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动力、新路径、新常态
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核心”与“两个基础”之间以及“两个基础”之间都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不可割裂的，并且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和不断升级演化的动态特征[33]。这决定了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城市建设发展新战略主要包括了新动力、新路径、新常态三方面的内涵。
（一）新动力
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或非工业产业共同推动，是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城市建设发展新动力。
以非农产业发展为特征的产业演变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和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中既包含了新型工业化，也包含了现代服务业及非工业产业的发展，二者共同推动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首先，要以新型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过度追求GDP增长，过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因而难以持续推动当代城市化。而新型工业化是科技含量高、投入产出高、可持续发展水平高、就业率高的工业化，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四高”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工业化将会是推动城市化的主要动力[33]。
其次，要充分发挥非工业产业的重要作用。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信息化、知识化、服务化等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因素已渗透在城市化进程中，成为城市化新的重要的内在驱动力[33]。在此情况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通过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来提升城市发展水平；中小城市则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开创多种模式的非工业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33]。
按照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的差异，我们可以将非工业化的新型城镇划分为以下六种类型，详见表1-5[33]：
表1-5 非工业化的新型城镇化类型
（二）新路径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要坚持以大中小城市为主体、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城市发展是以人的全面转变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另一个重要基础[33]。按照功能分工的基本规律，我国的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是区域中心城市，要承担起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参与区域竞争和国际竞争的使命；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则主要依靠中小城市的带动来实现。中小城市在空间地域、产业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诸方面更接近农村，地处大城市、特大城市与农村之间，对农民有较强的亲和力，是农民进入成本较低、进入愿望较强的地方，因而其发展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的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动力源泉[33]。
中小城市的发展不仅可以聚集科技、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促进农业本身的全方位发展，还能较好、较快地结合城乡两个市场、两种优势、两个层次的生产力要素，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33]。与此同时，中小城市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速二、三产业发展，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加丰富的就业创业以及增收创收机会，从而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了便利。
上述优势使中小城市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关注重点。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中小城市发展要坚持以县城镇、特色镇和重点中心镇为重点，把县城镇建设成为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把一批特色镇和重点中心镇建设成为5万～10万人口左右的小城市[33]。同时，中小城市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科学选择发展模式和发展重点，在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少我多、人多我特上下功夫[34]；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丰富的优势，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地理或区位优势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小城市可以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增强核心竞争力，形成一批功能完整、产业发达、环境优美、生态宜人、个性独特的中小城市[35]。
加快中小城市发展还可以通过探索市制创新来实现，如实行“镇改市”“县管市（中小城市）”等。这不仅限制了城镇化，还限制了区域的发展。县域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却没有县辖市，这是导致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33]。作为县域经济的核心，县城镇、特色镇和重点中心镇有必要向中小城市的方向发展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开创“镇改市”和“县管市（中小城市）”新体制，把符合条件的县城镇改设为中等城市建制，把符合条件的特色镇和重点中心镇改设为小城市建制，用中小城市的功能定位来规划建设县城镇、特色镇和重点中心镇，是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36]。
至于特大和超大城市，则要走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存量土地来合理建设新城。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新城是“城市规划的一种形式，目的在于重新安排大城市的人口，使大量居民迁移到大城市以外，在那里设立医院、工厂及文化、娱乐、商业等中心，组成相对独立的新社区”。世界新城建设发展一般遵循7条基本规律，见表1-6，把握这些规律，加快组团式新城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大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33]。
表1-6 世界新城建设发展规律
（三）新常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其中最突出莫过于生态破坏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土地资源严重浪费、乡村和农业发展滞后的后果。因此，未来城市建设发展的新常态是走生态型、节地型、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
生态型城市化要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就要求城市的规划建设必须重视生态平衡。首先，空间设计要因地制宜，尽量全面考虑当地的地质、地貌、水文、气候等自然条件，建筑布局随坡就势，尽可能维持城市的天然面貌和自然景观。其次，规划设计要创造性地在市区形成一定数量和面积的水域以及多功能、立体化的城市绿化系统（包括城郊绿化、城区公共绿化和庭院绿化）来改善城市气候。另外，生态型城市化也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分类防治并及时处理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多种污染；加快恢复和增强区域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生态功能，开展山体、水面及其植被保护工程、湿地恢复和改善工程、多样化生态廊道建设工程[33]。
节地型城市化要求土地利用节约集约化。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约20亿亩[3]耕地关系我国的粮食安全，而18亿亩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因此，解决土地供求矛盾的最佳途径就是节约集约化用地，这是由我国国情和土地特殊性所决定的。要实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工业用地标准和规模，提高工业用地和各类园区用地的投资强度和产业效能。其次，引入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机制，提高工业用地效率。再次，要优化建筑设计，改进建筑结构和形式，大力发展节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建设节地型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效率；积极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最后，应加强规划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大力发展紧凑型城市，控制城市空间的低水平扩张，提高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土地利用率[33]。
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将工农业、城乡、城镇和农村居民视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统筹谋划，从而使城乡产业、人口、技术、资本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实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33]。城乡一体化的根本目标是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和制度，因此不仅要转变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也要积极调整产业布局和利益关系。一体化的关键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让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农业是耕地密集型产业，然而我国农民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农村人均耕地的1/3，人均占有资源太少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原因[37]。此外，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高昂的生产费用又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减少了纯收益。因此，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人均占有资源量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38]，而减少农民数量正是城市化推进的目标与结果之一。因此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成为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型城镇化最终一定是双重目标均衡实现：一部分农民进入美丽城市变成市民，过上幸福美满的都市生活；另一部分留在美丽乡村务农，过着同样幸福美满的乡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