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古代最杰出的讽喻诗人
中国古代最杰出的讽喻诗人是白居易。这位中唐诗人也是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太原，曾祖父白温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遂为下邽人，而其诞生地则在新郑东郭宅。父白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及徐州、襄州别驾。
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五六岁习诗，九岁识声韵。约十一岁时，先到徐州，后到越中（今浙江）避乱。多年颠沛流离，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十五六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攻读，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为生活计，不得已而南北奔走。
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二十九岁，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结为挚友，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次年，白居易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今作“周至”，陕西县名）县尉。元和二年，娶杨氏为妻，授翰林学士。元和三年授左拾遗，元和五年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丁母忧罢官居乡农耕，贫病时则由老友接济。元和九年，丁忧期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为宰相武元衡遭人暗杀而上疏，请求捕凶。当政者却责其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行，遂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白居易被召为司门员外郎，升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再升中书舍人。翌年，因朋党争斗且朝政荒怠，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在任时，筑堤蓄水灌田，疏井以利饮用，造福一方。长庆四年，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元年（825），出为苏州刺史，亦颇有政绩。次年，因伤病请求休官获准。和离杭时一样，郡中士民依依不舍，夹道相送。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自大和三年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定居洛阳。除担任两年多河南尹外，余皆为分司东都之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闲职，并于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退休。晚年常饮酒自适，作有《醉吟先生传》，自号醉吟先生；与香山和尚结香火社，自号香山居士；还时与好友宴饮唱酬，特别与著名诗人刘禹锡唱和齐名，时称“刘白”。在闲适的生活中，他仍时常想到百姓。七十三岁时，还施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楫。会昌六年病终，享年七十五岁。因晚年官太子少傅，故世称“白傅”。卒后赐尚书右仆射，谥曰文，故世称“白文公”。葬于洛阳龙门香山。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后改名《白氏文集》），今存最早者为南宋绍兴年间七十一卷刻本。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有顾学颉校点本《白居易集》；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朱金城注本《白居易集笺校》（白氏全集向无注本，迄今而言则以此书最为完备）。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时期成就最大的诗人。作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曾提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创作理论，强调诗歌应当反映人民疾苦，针砭时弊，反对“嘲风雪，弄花草”①而别无寄托的作品，主张“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②，“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将天子知”（《寄唐生》），从而发挥“补察时政”③“泄导人情”④的教育作用。他努力把自己的创作理论化为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白居易自己曾说过“诗到元和体变新”。这里所说的新，是指内容新（反映现实的力作增多）和格调新（平易通俗，浅切明直，成为新的风格流派）。他和同时代诗人一起开创的元和体⑤诗，使中唐诗坛继“盛唐”而再盛就是明证。
白居易的诗作，流传下来的有近三千首，数量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他自己将这些诗分为讽谕（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诗人前期，即贬为江州司马之前，富有进取精神，体现“兼济之志”⑥的讽喻诗占了诗歌创作的主导一面。此类诗虽只存世一百七十余首，却是白诗最精华的部分，《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揭露黑暗现象，同情人民疾苦。这些作品多直陈时事，痛砭时政，可谓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其中，《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促进中国叙事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部分讽喻诗，如《黑潭龙》《题海图屏风》《禽虫》等，则采用寓言诗的表现手法，托物寄志。后期，即贬为江州司马后，白居易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为“避祸远嫌，居官常引病自免，不再谔谔直言”（顾学颉编《白居易家谱·白居易行实系年》）。与之相适应，战斗性强的讽喻诗写得少了，而体现“独善之义”⑦的闲适诗等则占了诗歌创作的主导一面。白居易的闲适诗，多写归隐田园的生活和洁身自好的志趣，虽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也宣扬了乐天安命的思想。白居易的感伤诗，以《长恨歌》《琵琶行》最为有名，内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成为千古传诵之名句。它们叙事完整曲折，形象鲜明突出，描写细腻生动，抒情浓郁入微，韵律流转和谐，词采绚丽圆美，成为我国叙事诗园地脍炙人口的名作。尤其是《长恨歌》中的大段抒情和心理刻画，写来淋漓尽致，缠绵悱恻；《琵琶行》中的状物摹声，比喻贴切，扣人心弦。难怪早在作者生前，此两诗岂止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更是传诵到了国外。清人赵翼大加赞赏，在其《瓯北诗话》中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杂律诗在白诗中数量最多，其中的一些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问刘十九》《暮江吟》《钱塘湖春行》等，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传诵不衰。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短章，虽为时人效尤，却多不足取。
白居易的诗歌风格，以平易通俗、质朴明直著称。虽然他的一部分诗作或格调低下，或语意太露，特别是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给后人以不良影响，但其成功之作，则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通俗的形式里，蕴含着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了诗人向民间文学和民间口语学习的成就。正因为白诗有着深远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风格，故而读者易于接受，以至“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的名声还远播国外。当时有新罗（今朝鲜境内）商人求得白诗原稿后，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就值百金；据说若有假冒，很快还能辨认出来。一位日本僧人，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内，至今仍被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影响巨大。从晚唐起，受其影响的诗人不可胜数。其中一些著名诗人，如皮日休、陆龟蒙、梅尧臣、苏轼、陆游、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其诗风的启示。另外，《长恨歌》《琵琶行》成为戏曲家们的张本，如白朴将《长恨歌》演变为《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洪昇则将其演变为《长生殿》；马致远将《琵琶行》演变为《青衫泪》，蒋士铨则将其演变为《四弦秋》。此等影响，则是别的大诗人所不能企及的。
【注释】
①白居易《与元九书》。唐人喜以行第相称，元九，即元稹。
②白居易《与元九书》。唐人喜以行第相称，元九，即元稹。
③白居易《与元九书》。唐人喜以行第相称，元九，即元稹。
④白居易《与元九书》。唐人喜以行第相称，元九，即元稹。
⑤元和体：指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诗歌的风格体式。有广狭两方面含义，前者指元和以来韩愈、元稹、白居易、张藉等开创的各种新体诗文，后者仅指元、白二人的长篇排律及中短篇杂体诗。
⑥白居易《与元九书》：“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本之《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为仕途不顺利的时候，要保持个人品格；有了地位以后，要把惠泽普施于百姓。
⑦白居易《与元九书》：“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本之《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为仕途不顺利的时候，要保持个人品格；有了地位以后，要把惠泽普施于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