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零碳大博弈

即便是不熟悉气候议题的人大概也对《巴黎协定》耳熟能详。2020年11月，美国在前总统特朗普的坚持下退出该协定。短短两个月后，新总统拜登又在就职第一天签署行政令，宣布重返协定。这一出一进，让《巴黎协定》在大国博弈中备受瞩目。

事实上，中国的“双碳”目标，也是在《巴黎协定》框架下顺势提出的。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被视为过去数十年国际气候谈判的集大成之作。而《巴黎协定》的出炉，也标志着中国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后浪”成长为该议题的领导者之一。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时间并不算短。早在199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便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登上国际气候治理的舞台。不过，彼时的中国GDP还低于巴西，在发展中国家里位居第二，因此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舞台上，中国的话语权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此后，中国接连参与了京都会议、哥本哈根大会等里程碑式的气候大会。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这座原本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舞台上争取到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但与此同时，冲突与责任也纷至沓来，发达国家要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而第三世界则希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牵头引领一场更为公平的减排大博弈。

这场旷日持久的合纵连横把中国推向《巴黎协定》的聚光灯下，中国终于成为与美国并肩的两大主角之一。2016年G20峰会开幕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齐聚杭州，分别代表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此次罕见的三人同框，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应对气候变化路径注入一针强心剂。

但关于碳减排的全球博弈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

里约创举

零碳大博弈的故事要从里约峰会开始说起。

1992年6月，中国参加了举办地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是继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环境会议。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以及上万名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其中包括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开始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参加里约峰会便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不过，中国彼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还不足以支撑其成为里约峰会的主角。

从能源形势上看，中国当时还是石油净出口国，这意味着我们的石油消费量尚不足以花光本土生产量，既没有如今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的能源安全隐忧，也没有碳排放体量巨大的顾虑。风电、光伏等日后让中国引以为傲的清洁能源替代技术尚未起步。零星的几座风电场还是由欧洲国家援建的。

里约峰会真正的主角是欧美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之间却出现了严重分歧。

欧洲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态度较为激进，他们力求会议给出减排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

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急先锋。此时，她已取得与国内左翼煤矿工会斗争的胜利，这场斗争是其12年首相生涯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为进一步削弱煤矿工会力量，她积极推动含碳较低的北海天然气取代煤炭发电。此次里约峰会，她力求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重申她与煤炭行业的斗争宣言。

美国国内在碳减排问题上却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这一格局直至今天仍在影响美国的气候议题决策，前后两任总统一出一进《巴黎协定》便是最新注脚。

上一节曾经提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气候科学家已经自觉转变成第一代气候社会活动家。他们积极游说政府，以期制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法律。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也一直以“环境总统”自诩。他的欧洲盟友们正在以非常强势的态度就气候问题对其施压。而当时，他又急需谋求与欧洲盟友在一系列国际剧变中的紧密合作。

但来自经济界的反对声却不绝于耳。总统经济顾问理事会主席甚至警告老布什，限制碳排放是一个“拿美国经济作赌注”的决定，它将使本已陷入衰退的国家经济置于“巨大的危险境地”。

美国的态度成为这场峰会最受关注的焦点。老布什在几经权衡后终于现身里约峰会，并代表美国首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上签字。几个月后，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该条约。

这份具有开创性的公约，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发达国家将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帮助其履约；发展中国家则只需提供其温室气体排放的观察记录，不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

时人或许未曾料到，这个当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日后会成为零碳减排大博弈中最主要的战场。

京都僵局

1997年，国际社会又趁热打铁，召开了京都会议。

此前两年，IPCC发布第二份长达2000页、参考了10000篇科研论文的气候评估报告。报告称：“按当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2℃。”国际权威期刊《科学》杂志评价道：“这是官方首次承认温室效应对全球正在产生作用。”这份报告为京都会议设定了行动框架。

然而，从里约峰会到京都会议的五年间，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减排矛盾也日益激化。

中国与巴西在胶着竞争中共同跃升为全球第七和第八大经济体，二者与前六个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尤其是中国，1992—1996年GDP年均增长高达12.1%。如果说十年前还根本不用担心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增长，那么十年后国际社会再也无法置之不理了。

但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坚定立场。他们认为，1860年至1990年，全球大约75%的二氧化碳排放都来自工业化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0%，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比发展中国家高出12倍。因此，发展中国家坚决拒绝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以免过早放弃经济发展的权利。

美国的反应来得尤为激烈。京都会议召开之前数月，美国参议院以95票全票赞成的结果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这一决议要求美国政府不得签署同意任何“不同等对待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有具体目标和时间限制的条约”，因为这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危害”。《京都议定书》在美国的最终命运由此埋下伏笔。

欧洲则试图在原有框架下继续引领气候议题。京都会议召开前两年，时任德国环境部长、当今德国总理默克尔曾主持召开柏林气候会议。会议强行出台了《柏林公约》，重申里约峰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约定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默克尔本人也在开幕词中重点强调了工业化国家应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首要责任。

但此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已发生变化，美国单极霸主地位日渐稳固，欧洲国家再难像五年前那样掣肘美国。欧美谈判很快陷入僵局。尽管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亲自到访京都，与欧、日双方达成减排共识，但这些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在美国国内毫无悬念地屡遭碰壁。美国政府直接将《京都议定书》束之高阁，甚至都没有提交至参议院等待批准。

就像京都在日本战国时代的兵戈抢攘中落寞地维持着旧贵族的体面，《京都议定书》最后也更像是欧洲“Old Money”们的一份自我修养指南。

“难产”的《京都议定书》直到2005年才迎来它的第55个签署国，从而达到生效条件。俄罗斯总统普京扮演了助产师的角色。彼时，俄罗斯正在为加入WTO而争取国际支持。

不过，《京都议定书》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京都会议上，美国参考治理酸雨问题的经验，提出碳排放交易制度。此项提议最初受到欧洲人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出售污染许可违背伦理道德。但不久后，欧洲就以热情的态度拥抱了碳排放交易体系。如今欧洲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欧元的地位也随之上升。相比以美元为基础的原油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碳排放交易制度现已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而国际金融市场也暗流涌动。

欧洲碳减排还为中国光伏制造业兴起提供了最初的市场土壤。光伏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称雄全球的高科技产业。凭借在欧洲的积累，光伏制造企业“海归”后，与中国本土发电央企联手，共同推动中国成长为全球太阳能发电第一大国。

《京都议定书》生效当年，中国还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清洁能源”。

同年，国家能源局出台规定，风电设备国产化率未达到70%以上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此后，中国风电制造业蓬勃发展起来，2020年全球前十大风机企业有七家来自中国；中国也自2010年起成为全球风能发电第一大国。

此外，中国特高压在争议中技术不断成熟、项目陆续落地，让长距离输送清洁电力、解决能源供需矛盾成为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都议定书》为中国争取到了发展与转型的宝贵时间。从《京都议定书》提出到《巴黎协定》达成的18年间，中国已从政策架构、经济积累、市场培育、技术储备、人才培养、文化传播等多个角度为承诺“双碳”目标做好提前布局。

哥本哈根激战

《京都议定书》遭遇的重大挫折迫使国际社会放慢脚步，重新调整气候谈判的节奏。这场阵痛，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达到矛盾集中爆发的顶点。

那一年的丹麦没有童话，只有合纵连横的战国策。2009年9月21日，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的成员国联合发表声明，要求各国必须努力把18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控制在1.5℃之内。对很多国家而言，将气温的安全警戒增幅从此前普遍认可的2℃降至1.5℃，意味着温室气体减排压力的进一步增大，然而对于小岛屿国家联盟的成员国来说，减排压力却等同于生存希望。

当年10月17日，作为小岛屿国家联盟成员国，马尔代夫共和国的总统召开全球首个“水下会议”，如图1-8所示，总统、副总统、内阁秘书和11名部长用防水笔在塑料白漆板上签署一份“SOS（紧急求救）”文件，呼吁所有国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们关注这样一个可能的前景——海平面上涨或许会在一个世纪内淹没这个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的岛屿平均只高于海平面2.1米。

在小岛屿国家联盟呼吁将温控指标进一步降低的同时，包括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11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远赴丹麦哥本哈根出席会议。以“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与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展开激烈交锋。

此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碳排放第一大国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巴西和印度的经济体量也在飞速增长。美国与欧洲意见高度一致，试图祭出“碳排放”大旗以遏制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而发展中国家则指责发达国家违约，没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所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部分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也不减反增。此外，发展中国家代表再次从人均和历史的双重角度驳斥发达国家的诉求。

温家宝总理在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彼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意见。

他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和基石，应当始终坚持。近代工业革命200年来，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总量的80%。如果说二氧化碳排放是气候变化的直接原因，谁该承担主要责任就不言自明。无视历史责任，无视人均排放和各国的发展水平，要求近几十年才开始工业化、还有大量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其应尽义务和能力范围的减排目标，是毫无道理的。发达国家如今已经过上富裕生活，但仍维持着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且大多属于消费型排放；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排放主要是生存排放和国际转移排放。今天全球仍有24亿人以煤炭、木炭、秸秆为主要燃料，有16亿人没有用上电。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安排，决不能以延续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落后为代价。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是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也是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下，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

哥本哈根大会之后，中国的火电装机容量仍在飞速增长，到2016年，这项数据一举突破10亿千瓦，已经接近美国的发电总装机容量（包括火电、水电、气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等），后者是全球发电装机量第二大国。这意味着中国的火电装机量已足以“打败”几乎所有国家的发电总装机量。直观的数据让中国陷入严重的国际舆论危机难以辩白。

然而，中国在谈判会场之外的努力却往往被忽略。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绿色奥运”放在三大办奥理念之首。“鸟巢”也选用了中国本土企业尚德提供的光伏发电系统和阳光电源提供的光伏逆变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中国首个海上风电场——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并网发电，该风电场全部使用华锐风电提供的国产海上风机。全球水电第一大国、风电第一大国、光伏发电第一大国的桂冠也陆续被中国收入囊中。

于是，哥本哈根大会以后，中国意识到要与国际社会进行更行之有效的沟通。从2012年的“十二五”规划开始，NGO（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智库对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建议得到了更多采纳，包括二氧化碳强度目标、能源总量限制、碳交易试点等，中国的减排努力也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国家发改委还牵头进行了“面向2050年的中国低碳排放发展的战略研究”。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后来的“双碳”目标与这一新战略一脉相承。

中国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国际气候治理议题中来。气候治理也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改革国际治理体系最重要的舞台。

中国等待着一次特殊的亮相机会。

巴黎定音

历史的车轮驶入2015年，国际社会已经迫不及待地呼唤一场新的气候大会。

2013年，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日均值超过400ppm，是百万年来首次突破这一关口。次年年底，IPCC发布第五份气候评估报告。报告认为，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将超过4℃。

2015年12月12日，时任法国外长、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敲下带有大会标志的绿色小锤，《巴黎协定》终于尘埃落定。这是史上第一份覆盖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减排协定。其长期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把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以内。

透过《巴黎协定》文本，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的坚持获得认可：敦促发达国家提高其资金支持水平、“制定切实的路线图”等内容被写入决议，确保发达国家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不至于流于形式。

而中国的一些让步也体现出更为成熟的政治智慧：联合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所关注的定期盘点机制，将于2023年启动，以后每五年一次以帮助各国提高力度，这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让步。

这份协定充分尊重了各方意见：由小岛国和欧盟支持的1.5℃之内升温目标被作为努力方向确定下来，但没有具体的落实目标和回顾机制；而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巴黎大会前就声明巴黎大会将不会达成“协议”，最终巴黎大会达成的也是“巴黎气候协定”，并把减排等目标放在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大会决定里。

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协定》还认识到过去“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摊派机制的不可行性，创造性地提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模式，获得广泛认可。该协定在出炉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就满足条件正式生效。

次年G20杭州峰会前夕，习近平主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被传为佳话。

然而，好景不长。下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不久后就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他的坚持下，美国于2020年11月4日正式“退群”，成为唯一一个退出该协定的国家。

特朗普指责中国和欧盟在碳减排问题上“言行不一”。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19年全球碳排放报告显示，当年美国能源相关碳排放比上年减少1.4亿吨，为全球之最。

反观中国的情况，作为全球排放第一大国，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1970年的6%飙升至2017年的27%，人均排放水平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在碳减排方面遭遇沉重的国际舆论压力。

但从历史累积排放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历史累积排放不到全球的14%，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遭受的指责其实并不公平。

2021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议题。

习近平主席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中方将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原则，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希望发达经济体在减排行动力度上做出表率，并带头兑现气候资金出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充足的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

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对外，中国希望建立起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威信，从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入手，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而推动国际秩序的重构；对内，中国则期望开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从而达到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前沿、实现“强国梦”的目标。

于是，“双碳”目标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破茧而出。这个应运而生的新事物能在下一个四十年里重塑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