、枣、栗、马匹、蓟草、牛角、燕石以及朝鲜、日本的远方稀有之物。中原的粮食、丝绸、漆器等物品也深受沿边游牧民族的欢迎。蓟城俨然是中原地区、沿边地区、边外地区的商贸中心，是中原地区开放的窗口。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燕国的农业、冶矿业、商业发展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综合国力虽不能争霸中原，但也足以“据南北长城而自固为国”。蓟城在连接中原地区、沿边地区、边外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中有突出的地位。燕国的经济是全面的、自然的，按规律发展的，但和中原各国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燕蓟地区自然条件比中原差，开发的时间也比中原晚。燕国和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水平虽然有差距，但差距并不太大，否则燕国不可能“北却东胡，南灭中山，据南北长城而自固为国”。

燕明刀

二、秦统一后的战时经济

自秦统一后至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1000多年中，以幽州及其治所蓟城为代表的今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军事重镇，进取时可依蓟城出长城经略大漠南北的草原和松辽平原；退守时可据蓟城固守长城屏障中原。由于蓟城显赫的战略地位，驻节蓟城的历朝军政长官均手握重兵，身膺极高的职衔。朝廷赋予的重任首先是在军事上独当两面，让皇上无北顾之忧，至于其他诸事均可忽而略之了。由于北京地区历史上的各级行政长官均有典兵之重，所以军政代替了行政，行政体系几乎沦为军事后勤体系。

蓟城既然是中原王朝的北门锁钥，朝廷乃至中原地区，自然倾全力支持这个屏障中原的军事重镇。为此镇守蓟城的军事统帅和沿边将领，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往往有意识地开启边衅，造成军事紧张形势，以便向朝廷索要粮饷，从中渔利，发边患之财。由于朝廷不断地向幽州地区“输血”，造成幽州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下降，沦为贫困地区。

秦统一后至辽王朝入据蓟城之前，幽州地区的经济可称为战时经济。在这1000多年中间，北京地区爆发战争的时间并不多，但“边患”总是不绝，长城沿线烽烟时起。朝廷不断向幽州地区“输血”，输血的最佳渠道就是开凿运河。故东汉初年王霸首开连接温水和漯水的运河，东汉末年曹操开平虏渠、泉州渠、辽西新河，隋炀帝开北起涿郡南达余杭的大运河，五代时后唐幽州刺史赵德钧开东南河。中原地区、江淮地区的物资就是沿着这些运河源源北上，支撑着蓟城这个战略重镇。

根据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至迟在六七千年以前，北京地区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可是秦汉以后幽州绝大部分时间是吃朝廷供应粮的缺粮户。

《禹贡》一书把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按土质、肥力的优势划分为九等，今北京地区古属冀州，农田被列为“中中”，在全国排行第五。以气候条件上来讲，幽州地区虽然地接长城，但与西北地区相比，还是宜于农耕的。北京地区历史上就是个缺水地区，东汉的渔阳太守张堪、北魏的镇北将军刘靖、西晋的宁朔将军刘弘，先后兴建水利工程，引水种稻，取得了一时成效。但大多数地方军政长官关心的是“收血”，对如何“造血”不感兴趣，所以幽州地区未能很好地利用天赋的自然条件，农业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来讲未能达到“中中”地区的标准。

西汉在渔阳郡、涿郡，东汉在渔阳县、泉州县置有铁官。西汉时期幽州地区冶铁业不但比较发达，而且具有一定规模，生产技术也比较先进。蓟城冶铁业掌握了当时非常先进的生铁固态淬火脱炭成钢技术，生产出的铁器并不亚于中原和吴楚地区。两汉以后，幽州地区的冶铁业似乎衰落了下去。以唐朝之强盛，蓟城地位之显赫，迄今考古工作者尚未发现唐代制造的铁制工具、兵器，也未见诸文献记载。可能是大运河开通后，朝廷在向幽州地区输送粮食的过程中，也输送了铁器所造成的后果，在冶铁、制铁业上，“输血”也抑制了“造血”功能的发展。

东汉末年董卓作乱，“群雄”以讨伐董卓为名，形成了军阀混战。幽州地区本来资用不足，“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董卓之乱后，“处处断绝，委输不至”，幽州地区的经济陷于困境。面对这种形势，幽州牧刘虞施以宽政缓和同沿边游牧民族的关系，罢省长城沿线屯兵，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劝督农植”，鼓励生产，“民悦年登，谷石三十”。又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搞活了沿边地区贸易。使幽州地区在中原混战的情况下，反而出现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小康局面。青州、徐州等地士庶百姓为避战乱而“归（刘）虞者百余万口”。刘虞“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后汉书》中对刘虞的称赞之词，难免有过誉之处，但能安置青、徐地区拥入幽州的百万人口，幽州地区确实是积累了大量的粮食，否则一个靠“委输”而维持地区，实难接收如此众多的流民。

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陷入藩镇割据之中，幽州地区属于卢龙镇。藩镇割据无疑对社会经济有很大的破坏，但从军事上来讲，割据必须有一定经济实力为后盾。因为朝廷不但不会向割据的地区“输血”，而且还要进行讨伐。对割据蓟城的卢龙镇来说，一方面要顶住朝廷的军事压力，同时也要有效地防御沿边游牧民族的侵扰，才能达到自存、自固的割据目的，才能在幽州形成一个割据的局面。驻节蓟城的卢龙军节度使自李怀仙（安史旧部）始，历150余年，先后擅自更替了28任。兵强马壮，朝廷对之无可奈何。“四王二帝”之乱时，河北藩镇共推卢龙镇的朱滔为盟首，由此可见朱滔在四镇之中军事实力最为强大。军事实力是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历任卢龙镇节度使如不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实力，是无法保持巨大的军事实力，也就无法顶住朝廷的军事压力，更不能有效地防御沿边游牧民族的侵扰。在朝廷停止“输血”的150多年里，卢龙镇能保持住割据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旧史学家对割据幽州的刘怦、刘济父子评价较高，认为他们治理幽州时期，幽州属下的八州之地均呈现出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从总体上来讲，卢龙军割据幽州的150多年里，由于“输血”功能的终止，刺激了“造血”机能的恢复。造血功能的恢复又使割据有了经济基础和物资保障。否则，朝廷只要关闭“输血”的动脉，卢龙军就会不战自溃。唐代藩镇对幽州地区的治理，确实是一个应引起史学界研究的课题。

五代后期，幽州地区属于后唐管辖，刺史赵德钧治理幽州有一定政迹。赵德钧开东南河，转输中原地区送往幽州的粮饷。后唐所领有的区域，只限于北方的部分地区。幽州为后唐抵御契丹的军事重镇，小朝廷也要向幽州地区“输血”来支撑战略防御的局面。和唐代藩镇割据幽州时的自存、自卫、自固的局面相比，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确实值得令人深思，不能不说是“输血”的功效，抑制了自身“造血”的机能。

三、穿越阿尔泰山的丝绸之路

提起丝绸之路，世人总与张骞联系在一起。其实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西南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不久也在番禺兴起。丝绸之路有三条，即西南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

西北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条是由张骞所开通的由长安出发，经陇西、酒泉，出玉门关然后分道，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而行称南道，途经楼兰、于阗、莎车等国。沿塔里木盆地北缘而行的称北道，途经龟兹、疏勒等国。南、北两道都逾葱岭达西亚地区。由于张骞所开通的丝绸之路必经河西走廊，故称之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

另一条是从蓟城出发由漠南进入漠北，穿越阿尔泰山后进入伊犁河流域，到达西亚地区。由于这条丝绸之路必须穿越阿尔泰山的峡谷，故可称为阿尔泰山丝绸之路。

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匈奴也统一了大漠以北地区，臣服了东胡，击败了在祁连山至敦煌之间游牧的大月氏，大月氏西迁到伊犁河流域。乌孙也是个“行国”，原在敦煌一带游牧，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又迁移到阿姆河流域，乌孙就在伊犁河流域定居了下来。大月氏迁徙到阿姆河流域后，用武力臣服了大夏，大夏西接安息（波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匈奴已和西域诸国发生了纷争和往返。西汉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匈奴和西域的交通就是通过阿尔泰山峡谷进行的。在此以前，漠南地区的匈奴由河西走廊交通西域；漠北匈奴由阿尔泰山峡谷交通西域。从总体上来说，西北丝绸之路有两条，阿尔泰山的丝绸之路略早于张骞开辟的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开通以前，西汉王朝和匈奴之间不断爆发战争，但是双方均不绝关市，西域和中原地区的物资交流就是通过阿尔泰山的丝绸之路。张骞开辟了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后，阿尔泰山丝绸之路也未失去存在的意义。因为历代中原王朝都用限制、垄断的方式和沿边游牧民族进行贸易。所谓限制就是贸易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在固定的长城关口进行；所谓垄断就是贸易只能由官方进行。张骞开通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后，对西域的贸易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之下，由于河西走廊是一条狭长的通道，官方也很容易设关控制。而大漠南北，是广阔无际的荒原、戈壁，虽有万里长城隔绝其间，可是实际上是处于隔而不绝的状况之中，故由漠北穿越阿尔泰山峡谷的丝绸之路。从漠北东部进入漠南，再进入长城到达蓟城。蓟城可以说是阿尔泰山丝绸之路的西行起点，东行终点。

历代中原王朝，大多在河西走廊设重兵防守。明朝竟然封嘉峪关，关外敦煌等地的汉人不内迁入关者，算自弃王化，失去了大明属民的身份。这种锁关的政策直到乾隆年间，平定了新疆的“准部”、“回部”叛乱之后才正式开禁。在这种情况下，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不但受到了官方严格的控制和垄断，而且锁关时期比通关时期要长得多。

历代中原王朝，基本上未能直接控制漠北地区，所以阿尔泰山的丝绸之路一直在沿边游牧民族的直接控制之下，可以说是畅通无阻。明朝和清朝康雍之世，由于河西走廊封关不通，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就是通过阿尔泰山峡谷互相往还。明朝时的瓦刺，清朝时的噶尔丹就是避开了重兵据守的河西走廊，穿越阿尔泰山进入漠北，再闯入漠南。

综上所述，阿尔泰山的丝绸之路是西汉时由匈奴开辟的，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历朝历代主宰着这条通道。这条丝绸之路横贯漠北地区，然后由坝上草原或滦河谷地进入长城到达蓟城。这条通道上“断绝”的时间比河西走廊通道要少得多，基本上是畅通的。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基本上为中原王朝所控制，阿尔泰山的丝绸之路则为沿边的游牧民族所控制。

汉唐以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河西走廊丝绸之路衰落了，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它的地位。汉唐以来，蓟城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地位蒸蒸日上，阿尔泰山丝绸之路不但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且为幽燕地区的农耕民族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蓟城能够成为阿尔泰山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早在战国时期，蓟城就是一个多民族的交汇中心。其北有东胡、山戎，其东有秽貊、肃慎，西北与匈奴为邻。各民族之间虽然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但是共同的生产斗争、经济文化交流、贸易往返才是历史的主流。由于蓟城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了中原农耕民族和沿边游牧民族经济交流的枢纽。沿边的名马、牛羊、皮毛、筋角……自北而南经蓟城输往内地，中原地区的丝绸、瓷器、漆器以及其他手工业品，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自南而北经蓟城传往沿边地区。

两汉时期，蓟城仍然是中原地区和沿边地区的贸易中心。东汉建武二十年（44年）正式“岁时互市”。东汉末年，幽州牧刘虞“开上谷胡市之利”。蓟城一直保持中原地区和沿边地区贸易中心的地位，是由于它地处诸民族的接触中心，同时也是由于蓟城是长城沿线的第一大城市。而燕山长城两侧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是万里长城沿线的良好地区。从政治上来讲，两汉时期的政治中心在长安和洛阳，朝廷对于蓟城往往鞭长莫及，镇守幽州的军政长官有一定“便宜行事”的权力。幽州地区长城沿线又是内附、内迁的游牧民族杂居之所，情况比较特殊，朝廷的总体方针是进行安抚、羁縻，所以幽州地区长城沿线也是关禁不严之地。唐朝在幽州地区侨置了许多羁縻州县，在户籍的少数民族占人口比例的六分之一。蓟城之中云集了大批胡商，从事长途贩运。安史之乱前，驻节蓟城的节度使拥有极大的军政大权。安史之乱后，幽州成为朝廷不能过问的割据地区，幽州地方军政长官由边贸中获得了重利，自然支持内外行商从事长途贩运。在这种情况下，蓟城自然而然地成为沿边最大的交易市场和游牧民族所控制的阿尔泰山丝绸之路的西行起点，东行终点。

阿尔泰山丝绸之路，在北京地区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它给蓟城的经济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两汉以来幽州地区一直依靠朝廷“输血”而生存，农业发展水平远不能和中原地区、江淮地区相比。阿尔泰山丝绸之路使蓟城成为贸易枢纽，为幽州地区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唐朝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不再畅通，阿尔泰山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地位。割据幽州的卢龙军节度使，利用贸易枢纽的地位发了横财，所以能够凭借着丰厚的财力和朝廷抗衡，保持割据局势长达150多年。

四、走上了京师经济的道路——辽金时期

宋辽澶渊之盟以后，辽王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到了燕京地区。燕京地区不但是辽王朝自然生态环境最良好的地区，也是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可是辽王朝要从西京大同地区和辽东、辽西地区调入大批粮食，为此开凿了肖太后运粮河。

辽时燕京地区的冶铁业、制铁业都发展了起来，其直接原因是宋辽对峙，北宋王朝当然不会容许铁器输入辽境去“资敌”。燕京北部的密云和景州（今河北遵化）都有铁矿，辽在景州设置了冶监管理铁矿开采及冶炼事务。从北京地区出土的大量辽代铁器来看，当时冶炼、铸造、锻造的水平都相当高，铁器的产量也很可观。

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中都成了金王朝的国都。宋金对峙，大运河不可能全线通航，但仍可利用大运河北段，构成连接中都至今河北、山东、河南地区的水路交通网络。水运的首要任务是漕运，金朝每年向中都漕运粮食，最多时达百万石。由金王朝禁止中都附近农民引运河水灌田的命令中就可以看出，漕运对中都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出朝廷所关心的只是“输血”，对“造血”确实是不太关心，因为天子以四海为家，取天下而奉一人，既然“输血”能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造血”也就忽而略之了。

辽金时期，燕京地区蔬菜种植业和花卉栽培业发展了起来，近郊有不少花农、菜农从事经营性的种植。其原因是花卉和蔬菜不可能“聚敛贡城阙”，只能就近解决，故燕京四郊出现了“菜乡”、“花乡”。到了元朝已有“治蔬千畦，可当万户之禄”之说，可见蔬菜种植业不但发达，而且可以从中获取厚利。丰台草桥河沿岸十余里间，形成了一个花卉种植区，“十里栽花算种田”之盛，历明清而不衰。这不能不说，凡是运不进来的东西，北京地区就能发展起来；凡是可以运来的东西，北京地区就发展不起来。

五、畸形的京师经济——元明清时期

自从海陵王营建中都时，北京地区就开始蒙受建都之灾。元明清三朝相继在营建城阙宫殿时就地取材，“尽西山之林木”。“帝京出、西山兀”，京畿地区的山林被砍伐殆尽，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农业生产的条件也日趋哀微。

元、明、清三朝均在京畿地区就近征发劳役。明初，昌平设县，成为陵寝之区后，一县之力役不足以供皇陵之需，故升昌平为州，下辖顺义、怀柔、密云3县，倾一州之力役，方能满足皇家陵寝之用。这种尽征力役的现象，直到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后才有所改变。从朝廷来说，对京畿地区的要求不是发展农业生产，多产粮食，而是及时地提供各种劳役。因为就近征发劳役，比全国均摊劳役要及时也合算。在这种情况下，“急役伤农”、“重役轻赋”就成了京畿地区的正常现象，农业生产实难自给有余。

元、明、清三朝均是统一全国的王朝，封建帝王以天下奉一人。中国经济、文化先进的区域在长江流域，于是京师所需“无不仰仗东南”。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淮扬的木雕、湖广的漆器、洞庭的名茶……以及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8省的漕粮，均沿大运河源源北上，各行省之地“皆聚敛贡城阙”。元、明两朝漕运一直呈上升之势，明朝漕运定额为400万石，但最高额达到了5189700石（成化年间）。清朝有所下降，其原因是关东地区（今东北地区）向北京地区输入了大批“杂粮”，而且鼓励民间商贾贩粮进京销售。明清两朝北京地区的非农业人口，均没有超过百万，明清两朝漕运的定额均是400万石。由此可以得知，京畿地区的非农业人口完全依靠漕粮过活。

一些有见识的封建帝王，也想改变京畿地区经济落后的地位，所以明初从江南地区“迁富户，实京师”。从晋南等宽乡大规模地向京畿地区移民垦荒，企图让京畿地区富起来。但是富户迁入京师后，其基业（不动产）仍留在江南，北京城只是增添一批消费者。移民到达京畿后又困于劳役，自给尚且不遐，实难振兴京畿地区的农业。封建帝王为了立竿见影，解决京师缺粮之急，就不断地通过大运河向北京“输血”。“输血”不同于交易，长期的“输血”，势必抑制自身的“造血”功能。

京畿地区不但农业经济未能发展起来，纺织业、冶铁业、制瓷业本来有一定的基础，可是在“仰仗东南”、“聚敛贡城阙”的政策之下也日趋萎缩，最后沦为乡间手工业的集市商品。

北京历史上处于军事重镇时期的蓟城，一直是阿尔泰山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原农耕区域和沿边游牧区域进行经济交流的枢纽，是北方的货物贸易中心。成为帝王之都后，北京失去了经济交流的枢纽和货物贸易中心的地位。其原因是京师是首善之区，门禁森严，商旅出入，货物交易受到种种的限制。清朝设立崇文门税关，百货进入北京城区都要交税，故北上的南货，南下的北货都绕道北京城区，在京南涿州、京东通州形成了两个南北货物交易集散市场。涿州有“天下第一州”之称，通州号称“一京二卫（天津）三通州”，意在通州之繁荣在直隶省会保定之上。北京失去了军事重镇时期商业贸易枢纽的地位，变成了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纯粹的寄生城市。发展到了清代，北京的寄生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出现了许多咄咄怪事。清廷沿大运河北上的运粮船队，满载漕粮进入北京后，在京通十三仓卸货后空船南返。如果说漕运总督所辖的船队是“不算经济账”的官僚国家机器，往返于长城内外的运输车队则是纯商业性质的大车行。专跑口外买卖的货栈雇用大车行的大车满载粮食、口蘑、皮货、木材……取道古北口、杀虎口、居庸关到北京附近脱手后，大车大多半载北返。车上只载有茶叶、布匹、丝绸等南货。地理位置决定了北京是南货北运的中转码头，因为大运河民间航行只能到通州张家湾，卸货后换大车运往张家口、绥远、包头等地区。内外蒙地区消费的南货有限，所以跑口外买卖的运输车队只好半载而北返，甚至空车而北返。

漕船空船南返，大车半载北返的原因是北京是座巨大的消费城市，运来的物资通通消费掉了，京畿地区没有生产出本地的物资可用于货物交流。元、明、清三朝北京城中的商业活动异常繁荣，交易的方式是以银购货，交易的物资是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卖方是为了直接赚取银两，买方是为了直接消费。北京城中的居住人口大多是不耕、不工、不商的庞大官僚集团和驻防军队。清朝北京内城和西郊三大营（圆明园护军营、外火器营、健锐营）居住着十几万携眷驻防的八旗官兵，这些“在旗之人”通通吃粮领饷，由国家供养。

北京城中的繁荣主要依靠服务性、娱乐性的商业，如饭庄、酒楼、戏院、茶馆、澡堂（浴池）、妓院、旅店、宝局（赌场）。其次是消费性的商业，如布店、茶叶店、盒子铺（熟肉店）、饽饽铺（糕点店）、首饰店、衣帽店、珠宝店、金店等。故旧京传统的商业有八大楼（首饰楼）、八大祥（布店）、八大轩（茶馆）、八大堂（饭馆）、八大胡同（妓院）、八大茶园（戏院）……之说。

这些服务性、娱乐性、消费性的商业活动，都是直接为庞大的官僚和驻军集团服务的。故北京的繁荣可以称为寄生的繁荣，消费的繁荣。北京的经济可以称之为京师经济，或更直截了当的称之为寄生经济。元末海运、漕运（大运河）中断，大都城中人相食。清代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控制了江苏、江西、安徽、浙江、湖北的部分区域，占领了镇江，切断了京杭大运河。北京城中物价飞涨，王公、官员只发半俸，全城呈现出一片萧条之景。“同治中兴”时期，北京城中的寄食经济又全面复苏，更加畸形地繁荣起来。因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东南几省又恢复了向京师“输血”。大运河虽然不能全线通航，清政府开办了招商局（轮船公司），漕粮、南货由海路源源北上，抵达天津，然后取道陆路或经运河进入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滓成了通商口岸，洋货又拥进了北京的消费市场，洋布、洋灯、洋火、洋油、洋面、洋车、洋首饰、洋钟表、洋化妆品利用“子口半税”的优势充斥了北京市场。京师经济寄生在朽木之上，就像雨后的真菌一样繁荣了起来。

在洋务运动中，为宫廷服务的发电厂、中南海至北海的宫廷游览铁路、自来水厂、电话通讯……也开始兴建起来。但是这些洋务均是为上层服务的洋奢侈品，无补于国计民生，而且都是官办、官营、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