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工人新村妇女口述简史：她们的生命历程
本章主要介绍我们通过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访谈所搜集到的妇女们的个人经历（Lived experiences）。
不同于访问式的一问一答，口述史可以让妇女们有充分时间回忆自己的过去。本书的研究参与者很多年纪比较大，研究人员在口述访谈中可以听到她们从幼年到现在发生的故事，从而进入到她们的生命历程（Life course），在深入了解研究参与者的同时也收集到丰富的数据。因此，本书建议利用口历述史的方法来为妇女们进行质性研究。
我们将五位阿姨总共十几万字的口述资料梳理成五段妇女简史，以呈现她们生命轨迹里的明暗、甘苦和悲欢。面对生活中的惊涛骇浪，她们坚毅而强大地生活着。从新中国的崛起到上海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下工人新村的居民，她们所分享的日常生活点滴正是大时代发展下的一面镜子。
奉献自己，照料他人
H阿姨，1950年出生，家中姐妹四人中排行老小。每次见到她都是神采奕奕的，穿上漂亮的衣服，化上漂亮的妆出现在我们面前或线上视频中。在她童年的记忆中，生活虽然捉襟见肘，但其乐融融。碰到谁家的锅底坏了，要去修锅底没钱了，或是家里孩子生病了没钱了，大家互相调剂渡过难关。H阿姨和她大姐的女儿，即自己的外甥女只相差一岁，小时候两个人还经常吵架拉头发。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最受宠，那时父母因为她都没法好好去看一次电影。难得有一次两个人想去看个电影，被H阿姨发现后一直跟在后面，父母试着甩开小尾巴，几次未果，最终放弃两人一起去看场电影的念想。
1968年初中毕业后她进入纺织厂经纱车间做工人，那时为响应毛主席1966年发表的“六二六”讲话，上海开始在各工厂车间抽调表现好的工人去进行半脱产读书，学习以后得到医士证书，成为工人医生。H阿姨被选中成为了工人医生。成为医生之后在车间的H阿姨已经是干部编制，但是由于她是工人出身，在车间缺人手的时候还会去上中班或晚班。H阿姨的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全国劳动模范，H阿姨的二姐还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家人获评劳动模范给她更大的是鞭策和鼓励，H阿姨当年入党就是冲着“为人民服务”，想的就是自己辛苦一点，能为别人做得更好。这个信念一直影响她到今天。
1.女儿
H阿姨与丈夫1974年结婚，1976年女儿出生，2004年外孙出生。2012年独生女得了一种罕见病，医生说维持期在3个月到3年。那几年女儿插满了管子，好几次她自己都准备放弃。作为父母怎么忍心，H阿姨和丈夫不管怎么样都要治女儿的病。住院期间外孙在读小学两年级，特别的懂事，一到放假就整天在医院陪着妈妈。后来不想去读书就想在医院陪着妈妈，因为他知道妈妈要走了，想尽量多陪一天。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感动，怎么有那么听话的孩子。在妈妈走的那天，他没有哭。
女儿得了罕见病这几个月中，H阿姨心情极其不好，整天看着女儿就是看一眼少一眼的心情。2013年6月H阿姨得了乳腺癌，那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H阿姨一直没告诉女儿，直到手术后女婿推着女儿到医院来看她，母女俩彼此鼓励都要坚强地活下去。
2014年11月，坚持了两年多后，历经数次化疗放疗的女儿走了。往后的日子，外孙天天哭，不肯上学，一直问人家有妈妈，那他没有妈妈怎么办。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外孙学校的老师请了一位心理医生，渐渐地外孙走了出来。刚经历手术并丧女的H阿姨那阵子在路上不能看到和女儿同龄的人，一看到就想到自己的女儿，然后哭得不能自已。那阵子无论多么悲痛，H阿姨始终记着女儿临终前的托付：妈妈我要走了，我儿子一定要管好。
2.社区志愿者
为了外孙，为了走出来，H阿姨开始做志愿者。生病前H阿姨负责家里的家务，生病后丈夫接手所有的家务活，负责家里买菜扫地洗衣服，也就是上海话所说的“买汏烧”。在丈夫全力支持她做志愿者的情况下，H阿姨参加了街道的“关爱大众病人服务社”和老年大学，还有区里的“癌症俱乐部”，每月去一次临终关怀医院做志愿者。H阿姨还是党小组志愿组长，负责居委会的读书会，平时还参加居委会的“老伙伴越剧团”和街道的“老年人合唱班”。除此之外还有楼组每月一次的组织生活也由H阿姨全权负责。H阿姨的病友觉得居委会太大胆了，像她这样的病人还这么忙，H阿姨却觉得这样很好，没把自己当病人，她特乐意做志愿者来回报社会。
每周三是H阿姨的党员义务值班日，也叫安全行路值班。晚上七点开始带着麦克风在小区里行走一小时，边走边放安全须知“注意安全”“煤气关关好”“窗户关关好”。在H阿姨看来，人总得有点奉献精神。街道领导对她家的情况一直很关照，也感谢她无私的奉献。
1980年因为拆迁，H阿姨一家三口搬到新村现在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那时的新村还属于乡下，周围不仅有铁路还有养猪棚。如今四十多年过去，这里已成了繁华热闹的市中心。当年是一家三口，现在依旧是一家三口，只不过变成了外公外婆和外孙。
在新村住了四十多年后，H阿姨做起了楼组长。她经常挨家挨户楼上楼下地敲门，发送居委会布置的告知书和小礼品。有的人家要走上三四次才能找到户主，但每次H阿姨都觉得走楼梯就是锻炼身体。她在不厌其烦工作的同时还关注着楼组的安全和楼道整洁。丈夫是她的贤内助，曾把家里的一幅刺绣挂到楼道，因为不仅“家里头要干净，楼道也要干净”。
因为有了凝聚力，居民很信任H阿姨，有什么事情都找她：楼下共享单车停放挡住门口不能走路了；二楼三楼的空调响得扰民了；外面多了一个棚让人觉得不安全了；等等。每到这时H阿姨就一边喊着让他们不要吵不要吵，一边跟丈夫两位老党员身体力行地带头做起事情来。H阿姨的宗旨是：只要我能够给他解决呢，尽量不要上居委会，也不要打110。
因为凝聚力强，邻里关系融洽，在评五好楼组时H阿姨带着左邻右舍把堆积的各种丢弃的废纸箱、旧家具收拾理清。碰到下雨天她和丈夫会帮着邻居将晒在楼下的被子收回，碰到独居老人太过寂寞时，H阿姨会联系居委会帮助解决问题。
H阿姨连续几年被评为街道优秀党员，当时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她们一群人都在默默地为社区奉献。她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作为一名癌症病人，她从没把自己当作病人，一直忙忙碌碌在奉献中。
这次疫情，当居委会发动志愿者时H阿姨也是第一个报了名。不仅冲在第一线，还带着70多岁的她口中的“年轻党员”一起在第一线。在最危急的时候，这几位“70后”“80后”从早忙到晚。直到疫情平稳，危机已过，居委会开始有偿招募小区志愿者时，他们才退出。
3.丈夫
H阿姨和丈夫是一见钟情，这是她丈夫这辈子最开心的事。那时他从部队转业回来在厂担任车间主任，为响应毛主席学外语支援阿尔巴尼亚，他去学了外语。他在班上认识了也去学外语的H阿姨的同事，一经介绍两个人见面了，彼此很满意。那天下着雨，见面之后开始共撑一把伞，开始一起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一起面对丧女之痛，一起面对病痛，一起照顾外孙。H阿姨手术三年后不做志愿者的日子里，两人出去跳舞、旅游，还买了音响时不时在家卡拉OK。每周H阿姨不忙的那两天，两人就到菜场兜一兜，逛逛马路买衣服。晚上H阿姨不累的话两人就去公园散步，有兴致的时候跳会儿舞。两人从不跟别人跳，只跟对方跳。结婚后相敬如宾彼此心疼，两人没有过什么争执，只是丈夫偶尔会心疼H阿姨太辛苦。
H阿姨的外孙来之不易，女儿生产前疼了两天，顺产时大出血，幸亏医生发现得及时。外孙出生后，H阿姨的丈夫一心扑在孩子上，还在上班的他每天中午回家帮忙带孩子。他要退休时单位建议留下来再做几年，为了外孙他拒绝了。女儿走了之后外孙心里一直憋着。为了让孩子发泄出来，H阿姨的丈夫就带他去看最喜欢的申花队。那时一个人300元，两个人600元。后来舍不得就买一张票送外孙进去看，自己在外面等着。女儿刚走那几年，一到清明、女儿生日或节假日，生怕外孙会想到妈妈，H阿姨和丈夫就带着外孙去周边玩一圈回来。外孙知道外公外婆承受的丧女之痛，不在他们面前提妈妈。但是到了阖家团圆的日子和妈妈的生日时，外孙会想着祭妈妈。
H阿姨的丈夫天天换着花样给她做饭吃。自己买面粉蒸豆沙包，给孩子准备一堆堆牛排补充能量。只要外孙想吃的外公马上做出来。在我们的线上写作工作坊中，H阿姨聊得最多的就是疫情期间又给在家上网课的外孙做了什么好吃的。
外孙很懂事，对外公外婆很好。他帮外婆手机上下载支付宝方便支付，给外婆着装进行参谋，对于穿出来的旧衣服他会直接建议“不好看，不要穿”。
H阿姨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对她来说新村就是她的家。她不是在去居委会做志愿者的路上，就是在楼道里关怀邻居。即便在家里练书法时，也不时有邻居上门跟她聊天倾诉苦恼。因为一直得到街道社会的关怀和帮助，已七十岁的她通过回馈社会，充实地过着她的每一天。
外孙现在已经长大，逐渐走出丧母之痛。对于H阿姨来说最大的心愿就是身体健康，可以看到外孙考进大学、结婚、生子。
她的两段婚姻
W阿姨，1956年出生于河南农村，长在山东，2002年来到上海。兄弟姐妹七人，排行老三。爷爷在村里教私塾，家里有田有地。父亲兄弟姐妹四人，父亲上了一年私塾后就成家了。奶奶家也有田有地，当时的陪嫁都是古董红木家具。解放初期爷爷每天要看书看报，寻思着解放军打过长江了要解放了，占有土地的就是地主，就要被批斗了。因为知道国家形势，于是他开始吸大烟，吸大烟费钱就得卖土地。那时奶奶很生气但也没办法，就带着四个孩子回娘家住。解放后奶奶带着孩子回家时地卖完了，给评了个贫下中农。后来父亲成了村里生产队队长，兼大队会计。
W阿姨从小身体就不好，那时家庭困难也没有去看医生，就这样长到十岁。当时在济南军区的舅舅家有四个儿子，一心想要个女儿，舅舅想着要别人的不如要自家的，W阿姨之后就这么到了舅舅家，根据风俗不改姓。小学三年级以后W阿姨跟着舅舅到了济南，日子开始好过了。可是过了没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舅妈因为曾经当过校长，在“文革”期间天天遭批斗。舅舅因为被认为有一段历史没有交代清楚，被打到微山（当时属于山东省枣庄市）武装部。到了微山，舅妈在造纸厂做财务，舅舅经常到部队里去接受审查，往往一去就是几个月。
家里就W阿姨一个女孩，每天放学帮奶奶做家务：蒸馒头包子和洗衣服。那时舅舅舅妈虽然有工资，但毕竟家里八口人，W阿姨高中念了一年就辍学帮着奶奶在家做家务。那时W阿姨一直有胃溃疡，后来做手术胃切除了五分之四。在家养着的日子除了继续帮忙做家务，有时间也去做零工，去建筑工地搬砖或帮忙打煤球。
1.前夫
W阿姨到了一定年纪，有人给她介绍一个部队的对象。她的二哥在红旗大队当副书记，帮她看了一下挺满意，后来又到家里看了一下。那时W阿姨的舅舅已经平反了，就这样这个对象算是说下来了。几年后介绍的对象转业了，两人虽然彼此有意，但男方的妈妈不同意，觉得W阿姨做过手术身体不好又贫血，不适合传宗接代。
后来舅舅转业，全家跟着去了滕州（属于山东省枣庄市），舅舅转到工会，舅妈转到滕州党校做校长。几个弟弟考学的考学，转业的转业。W阿姨在文化宫图书馆帮忙，有时还卖卖电影票，那时她身体已经恢复到健康水平。但她的年龄已经到25岁了，在那个年代这算是“老姑娘”了，把家里人愁得不行。奶奶当时就去工会找工会主席介绍对象，后来就介绍了在部队工作的前夫。前夫家里很穷，就三间破房且单亲家庭，一听这情况舅舅舅妈都不同意。W阿姨想到之前介绍的那家人嫌她身体差不同意，而且自己已经快27岁了，人家都在笑话；她想到之前介绍的也不少，但不是对方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愿意，好不容易有个彼此愿意的，这个也是部队的，于是就一时赌气决定接受。
舅妈给了20元，陪她买了一个棉袄面一个棉袄里子，W阿姨自己裁完，奶奶帮着装点棉花就做成了一个棉袄。因为跟舅妈赌气，W阿姨把棉袄一包就提前走了。前夫家距离W阿姨家35公里，那时她舍不得坐7毛钱的公交车，骑着自行车骑到半路躺到路边休息一阵，早晨出门下午两三点才到。那时还不兴结婚前住在夫家，W阿姨结婚前那几天就住在闺蜜当招待员的招待所。结婚那天，闺蜜给她买了一点红布，做了一个红褂子套在棉袄上，并叫来另一个少年时的玩伴，两人正儿八经地一个走前面一个走后面，就这样代替娘家人把她送到了夫家。那天娘家人生气一个都没来，结婚当天就招待了一桌。因为当初自己一意孤行，所以婚后W阿姨即使生气也不敢回去，说“都是自己憋着”。
婚后舅舅家让她迁出户口，就从城市户口变成了农业户口。1985年W阿姨30岁那年女儿出生了，1987年底儿子出生。儿子出生时已经开始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儿子的户口晚上了几年。这在当年属于违反计划生育，也影响到后来W阿姨的户口转到上海。公公在世时有个变压器厂，丈夫在工厂工作，W阿姨结婚后就不工作，在家带孩子，在菜园子种点菜，那时的生活还能达到温饱。1987年儿子出生那一年公公去世，之后丈夫放弃变压器厂由他弟弟打理，也不去厂里干活。农业户口的W阿姨靠着几分地养不活一家四口。她穷则思变，一开始决定做面粉生意。经过她的辛苦经营，1988年街道第一次评万元户，W阿姨家就是万元户。小县城里有的电器她家都有，夏天大家都去她家吹电扇看电视。
创业这几年W阿姨从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除了料理面粉厂，在家带孩子，喂猪喂鸡，打理菜园料理家务，孩子的毛衣外套都是亲手做的，鞋也是自己做的。然而刚过上好日子家里就出现了问题，她盖上新房准备踏实享受生活时才发现，前夫不仅把面粉厂输掉了，把面粉厂的信誉也都给败光了。W阿姨只好再白手起家，一点一点把欠的钱还完。
没有了面粉厂，W阿姨开始试着搞运输。前夫威胁W阿姨去娘家借钱买车。东拼西凑购买了车之后，前夫却一边运输一边喝酒，结果就是“今天闯到化肥厂，明天开到沟里上不来”。W阿姨找保险公司找主管好不容易把车弄出来，没多久前夫就开车撞上大卡车，差点把车报废。W阿姨抱着孩子往返交警队处理，出门前交代前夫不要多喝，在家把猪喂好，家畜管好。结果当她回家时家里的门都开着，猪从猪圈跳出来，鸭也出来了，家里一团乱。车取回来后不久，前夫还背着W阿姨把车卖了。
后来W阿姨买了一辆客车努力维持家里生活，一切看似又步入正轨。1988年的某天W阿姨回了趟娘家，结果回来之后发现家被人砸了，前夫因犯罪进了派出所，最后判了8年。还在看守所的时候他亲戚来劝说W阿姨给当事人磕头赔礼让人家撤诉，理由是她前夫还借着亲戚的钱，人要是进去了后续钱还不上可怎么办，自己的丈夫做出了这样的事，本身也是受害者的W阿姨只好去磕了头。这件事情给两个孩子很大的打击，当时的打砸声音之大让邻居以为什么东西爆炸了。从那以后孩子不敢说话也不敢见人。
可是事情并没有随着前夫进监狱而结束。房子被砸了之后没了挡风遮雨的地方，舅妈和妈妈都建议她回滕州或者河南，大不了回去种地。W阿姨的妈妈在河南，年纪大了，W阿姨就把最小的弟弟接到身边一起生活。那时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弟弟需要她照顾。W阿姨哭了一晚，第二天去建筑队又向身边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借了钱，重新慢慢把三间房子盖了起来。
前夫进监狱的第四年，大约在1993年，W阿姨终于离成婚了，以孩子判给他为代价。离婚后W阿姨开始经营茶叶店。离婚官司时大家都了解到她的情况，愿意帮忙去她那儿买茶叶，因此她生意经营得很好，一直维系到前夫出狱。结果前夫出狱后撬开她装着房产证的盒子，偷偷把房卖了，跑了。W阿姨虽是当地的农村户口，但离婚后当地的土政策将她的土地也收走了。
2014年那年发生了很多事，那一年，由于身体原因，快60岁的W阿姨开始不在外面打工，W阿姨的现任丈夫退休了，她也第一次遭遇到了家暴。也是在那一年W阿姨的前夫生了重病，托人联系两个孩子想见一面。女儿没有回去见他。在女儿的记忆中这个人和她没有什么共同生活的经历，这个男人没有给她父亲的感觉。女儿印象中最后一次见父亲是自己高中时，两人果园里见到，彼此没有说话，从那以后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直到今天。
2.现任
2002年女儿高考考到了广州，年底的时候46岁的W阿姨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W阿姨做过家政工，也做过便利店服务员。
2007年底W阿姨和现任丈夫在一起，现任比她小五岁，是残疾人，听力重度不足。他曾在运输公司做卸货工，公司倒闭后在工厂做工人，后领取低保和失业救助。W阿姨刚结婚的时候在外面打三份工，那时两个孩子都还在上大学。后来她经历了胆囊切除和胃切除手术，无法外出打工，两人才开始靠着丈夫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一开始W阿姨还能拿到一个月100多的最低生活保障，随着丈夫退休，退休工资超过上海最低工资，W阿姨每月的100多低保就被取消了。因为W阿姨不挣钱了，在家经常被丈夫精神虐待。
2012年女儿毕业到上海，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住在工人新村建筑面积不到28平方米的一室内。2000年新村改造工程中卫生间开始改为独用。这是W阿姨的丈夫第一次结婚时父母给准备的房子，已经有36年了。在W阿姨和丈夫在一起后才将房子的产权买下。在W阿姨的女儿看来，两人一开始的相处还可以，W阿姨的丈夫作为家庭一份子做着该做的事，比如承担家里的重活，还有在W阿姨女儿下班之后去公交站接她回家。直到2014年左右，他的心思渐渐不在这个家了。
2014年W阿姨的丈夫退休后，打牌赌博成为生活的重心，经常三五天的不回家。也是从那开始他对W阿姨从语言暴力上升为家暴。有一天，出门打麻将几天未归的丈夫终于回到家准备睡觉，W阿姨问他这几天去了哪里，为什么手机也关机，结果就被他暴打到需要去医院做面部修复手术。从此W阿姨不断遭受家庭暴力，往往因为一句话或者只是因为丈夫心情不好就被拽头发或掐脖子。
由于他们居住的工人新村厨房还是几家共享空间，这个始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共享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W阿姨很多次。好几次当丈夫在家痛打她时，W阿姨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爬到门边，打开门，爬出去。邻居听到声音马上过来，只有这时她丈夫才会住手。
白天丈夫在家时W阿姨就会出门躲着他，等他出门打麻将W阿姨再回家，偶尔在家遇到也小心翼翼生怕莫名挨打。W阿姨在家里只要不做家务，哪怕只是用手机听听歌或者抱抱狗，或者由于晚上没睡好中午睡一会，都会让他烦躁，通过电视手机制造出很大的噪声来表达自己的烦躁。这个时候沉默往往是最好的保护，如果稍一还嘴就会遭到更猛烈的暴力。
3.重回老家
这几年随着家庭暴力加剧和为家事折腾，W阿姨的心脏也越来越不好，本来就很差的身体雪上加霜。疫情期间，为避免同在一个屋檐下母亲无处可躲而暴力升级，女儿给她买了票回山东老家躲避一阵子。
那是W阿姨为数不多的轻松日子。一个人住在妹妹的房子里，每天早晨和小姐妹去走走旗袍秀，走累了去菜场买些菜给自己下个面条。午睡后去看看自己儿时的小伙伴。心情舒畅时W阿姨写写日记，比较一下老家和上海的菜价，甚至快递服务态度。
4.新村生活：从外来媳妇到社区志愿者
W阿姨和现任丈夫结婚以来，一直居住在工人新村。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平时她的生活圈就在新村。新村有两个睦邻点，W阿姨参加了其中一个友好睦邻点，每周四负责把大家聚在那儿互通一些信息，如最近的国家政策或是老人医保等新闻，或就是聊聊天。
W阿姨还兼任楼道志愿者。从小在大家庭中长大，W阿姨一直觉得远亲不如近邻，作为邻居有些事情能够及时互相帮助挺好的，所以她一直将邻居当成朋友对待。楼道里老年人们有时会一起出门，W阿姨和另一位阿姨负责安全，上下楼梯或上下车搀扶一下。作为志愿者的W阿姨平时还负责日常联系新村五位独居老人。邻里之间的互助友爱，让W阿姨更珍惜在工人新村的人际关系。
她的三次转折
Y阿姨，1944年出生于上海，今年78岁，搬到新村已经28年。姐妹有五个人，她是家里老大。爸爸是浙江人，那时家里靠爸爸工作养家，干部级每个月工资100多元。妈妈结婚前在纺织厂工作，结婚两年后才有了Y阿姨，爸爸很喜欢这个女儿，父女感情很深。Y阿姨三四岁的时候爸爸单位七点半上班，上班前一定要叫醒她，不然等醒来发现爸爸不在身边她就会哭。婚后Y阿姨的妈妈没有上班，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所以虽然Y阿姨是老大，但她并不像其他家里的长女一样需要学做很多家务。那个年代家里的孩子都会去排队买菜，Y阿姨不喜欢也从没去过，她更喜欢在家里织毛线、打扫房间。
初中毕业后Y阿姨考上了半工半读的技校，读了半个月在例行体检时检查出肺结核，就停学了。18到24岁那些年她就在家养病。养病期间妈妈拿着发的券给Y阿姨买鱼肝油吃。在她养病那些年同学都结婚了，看着自己的同学都走上工作岗位并结婚了，Y阿姨一个人还在家没有工作，也是很郁闷。因为家里困难，爸妈就向街道里弄反映，于是20岁时街道安排她去居委会的图书馆工作，那时一个月20块。就这样慢慢和街道的人认识了，那时各单位到街道招工，后来她跟街道反映表示想要出去找工作。因为身体指标也都回归正常值，24岁那年街道招工，Y阿姨被分配到商店卖皮鞋，一直做到50岁退休。
1.第一个转折：单位
24岁有了单位，是Y阿姨人生第一个转折。一开始是在柜台做营业员，一起进商店的另一个姑娘被调到了工厂，没人收钱时Y阿姨负责账台收钱。收钱这块工作时间长，因为收完钱一定要把一天的账记好才能回家。怀孕之后因为收钱工作时间太长了，Y阿姨就继续在柜台卖皮鞋。她清晰地记得，刚做学徒时一个月工资17块8毛4，那时最好的女式皮鞋12块8毛，一般的猪皮鞋5块9毛多，人造革皮鞋6块，布鞋2块多。
商店营业额好了以后员工待遇也好，还给每个人发一双皮鞋。过年过节和商店有协作关系的单位送鸡、鸭、肉，还送水果。如果效益好，过年时会发一个火腿、两只鸡、一条鱼和一箱苹果，那时真是开心得不得了。有天发东西很多，Y阿姨打电话给丈夫让他打部出租车来接。每到过年发肉Y阿姨都会给一站之隔的娘家送去。单位平时有各种聚餐，还有各种旅游福利，Y阿姨有次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了一个礼拜。
2.第二个转折：丈夫
Y阿姨和丈夫是一见钟情。一开始上班后她并没打算结婚。身边同学和师傅给她介绍了不少，都被她拒绝了，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直到有一次去同学家，隔壁邻居介绍了一人，Y阿姨过去一看，两个人倒成了。那时的相亲通常约会在介绍人家里，先是看一下对方，介绍人一般都会先去询问女方的意愿，于是先把Y阿姨叫出去问感觉如何，Y阿姨说可以，然后介绍人再询问男方意愿，男方也说可以，这时介绍人的任务和功能就完成了，两人就相约一道出去走走。1982年38岁的Y阿姨结婚，1983年女儿出生。
结婚后Y阿姨的工资每个月36元，负责给家里添东西，丈夫的工资每月有70多，负责买菜。每个月剩下的钱就一点点攒起来。结婚后怀孕五六个月左右进了医院保胎。生了孩子一百天后去上班，孩子放到妈妈家。每天晚上六点钟下班后Y阿姨乘公交车到娘家六点半，接上孩子到家七点。丈夫五点下班，在家里把米饭做好，摆在煤球炉上封上保温，然后出来接母女俩，通常各走到一半时相遇然后一起回家。Y阿姨回忆起这段时满脸温情。
1994年Y阿姨50岁那年退休。这之前一家三口住在厂里分的一间8平方米的二楼小房。小房子有两个窗户，其中一个还是对着垃圾桶。1995年厂里根据家庭人数增补，他们搬到现在居住的15.7平方米的一室户。也是这一年Y阿姨的丈夫回家路上在家门口对面马路被撞。2000年Y阿姨丈夫查出肝癌，临去前两人用公积金将这个房子买了下来。
3.第三个转折：母女
2002年丈夫去世后，母女两人相依为命。她们现在是街道的重点关怀对象。女儿毕业后只工作了一两个月就一直在家领取低保，因为查出中度贫血且有脑梗，而且女儿不喜欢社交，Y阿姨认为女儿毕业后出来打工对她造成了莫大的心理压力。Y阿姨身体一直不好，除了高血压还有心脏病。母女俩经常去社区医院，费用相对便宜很多。有一次Y阿姨带着女儿去看专家门诊，挂号费19元，检查费和药费500多元。那天她带着300元出门，本以为足够了。那次之后她们更多选择去社区医院。平时Y阿姨去医院只是开药，很少去检查。用她的话来说：“不检查也不会知道有什么毛病，要是检查一旦检查出来（毛病）怎么办？”
平时Y阿姨负责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和街道居委会沟通，身体好的时候去社区图书馆做志愿者。平时她走动最多的是居委会干部、楼组长和隔壁邻居。因为居委会干部了解很多国家关于贫困家庭的政策，逢年过节会来看Y阿姨母女并转交节假日补助。楼组长也是居住多年的老邻居，平时发放优秀楼组的纪念品。隔壁邻居会裁剪，经常帮Y阿姨打个样，修个缝纫机。曾经和邻居一起去过迪士尼，因为门票太贵她们只在迪士尼小镇上逛了逛。更多时候母女俩在家做饭，看电视，Y阿姨攒了很多布料，闲暇时在家做衣服。直到2018年，她们家还没有手机。
生与死是Y阿姨眼中的大事。自从父母公婆和丈夫去世后，她觉得生活中都只是些日常小事，直到这次疫情。疫情初期的恐慌让更加足不出户的Y阿姨开始担心自己一直在家的女儿，她跟研究团队的老师们说，她担心有一天自己不在了，女儿能照顾好自己吗？每次想到这Y阿姨就忍不住数落女儿，每次女儿都和以前一样，默默地不说话。
Y阿姨的女儿Z姐姐1983年出生，也快40岁了。毕业后没多久就在家开始领取失业低保。这些钱Y阿姨都帮她存着。平时在家看看电视，睡睡觉，偶尔和表妹打打电话，或和同学相约出去兜一兜。因为曾经痴迷于游戏和同学在游戏厅打游戏打得太忘我，被Y阿姨抓了个现行，从此以后Y阿姨努力将她和游戏隔离开。就像女儿刚上班没多久被人欺负后，Y阿姨就努力地将女儿和欺负者隔离开一样，Y阿姨对女儿有着严格的规定和定义。比如：她有网瘾，她太老实上班容易被欺负，她身体不好，她就是笨。因为担心女儿，所以这些年来一直都是Y阿姨在替女儿做着大大小小的决定，甚至包括孑然一身的女儿该如何度过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
她的前半生
C阿姨生于1969年，有一哥一姐，家境较为困难。她的父亲是一位普通工人，母亲小学文化，没有正式工作，白天在外面做临时工，晚上回家做衣服，除了养育孩子们还需要照顾双方家里的老人。那时C阿姨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也不高，就是识些字不做文盲。小学三年级之前，C阿姨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的米饭少放些玉米、红薯粗粮，希望能吃一顿实实在在的白米饭。等又长大了一点，她的愿望就变成赶紧毕业，赶紧找个工作，挣工资减轻家里人的负担。
1.从就业到创业
1980年代初，高中毕业生如果考上大学就等于有了铁饭碗。而C阿姨读书的学校在厂区，师资一般，她的学校一年都不能考上一个大学生。虽然C阿姨很渴望能考上大学，但事实上希望渺茫。当父母问她是否要复读时，她决定不再给家里增添负担，选择去工厂当工人。她当时进的工厂虽小但效益不错，效益不错就意味着需要加班加点工作，没有休息日。那时C阿姨正处在一个“爱玩”的年纪，做了几年工人就不愿继续过辛苦枯燥的日子。她之后又转行做了几年营业员，愈发迷茫。当初的心态是希望早点工作去挣钱，然而钱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好挣。
改革开放后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打工潮。在重庆待了24年的C阿姨决定跟着表弟（姨妈的儿子）一起出去打工寻找赚钱的机会。最初找到服务员的工作时她很有满足感。因为1980年代末C阿姨在家乡的工厂做工时，两班一个月收入70多元，如果加个中班一个月能赚到100多元。而在广西做服务员时一个月有300多元，偶尔还能出去消费。除了收入提高了，她也长了见识，胆子也大了。这样做了大约三年，C阿姨觉得不能再吃青春饭了，于是和另两位朋友合资，在靠近越南的一个叫东兴的地方开快餐店。随着改革开放，中越两地贸易欣欣向荣，一开始快餐店的生意很不错，C阿姨增加了不少收入。
1994年那一年在C阿姨的记忆中很特别，那一年有一段时间全国发大水（意指下大雨引起的水灾），广西也在天天下大雨，路上都没有人。那时正值朱镕基做国务院总理，打击走私，街上一下子变得非常萧条。这样她经营的快餐店就开始亏损，有一天店里只卖了5块钱。福建的合作伙伴最先撤走了，C阿姨继续坚持了半年后将店留给了柳州的合作伙伴，然后去南宁投奔表姐，那年她29岁。这时候的C阿姨站在尴尬的人生十字路口：继续打工，人已不再年轻；继续做生意，却没有本钱。于是她跟着表姐有活接活，有忙帮忙，迷茫地过了一年多。
2.从为父母还债到闪婚远离父母
1999年C阿姨30岁的时候妈妈跟她说回来吧。回到家后她发现家里一团乱，情况比以前更糟糕了。哥哥下岗了，姐姐离婚了，父亲退休后想着借钱建厂解决一家人的困难，结果厂没买下来却把家里的老底搭了进去，还欠了外债。C阿姨找亲戚借了点钱在重庆朝天门批发市场开了一个小店，卖炒菜卖面条送外卖。能干的她靠着这点小生意渐渐把家里欠的债还完了。
看着哥嫂之间的吵闹，姐姐离婚带着孩子的无助，加上之前恋爱的不顺，C阿姨对婚姻并没有什么信心。她觉得单身挺好的，并且自己经营小店的生活很踏实。已经30岁的C阿姨开这个店是为了给家人还债，她每个月自己只留50元的零用钱，当时是2000年了，但她心甘情愿。然而当她拼命为家里还债的时候，她发现兄嫂只要向父亲开口要钱父亲就拿钱给他们。而当债终于还完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向她催婚。面对家里这种重男轻女的状况，C阿姨试图反抗，结果是被父亲狠狠骂了一顿。
就在跟父亲生气那段时间，家里亲戚给C阿姨介绍了一位在上海的相亲对象，他就是后来C阿姨的丈夫。当时正在怄气的C阿姨想着要远离这个家，于是就赌气地跟相亲对象闪婚了。看到姐姐因婚姻不幸而痛苦，C阿姨当时就想要是结婚了一定不离婚。就这样在2001年，C阿姨31岁时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C阿姨眼中她的上海丈夫没什么文化，素质不高，做事却细致认真，可是脾气不好。闪婚两年后女儿都出生了，C阿姨经常在早上醒来时觉得自己在做梦，一切都那么的不真实。
丈夫的坏脾气在婚后展现得淋漓尽致，两人合开麻辣烫店，丈夫当着顾客的面对C阿姨打骂。C阿姨实在忍受不了，准备离开他，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不让孩子像姐姐的孩子那么可怜，她决定无论怎样都要将这段婚姻坚持下去。
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已经80多岁的婆婆照顾，她和丈夫继续打理着麻辣烫店直到后来店铺拆迁。在那5年里C阿姨受够了丈夫暴躁的脾气，不想再和他一起开店了。她一开始想找个超市收银员的工作，但由于户口一直在重庆，外地人身份在上海工作工资很低，只有1000多。考虑到孩子快上小学了，婆婆已经86岁，并且需要人照顾，超市超长上班时间让她无法兼顾家里活，她就放弃了到超市上班，决定去做钟点家政工。C阿姨托居委会给丈夫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很稳定但工资很低，不过丈夫则觉得稳定好，对此很满意。
3.新村生活：从外来媳妇到家里顶梁柱
C阿姨开始成为夫家的顶梁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拼命折腾去赚钱”。哪家工资高就去哪家，或者多做一家多挣一点钱。对于一位以家政为工作的妇女来说，做钟点工的累“就是一天从睁眼开始，开始忙活家里面，然后就是一家接一家的家里面的事情，一天有时候要做四家。晚上回来还是家里面的事情”。有几年C阿姨的工资是丈夫的好几倍，在经济上和家务中，早已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在家庭决策上始终不占据话语权，她赚的钱全部要交给丈夫保管。
C阿姨曾为了攒钱买房而拼命打拼，她一直想努力搬离现在蜗居的工人新村中的小房子，希望房间大一点，每个人都能有一点私人空间。当初开店时想买房，丈夫说乡下（上海郊区）的房子不买；2000年初房价还便宜的时候，C阿姨想买下邻居三室一厅的房子，那时只要30几万，丈夫也不同意买。后来看着房价像乘电梯一样往上涨，C阿姨发现不管自己怎么拼命都不可能买得起期房了。C阿姨的丈夫是老观念，不敢去银行贷款，必定要自己存够钱才去买房，就这样拖拖拉拉到现在。C阿姨也提过趁着重庆房子便宜在重庆买一套，丈夫也不肯。
C阿姨从没想过要存私房钱，在她看来两个人挣的钱维持这个家已经是很勉强了，要是自己存了私房钱这个家怎么办？那时C阿姨的丈夫虽然收入很低但挺会省钱。刚结婚时还不兴网购，她丈夫会拿很多超市的广告纸比较商品价格。如果发现一家的酱油要便宜两毛，他就会宁可跑到很远的那家超市，只是因为可以省下两毛钱。她丈夫有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最不需要节省的就是时间。”为这句话夫妻俩有过争吵，但后来C阿姨放弃了，让丈夫以时间换优惠。两人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选择，丈夫选择拿着上海市最低工资舒服地做保安看大门，C阿姨看重钟点工时间够灵活，可以东家西家地跑多挣钱。C阿姨也想过和丈夫回去重新经营重庆那个店，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依旧不肯。
等夫妻俩回到工人新村开始祖孙三代的生活后，C阿姨接手了所有的家务活，开始家庭妇女的“买汏烧”和对老人孩子的照顾。大约女儿初中的那段时间，C阿姨也正值更年期，丈夫的不配合，身体的劳累，对现状的无可奈何，让C阿姨很焦虑甚至感觉自己都抑郁了。“那时走在路上时，一辆车过来我就想过来撞死自己吧，就是想死。”那阵子她觉得自己一生特别的悲催，做什么都不顺畅，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
紧接着C阿姨身体出现状况，心脏早搏得厉害。在身体心理的双重压力下，有一天C阿姨想通了，“不想再这么逼自己了，首先从一天做两家钟点工开始，然后也不再想买房的事了。”这样她一下子轻松下来，然后开始反思自己的前半生。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韧性，尝试打工，尝试开店，但是遇到挫折之后都放弃了，一次次的放弃就变成了现在的自己。如果高中的时候能坚持一下说不定就考上了大学，如果开店出了问题想怎么解决，而不是直接放弃可能也就坚持下来了；如果不是和父亲赌气而是去解决问题，就不会不负责任地嫁到上海。前半生的“不负责任”让C阿姨觉得一定要对女儿负责。虽然她觉得自己的家庭是上海底层，但是心态放轻松之后就不难过了，无法改造丈夫的话她决定放弃改造。
4.佛系妈妈
在放弃改造丈夫和反思了自己的前半生后，C阿姨觉得自己的经历是性格缺陷和受教育不足所导致，她对此释然了。她开始专心培养女儿，想让女儿好好念书成为知识分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希望女儿的后代可以成为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结婚前走南闯北的C阿姨在嫁到上海后很少出门，因为丈夫不爱出门，一开始自己又人生地不熟。有了孩子后她偶尔带孩子出门，而更多时候丈夫经常提醒她家里还有年迈的婆婆需要照顾。除了照顾婆婆，照顾家人，平时她的活动范围就是去邻居家做钟点工。
由于常年劳累身体不适，C阿姨服务的雇主已经从之前的四家减为现在的两家，其中一户L阿姨也是邻居。C阿姨更多用“照顾”来代替“钟点工”这个词，她照顾L阿姨已有10年。在她看来L阿姨和她之间不仅仅是雇佣关系，除了邻居她们已经是朋友。L阿姨的老伴也是位老革命，老夫妻一大家人在C阿姨女儿求学的路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这种不计回报的帮助让C阿姨很感动，她一直想着应该怎么报答这对老夫妻，而他们说不需要报答，只是相互帮助而已。这对老夫妻的无私帮助给C阿姨很大的鼓励和影响，她在做楼组长时也一直想着怎么样能尽力帮助别人。
L阿姨的老伴去世后，她的孩子一个月来看她一次。C阿姨每次去都陪着她聊天，听她聊聊寂寞，也会跟她聊聊自己家的烦恼，彼此相互安慰。有时也会带着女儿在那儿安静地做作业。
C阿姨和女儿的感情很深。女儿在翻看妈妈的日记本时知道其实母亲已经后悔和父亲的那段婚姻，一直坚持到现在是因为发现怀孕有了她。女儿记得妈妈告诉她：“不要轻易出于什么目的就去结婚，或者为了逃避家人或者因为催婚。”这是她出自个人痛苦经历的肺腑之言。C阿姨的哥哥姐姐都有过离婚的经历，她丈夫经常很自豪地暗示：就她没有离婚。在女儿看来这段婚姻能维系就是靠妈妈忍到今天的，而C阿姨虽然对丈夫有诸多不满，但还是经常宽慰女儿说，爸爸总是在尽他最大努力让女儿过得更好，哪怕是牙膏都是给女儿单独买，他们俩用的就是差的。只是丈夫习惯骂骂咧咧，让家人领情的方式让她们越发反感。
除了照顾日常生活，C阿姨尽其所能给女儿创造更好的环境。由于家里只有一个房间，固执任性的丈夫经常影响到女儿做作业。平时女儿去街道的社区图书馆看书做作业，有时也会去两三站外的区图书馆。C阿姨常带女儿到居委会做作业，丈夫不在家时会带女儿出去吃些点心，把自己每个月不到200块的零花钱攒下来，在女儿高考前为她在家附近开了房间让她可以安静复习。
过去的2020年对C阿姨来说最难熬的不仅因为疫情，还有疫情中准备高考的女儿。女儿终于不负家人期望，考上了北京的大学，C阿姨也开始考虑回重庆看看年迈的父母。自上次赌气闪婚，中间偶尔回去过几次。最近一次回去还是在三年前，女儿中考结束在家代替C阿姨照顾奶奶，C阿姨才有时间抽空回家看望了父母。
看着家人发来的父母的照片，她想家了。
她和她的上海生活
去年参加项目组“线上写作工作坊”时H姐姐积极性很高，但是第二次之后她便请了假。我们觉得很可惜，考虑到她家里有两个孩子要照顾，不忍心因为写作工作坊挤占她的时间，就没有坚持邀请。一年后的梅雨季节，我们坐在她家客厅聊到她那南北通透的小窗户时，才知道去年有一阵子因为一个关于旧房改造的政策落实不合理，她忙于东奔西走，实在无暇参与我们的工作坊。
那一天H姐姐邀请我们吃午饭，她先生从前一晚就在琢磨买些啥，一大早开始准备，中午时准备了满满一桌菜。H姐姐的大女儿很安静地吃完就进屋了，她先生做完最后一道菜上桌时习惯性地找大女儿，知道孩子已经吃过了之后，自己才放心地吃饭。
饭后，H姐姐一挥手不小心把饮料洒地上，两人一个拿抹布，一个出门拿拖把，很默契地收拾起来。他是H姐姐的第二任丈夫。
H姐姐1968年出生于江苏，家里兄弟姐妹六人排行老四。江苏对于教育向来重视，即便H姐姐家在农村，父母也全力支持孩子读书。高中毕业后H姐姐在考分竞争激烈的家乡上了一个大专。毕业后进了银行工作。工作后也曾想着要深造，一是刚工作时真的很忙，二是当时领导也没对他们有进一步深造的要求。渐渐就松懈了，也就没有想着再读书的事了。
H姐姐和前夫育有一子一女，2002年前夫和儿子在一场车祸中去世。
2007年，经人介绍她带着大女儿再婚。丈夫大她六岁，家里兄弟四人。父母在世时兄弟感情并不太好，但还能勉强维系。父母都去世后因为房子问题兄弟之情分崩离析。他曾在某信息服务公司工作，后下岗。2009年大女儿开始上特殊学校，那一年小女儿出生。她所在单位对她很照顾，有基本的生活和福利保障，直到后来她辞了工作跟随丈夫来到上海。今年小女儿考上一所很不错的中学，一家人都很开心。
1.上海的房子
来到上海H姐姐首先面对的困难是房子。他们一家四口现在居住的工人新村24（居住面积）平方米的租赁房，建于“文革”时期。这是她婆婆留下来的居住权，房租为每月51元。社区环境相当一般，电瓶车和自行车经常不见，公共空间道路狭小以至无法容纳110和120等车通过。还有随处可见的乱扔垃圾和狗狗大小便问题。虽然如此，邻里关系却一直比较友好。
他们居住的房型还是社会主义时期工人新村的共享公共空间的模式。一个楼道里居住着两户人家，合用厨房卫生间，邻居进出需要经过她的家门口。平时日常虽然极不方便，H姐姐和邻居相处却很融洽。平时网购的快递到了，邻居看家里没人会帮着收下。城市化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种居住方式，共享生活空间越来越不被接受了。纪念建党百年期间为更好响应“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H姐姐居住的小区从去年开始落实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旧改政策。按照设想改造后，每户可以拥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这本是一个特别好的惠民政策，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出现改造后基本生活条件下降的情况。去年为了基本的生活条件，不想因为这么好的政策被一刀切落实，H姐姐反复和各部门沟通，未果。
来到上海后由于年龄、家庭和户口等种种原因，H姐姐成为家庭主妇。小女儿平时两点多放学，到了周五一点半就放学了，每天午饭过后她就得赶去接孩子。由于女儿就读的小学不仅离家近口碑也很好，也给H姐姐带来很大的便利。毕竟在上海，学区房往往成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投资。
2.上海的户口
婆婆在世时考虑到孙女上学的问题，让他们尽快落户。由于丈夫兄弟的户口也在这个房子，有着很大的矛盾。因为落户的事情，婆婆去世后他们兄弟之间几乎不走动了。
H姐姐的大女儿1989年出生，是残疾人，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需要跟母亲生活在一起。H姐姐大女儿的户口一直没能迁过来，因为按照政策，不满足“未满十六周岁且未婚”的要求。户口不能迁过来，就意味着她的医保也没法迁过来，在上海看病等都无法享受到医保。H姐姐所在街道得知这个情况，持续跟进了四个月，还是无法解决大女儿户口的问题。
根据上海的政策，结婚10年后可以将在外地的户口迁到上海。2017年H姐姐在上海生活多年后，终于办好了她的上海户口。在2017年之前H姐姐曾想把在老家的社保转到上海，毕竟50岁退休后她的社保也需要转到上海。但是作为失业人口的H姐姐无法申请到上海的社保账户。后来她的上海社保账户开好后，个人的自付部分被系统默认为已达到上海最低工资标准。这样一来H姐姐的家庭低保和许多生活津贴就被取消了。虽然无数次去反映他们的困难现状，但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政策要求的。
H姐姐娘家人都在老家，父母年迈，也因为经济原因无法来帮忙带孩子，H姐姐丈夫的兄弟因为房子产权问题已经不再走动，真遇到需要紧急联系人时，H姐姐在上海都找不到可以帮忙的亲戚。她有一次告诉女儿，真碰到特殊情况联系不到父母，就只能打110了。
3.家庭的分工
落户之前，H姐姐的养老和社保关系一直未能转到上海，她在上海申请了大龄失业补贴，每个月1200元。退休后她的大龄失业金和低保取消了，拿到手的退休工资并没能改善家庭的经济情况。家里经济主要靠丈夫的低保和在外的兼职所得，有时全家的收入，算上各种补贴，能有四五千元。这还是丈夫在外兼职赚得比较多的时候，但还是入不敷出。他们的主要支出在饮食，“有时去店里买一次肉都得超六十元”。不断上涨的猪肉价格让H姐姐觉得压力很大。每个月在孩子饮食和服装支出上大约要花2000元。再扣除需要自行缴纳的社保，每个月下来所剩无几。因为知道她的情况特殊，在江苏的兄弟姐妹分摊了照料父母的费用。
他们很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即便跟对方说不需要帮助缴纳社保，还是没有单位愿意给他们提供稳定工作的机会。H姐姐负责买菜烧饭家务、辅导小女儿功课、照顾大女儿。不同于其他几位阿姨，H姐姐不大愿意去菜场，而更倾向于网上采购。去年疫情期间H姐姐带着孩子在江苏老家过年，因为哥哥单位通知才得知疫情的严重性，擅长网购的她通过不同平台购得高价口罩，才得以回到上海。
教育内卷化严重的上海，参加辅导班早已不是多年前的概念，即因为成绩差而需要补课，而是上海中产们对于孩子教育的标配。H姐姐很想让女儿去学而思等教育培训机构，也让孩子补习一下数学和外语。但是家庭情况实在不允许，平时她就给女儿做一些简单的辅导。社区文化中心是她经常带女儿去的地方，周末和节假日她会带着小女儿去社区活动中心，女儿喜欢在图书馆看历史故事的书。平时H姐姐还会参加社区活动中心的舞蹈班和合唱团。社区活动中心为H姐姐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有着众多的博物馆和文化场馆，平时H姐姐和丈夫带着小女儿，一家三口去逛博物馆。
H姐姐寄希望于女儿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跟上学校的进度和考试。今年女儿小学毕业面临着新政之后的摇号，结果摇到了一个所在区域最差的学校。幸好还有一条路，就是参加另一学校的面试，H姐姐用多年积累的业务能力帮女儿做了一份简历，加上女儿稳定的发挥，最终被录取。
4.过日子
回顾H姐姐的前半生，关于前夫和儿子，大女儿的治疗，她都轻描淡写地带过。家庭的压力、房子带来的纷争她也随口而过。每天她都在认真地过日子。家里经济收入不高，就带孩子去社区文化中心看书，去博物馆看展。虽然带孩子的这些年，H姐姐觉得自己快要荒废了，自己的青春和能力都在日复一日的繁琐家务中被一点点耗尽，更多时候觉得自己似乎除了带孩子已经不具备其他能力了。
作为家庭主妇，她也努力让自己的穿着更加端庄和舒适。她很少买护肤品，平时用得更多的是经济实惠的孩儿面。和家乡舒适的生活比起来，在上海的日子着实艰苦了些，但H姐姐接受她在上海的生活，与丈夫齐心协力，共同养育两个孩子。
空闲时间她喜欢玩玩手机看看书，更想的是出去旅游。但当下最艰难的问题是大女儿的户口。H姐姐担心当自己老了，女儿的户口还没能落在上海，这将给她的就医和照料带来极大的不便。
另一个让她焦虑的是补课班。吃完午饭我们正准备离开时，H姐姐的手机响起，是某著名培训学校的电话。H姐姐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到的电话，她没敢接，倒不是因为害怕是骗子，而是担心自己容易被这些培训学校营造的焦虑氛围所影响而冲动消费。她一方面意识到内卷化教育给家长带来的焦虑对孩子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这种焦虑的影响，担心不参加补课的女儿可能跟不上义务教育的进度。
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相信自己的女儿。我们走了之后，H姐姐拿着自己写好的关于住房改建工程造成居民困扰的报告，只为给孩子一个基本的健康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