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报纸启发长征方向

红军落脚陕北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1934年，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各个根据地相继沦陷。同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从江西的瑞金出发，先后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当经过湘江时，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率领下，主力连战获胜，将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占23个县，人口约100万的广大地区，在南方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的情况之下，成为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长征开始之前，中共中央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一定的了解。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同陕西党组织的联系中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亦无从了解。[1]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胜利会师，总兵力达10万多人。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党中央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在此时分裂党和红军，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转战，兵力损失大半，剩下不足3万人，而红四方面军却拥有五个军8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依仗人多枪多，公然闹独立，反对中央北上方针，提出南下向川康发展。最终北上的红军仅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000人。红军进入甘南后，兵员有减无补。在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后，中央决定北上，到中苏边境创建一个根据地，并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为扫清北上障碍，发起攻打腊子口战役，9月18日，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后，越岷山，过施窝、大草滩，于20日到达甘南哈达铺。[2]

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在当地邮政所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发行的报纸，从中了解到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也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相当稳固的红色根据地。在一份旧的《晋阳日报》上登载了阎锡山的一段话：“陕北刘志丹赤匪已占县城六座，有正规军五万多人，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不下20万人。”[3]虽然报道中有所夸大，但是毕竟让长征中的红军知道陕北有一支红军队伍，而且有根据地。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义和昌药店内，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根据最新情报进一步分析了敌情，研究了北上的行动方案。同日下午，在哈达铺的关帝庙内召开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将全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又称陕甘支队），全军共编为三个纵队，约7000人，将红军北上的目的地初步确定为陕北。[4]

小镇哈达铺本是红军在困难之际进行短暂休养和整编之地，却无意之中成为红军命运的重大转折点。9月26日，中央进驻榜罗镇，从榜罗小学中找来很多报纸，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5]国民党在1935年8、9月的《大公报》上刊登了关中“匪情”和陕北军事形势转变等有关陕北根据地的报道，这些报道再次证实了陕北红军的存在与活动情况。27日，中共中央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主张将北上到中苏边界建立根据地的意见，作出了进入陕北的战略抉择。正是因为知道陕甘边根据地，中央红军解决了长期困扰的落脚点问题。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历时整整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中央到陕北时，剩下五六千人。据很多的历史资料记载及亲眼见过中央红军到陕北的老人回忆，当时的中央红军衣衫破烂，人又黑又瘦，像叫花子队伍。

在陕北，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到了当地党政军民无私支持和拥护，不仅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得到休养生息，而且转入了又一轮发展壮大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