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论开源[2]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日）

社会主义财政是国家筹集和分配资金的重要工具。地方怎样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广开生产门路，增加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怎样在坚持收支平衡的前提下，有力地支持和促进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是近期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现着重就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辟和充裕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4年就曾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其后，又进一步指出：“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是正确的。从四川省的情况看，“一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12.9%，财政收入递增9.5%；“二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减3.8%，财政收入也递减6.5%。三年调整时期，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4.4%，财政收入则递增18%。“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财政收入连续5年没有完成任务。粉碎“四人帮”以后，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也随之连续3年大幅度增长，平均每年递增22.8%。上述几个时期工农业生产发展与财政收入变化情况表明，生产决定分配，经济决定财政，经济的发展是财政收入增长的物质基础，只有从发展经济入手增加财政收入，才是正确的开源途径。

实践同样表明，财政对于经济的发展，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财政税收政策，合理确定财政资金的分配结构和综合平衡，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通过提高财政资金的经济效果，都能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粉碎“四人帮”之初，四川在经济上、财政上都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困难。省委一再指出，解决财政困难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广开财源，不能就财政论财政。以后又进一步指出，要把经济搞活，必须依靠政策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几年来，财政部门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不违背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措施。例如，对新办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3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代用品烧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产品实行定额补贴；对一些经营性亏损企业实行计划包干、节亏分成；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中，使企业与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上缴利润挂钩；等等，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促进了经济调整和工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如何对待开源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理财的问题。财政工作者，必须树立正确的理财思想，处理好经济与财政的关系，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考虑财政问题。这就要求：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能够把现有几个钱管好的“理财家”，应当努力做一个关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经济家，不能仅仅满足于“看家守业”，应当着力于“创业致富”；不能仅仅满足于催查结报和收支管算，应当把立足点放在发展经济这个基点上，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经济是源，财政是流。开源，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增加了，财源就充裕了，财政也就活了。这样去开源，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不仅是“加法”，而可能是“乘法”。

从开源入手来增加财政收入，就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国民经济稳定地协调地高速度发展；反之，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建国以来，财政部门在促进生产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但由于不大懂得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确也办了不少蠢事。一说促进生产，就“见生产就促，是需要就给”，既不考虑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也不坚持财政收支的综合平衡。一说“大办”什么，就资金、物资、劳力一拥而上，不讲经济效果。一强调发展“五小”工业支援农业，就各级都建立“独立完整的支农工业体系”，不顾客观条件是否许可。其结果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在今后的开源工作中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量入为出，按照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分别轻重缓急，该支持的支持，该限制的限制；发挥税收、信贷、物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调动各方面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坚持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去促进生产，深入调查市场需要，分析产品竞争能力，充分考虑原材料、动力、设备、技术等条件，吃透情况，预测趋势，看准方向，然后动手。当前，特别要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

开辟财源还必须做到“取之合理，生财有道”。不能不顾人民生活，片面追求财政收入的“高速度”。“大跃进”时期搞“高指标”、“放卫星”，一些地方“指山卖树”、“指水卖鱼”，搞“高征购”，表面上财政收入一跃再跃，实际上水分很大，虚假繁荣，最后还得退下来。同样，我们也不能片面强调国家财政的需要，而忽视地方、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利益，把什么收入统统收干净，地方和企业没有一点机动余地。这样做，看起来财政收入上得很快，但由于地方和企业手中没有一定的财力，什么都向国家伸手，结果是国家财政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为了调动各方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给地方和企业以一定的经济权力和利益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做，从眼前看国家统一分配的资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会相对地小一些，但由于地方和企业有了自己的财力，既增强了国家财政的后备力量，又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其结果，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数额是不会减少的，日子还可能好过一些。

二

企业的利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开辟财源、增加收入，首先要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产品，在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物质和资料以后，形成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就是国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集中起来进行再分配的部分。在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中，职工个人得多少，国家拿多少，企业留多少，形成一定的分配关系。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经常自觉地调节这种分配关系，对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采取统收支办法，利润全部收，支出上边给，亏损国家补。这种办法的主要弊病在于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使企业失去了内在的经济动力，不利于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增产节约、多创利润的积极性。这样就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影响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在社会主义社会，正确运用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制定财政政策、合理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按照物质利益原则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就不仅应当使企业有权参与本企业职工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从中取得自身发展所应有的份额；同时还应当使企业所得物质利益的大小，同它的生产经营成果挂上钩，同它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挂上钩。这样，就能鼓励企业努力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社会主义企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保证其应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相应的经济利益，使企业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细胞，能动地发展生产，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扩大企业财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通过合理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使企业拥有一定数量的、比较稳定的机动财力，能以自身的一部分经营收入抵付其经营支出以及扩大再生产的一部分资金需要，有利于企业逐步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好挖潜改造，加快生产发展步伐。

四川省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中，把提取企业基金和发放职工奖金同企业经营的经济效果直接挂钩，同时适当增大了固定资产折旧基金留给企业的比例，并且把经济权力、经济责任、经济效果、经济利益统一起来，从而较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问题。尽管一些具体规定还有待于完善和改进，但方向是对头的，效果也是显著的。不少试点企业积极平衡供产销，主动“找米下锅”，增加生产，打开销路，增加收入。有的企业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加强质量管理，努力降低消耗，提高盈利水平。据工业试点企业中84户地方工业企业的初步统计，1979年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了全省地方工业的平均增长水平。

商业局系统试点企业1979年商品销售额、利润总额、上缴利润的增长幅度也高于全省平均增长水平（均不包括食品公司）。

从试点企业1979年增加的利润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情况看，做到了国家多得、企业多留，国家所得大于企业所留。84户地方工业试点企业增加利润15691万元，国家得9691万元，占61.76%；企业得6000万元，占38.24%。商业局系统试点企业增加利润725万元，国家得519万元，占71.59%，企业得206万元，占28.41%。这些试点企业由于自有资金大大增加，因而不仅增强了自己挖潜改造、扩大生产的资金力量，而且集体福利有了改善，职工收入有了增加。

对于其他非试点企业，也努力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合理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对盈利企业，逐步推行利润分成或增收分成办法，根据不同行为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分成比例，鼓励企业努力增产增收，并从中得到相应的物质利益。对亏损企业，则分别实行定额包干或计划包干，节亏分成，超亏由各地和企业自行解决的办法。这些办法，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前几年，全省食品公司的经营亏损连年急剧上升。1977年达到9300万元。1978年起实行计划包干、节亏分成的办法，调动了各级食品公司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当年生猪销售量比上年增长40%，而亏损额却减少29%，平均每头猪的亏损由上一年的9.06元下降为4.57元。1979年继续实行这一办法，进一步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在提高肉类销售价以前就做到了扭亏为盈，全年实现利润1879万元。各地用两年包干节余的资金，先后兴建小冷库63座，库容3.57万吨，相当于全省原有库容的60%以上；到去年底已有21座建成投产，对于减少饲养运输费用和掉膘死亡损失，支援生猪发展，改善市场供应，起到了良好作用。全省食品公司的费用水平，由1977年的11.87%下降为1979年的7.23%，每经营一头生猪的费用，由1977年的8.02元下降为5.60元。

实践表明，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开大会、发号召、下指标，是不行的；仅仅停留在穿针引线、挂钩搭桥，帮助企业解决产供销中的具体问题，作用也很有限。不论是采取行政措施或是经济措施，都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从政策上合理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保证国家多得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企业财权，才能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充裕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某些政策措施，就短期来看，或者就局部来说，是减少收入的因素，但是从较长时期来看，就全局来说，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源的增加，最终将体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同样，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时，从表面看是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让出一块给了企业，但由于调动了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退一步，正是为了进两步。

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这个正确的方向是不能动摇的。但在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之前，在目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改革的步子迈多大，一定要结合财政收支的综合平衡通盘考虑，统筹兼顾，不能超过目前国家财力的可能。如果不考虑财政收支的综合平衡，片面强调扩大企业财权，就不仅会使一些必要的重点建设投资得不到保证，而且还会造成国民经济新的比例失调。同时，这种改革还必须考虑与将来经济体制实行大改的方向相一致，使之有利于促进而不是妨碍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在强调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把利润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杠杆和考核企业经营成果的重要尺度的同时，还必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企业职工增强全局观点和政策观念，树立为四化多作贡献的精神，认真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党的方针政策去组织生产、发展生产。企业要以扩大自主权为动力，把功夫下在实行全面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开源节流上，不应当离开增产增收和国家多得的前提去片面强调企业和职工的利益。企业既要大搞生财之道，又要做到“生财有道”，留成资金要“取之合理，用之得当”，特别要防止用来拉长基本建设战线或者滥发奖金，分光吃净。在统收的局面打破以后，还要相应研究如何打破统支的局面。要把权和责统一起来。企业不能右手拿走了一块，左手又向国家要。凡是应在企业留成中开支的，不能再向国家伸手，或者转嫁给其他企业和加重群众负担。

三

开辟财源，一定要讲求经济效果。过去，由于经济效果观念淡薄，曾经有过不少消耗大于成果，投入大于产出，亏本经营，得不偿失的情况，这是应当记取的教训。当前开源的工作，必须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研究生产力的现状入手，根据本地特点，选择最有效的途径。

要立足于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不要一说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就想到要新办多少厂子。根据历年资料分析，现有企业通过挖潜改造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一般可以比新建节省三分之二的资金和一半以上的设备、材料，而且可以早日投产，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川现有工业基础比较雄厚，拥有的固定资产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占第二位，但由于设备利用率低，生产能力未能充分发挥，实现的工业总产值在各省市自治区中只占第五位，企业盈利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冶金、电力、机械、建材、纺织5个工业部门10项主要设备利用率的统计，有6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行业之间、行业内部、企业内部不配套、不协调的情况也比较突出。冶金行业轧材能力大于炼钢能力、炼钢大于炼铁、炼铁大于矿山的“倒宝塔”，纺织行业“两头小”（纺、染的能力小）、“中间大”（织的能力大），都影响了生产能力的发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78年全省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2.5%，每百元工业总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全国平均低11%。为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生产建设资金的安排，应当坚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的原则，首先保证挖潜改造的需要。重庆市去年着重帮助轻工、纺织、化工行业解决挖潜改造、发展生产所需资金，取得了费省效宏、吹糠见米的效果。仅投放的小型技术措施贷款1800万元，就解决了120多个项目所需资金，这些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以增加产值14000多万元，增加税收利润3000多万元。去年全省改造5个日榨500吨甘蔗的糖厂，用去财政资金、银行贷款及企业自有资金共1700万元，仅4个月就使日榨能力增加一倍，一厂变两厂，当年榨季即增产白糖10000吨，增加税利400多万元。如果新建5个日榨500吨的糖厂，不仅需要投资4000万元，而且要3年才能建成。为使挖潜改造资金发挥应有的效果，应当研究解决目前存在的技术措施项目多、战线长、投产慢的问题，特别要防止大量资金被挪用于基本建设。在经济调整期间基建规模大大压缩的情况下，只要切实把挖潜、革新、改造抓好，使全省4万多个工业企业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仍然可以保持工业生产和财政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幅度。特别是军工企业拥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如果按照平战结合原则，充分利用多余的生产能力，就可以增产大量的短缺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供应国内市场和外贸出口，为国家增加收入。

要注意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四川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气候适宜，素称“天府之国”，既有平原、浅丘，又有深丘、高原和高山，具有发展多种经营的有利条件。多年来，由于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忽视发展经济作物；片面强调农业，忽视林、牧、副、渔；只注意了在1亿亩耕地上打主意。忽视了在7亿多亩山区、林区、草原、水面上下功夫，因而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全省每一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包括农林牧副渔，按不变价计算），1957年为324元，1978年为335元，只上升3.40%；如果按照净产值计算，每一劳动力创造的净产值反而由239元下降为216元，下降9.62%。全省农业生产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有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但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和社员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经济作物发展不快，棉花、花生、芝麻等主要作物的产量尚未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林、牧、副、渔在农业总产值中只占26.5%，远远低于1957年曾经达到过的32.8%的水平。其结果，不仅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社员收入的增加、粮食产量的提高，同时也限制了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的发展。今后财政支农资金的投放，要以加快农业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总目标，发挥本地优势，重点使用，择优供应，在继续支持粮食增产的同时，大力促进多种经营的发展，为轻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比如，四川蚕茧年产量已达到140万担，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占第一位。由于四川社队栽桑多系利用田边地角、河滩荒坡，不占用耕地，粮桑争地矛盾不大，今后可以大力发展栽桑养蚕，发展丝绸工业。全省生猪饲养量4000万头左右，居全国首位，又有16000万亩草原和5000万亩宜牧草坡可以大力发展牛羊和其他食草牲畜，这是发展皮草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有利条件。四川名酒和中药材在国内外市场都有较高的信誉，也大有发展前途。省内水力资源丰富，但目前已经开发利用的还不到1%，水产养殖面积只占水面的38%，发展水电和渔业也大有可为。此外，全省还有宜林荒坡6000万亩，可用以发展经济林木。这些都是地方优势，是今后应当着重抓好的重点。有些地区的实践已经证明，充分利用本地优势发展多种优势，是今后应当着重抓好的重点。有些地区的实践已经证明，充分利用本地优势发展多种经营，不仅见效快，而且经济效果好。

要把支援重点放在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长期以来，我省农业腿短、轻工业太轻的情况非常突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结构很不合理，应当通过调整逐步加以改善。这样才便于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使生产力合理布局，农轻重协调发展，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在农业上，当前要适当增大对林、牧、副、渔和社队企业的投资比重，促使农业各部门相互促进，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充分发挥劳动潜力。轻纺工业比起重工业，投资省、积累多、收效快，是开源增收的一条捷径。据我省有关部门的资料分析，轻纺工业收回全部固定资产原值的时间为两年四个月，而重工业为八年四个月。但由于过去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四川的轻纺工业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全省工业固定资产中轻纺工业产值，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半多。这些情况都表明，在开源增收中要重点帮助轻纺工业加快发展。安排基本建设投资和挖潜改造资金，发放小型技术措施贷款，都应当优先考虑轻纺工业产品方向和结构，增加花色品种；企业利用各种贷款安排的技术措施项目，投产后新增的利润应当允许先还贷款，后交税利；企业生产新产品，税收上要加以必要照顾。

要从厉行节约和加强管理中求增产。增产与节约并重，既抓开源又抓节流，这是为多年实践所证明的成功经验，但往往被一些人所忽视。目前，消耗高、浪费大、产品质量低的情况较为普遍。特别在目前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从节约中求增产，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节约的潜力，也就是增产的潜力。燃料、动力和原材料要坚持择优供应原则，让那些消耗低的企业吃饱开足，增加生产。对那些消耗太高、亏损严重的企业，则应当下决心停产整顿。这样，既可使同样的原材料和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又可以使国家减少亏损，增加收入。从许多企业的实践来看，只要切实加强管理，即使在不增加投资、设备，不增加劳动力，不增加动力和原材料的情况下，也能很快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要结合企业调整整顿，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克服消耗无定额、考核无标准、管理无制度、节约浪费无奖惩的状况，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制定合理的消耗定额，开展经济核算和经济活动分析，加强考核检查，节约的要奖励，浪费的要承担经济责任。同时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努力革新工艺，搞好产品升级换代，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和企业的生命力，保证生产和收入的持续增长。

开源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很广，比较复杂，但又是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我们财政经济工作者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善于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特点，努力掌握其发展规律，从而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紧紧跟上和适应形势的发展，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