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曼自序
作者告诉我们他的为人和出身以及他同歌德的关系的来龙去脉
18世纪90年代初，我出生在卢厄河畔的温森，这是位于吕内堡和汉堡之间的一个小镇，与低洼湿地和荒原毗邻。更确切地说，我出生在一间可以被称为小屋的茅舍里。这间小屋只有取暖设备，没有楼梯，依靠紧挨屋门的一架梯子就可以直接爬上贮藏草料的顶棚。
作为我父亲第二次婚姻中的最后一个孩子，我只知道我的父母已经上了年纪，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父母中间孤独地长大的。我父亲和他的前妻育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是水手，经历了若干次远洋航行，最后在遥远的大陆被俘获，从此下落不明；另一个曾多次参与在格陵兰岛捕鲸和捕海狗的活动，最后回到了汉堡，在那里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我父亲再婚后在我之前育有两个女儿，当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这两个姐姐已离开了父亲的家，一个在本地工作，另一个在汉堡工作。
我们这个小家庭的生计的主要源泉是一头奶牛，它不仅供给我们每日需要的牛奶，而且我们每年靠它提供的牛奶可以把一头小牛喂肥，还能在某些时候用牛奶换一点钱。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座小菜园，它每年为我们提供各种必需的蔬菜。但是，做面包需要的谷物，烹饪需要的面粉，我们得自己去买。
我的母亲特别善于毛纺；此外，她也会裁剪和缝制妇女的普通便帽，买主对她的产品特别满意。靠这两门手艺，她获得了一些收入。
与此不同，我的父亲做点小买卖，他根据不同的季节变换商品，为此，他常常外出，奔走于城乡之间。夏天，我们看到他背着一个不重的小木箱，在这荒野地区走村串巷，挨户兜售带子、线和丝织品。与此同时，他收购当地的毛袜和亚麻呢（一种用棕色的羊毛——欧洲盘羊的羊毛——和亚麻混纺的织物），然后在易北河对岸各地挨家挨户地兜售。冬天，他把从低洼湿地和荒原地区的村庄里收购来的未加工的羽毛笔和未漂白的平纹亚麻布用船运到汉堡。但是，无论他怎样努力，他的盈利是很少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总有些贫因。
至于我的童年生活，它同样按季节的不同而不同。随着春天的来临，易北河习惯性泛滥的积水退去，这时我每天都到河堤里与高坡上采集芦苇，为我们的奶牛储备常使用的草垫子。然后，当辽阔的草地上长出嫩草的时候，我和其他的男孩们协作，一天又一天地放牧奶牛。夏天的时候，我每天都到我们的菜园里劳动；此外，为了烧火做饭，我整年都要从离家不到一个小时的林区拖来干枯的木柴。收割谷物的时候，我好几个星期都在田里忙着拾穗。之后，当秋风吹动树木的时候，我采集橡子，并按麦测[6]把它们卖给较富裕的居民，供他们喂养自己的鹅群。但是，当我充分地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便陪我的父亲走村串巷，当起了小货郎，帮他背起行李小包。这段时间是我少年时代最值得回忆的。
尽管由于家境贫寒，我不得不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我也定期地上学，在十四岁的时候，勉强学会了看书写字。人们会承认，从勉强学会看书写字到与歌德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的确是前进了一大步。当时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诗歌和美术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我心中幸好没有对此类东西的模糊的要求和追求。
有人说过，动物通过自己的器官得到启迪。至于人呢，他往往通过他完全偶然地做的事情获得对蕴藏在自己心中的某种崇高目的的启迪。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身上，它本身虽然无关紧要，却改变了我整个的一生，所以我把它看作某种难忘的经历而牢记在心。
一天晚上，当灯点燃的时候，我和父母坐在桌旁。父亲刚从汉堡回来，向我们讲述他的交易的过程和进展。因为他喜欢抽烟，所以他随身带回来一包烟，这包烟就放在桌子上，我看到商标上画着一匹马。我觉得这匹马画得很好，刚好我手头有笔、墨水和纸，于是我按捺不住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试着临摹这匹马。父亲继续讲述他的汉堡之行，而我却专心致志地临摹这匹马，我的父母并没有觉察到。当我把马画好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临摹似乎和模特儿完全相像，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我把我所画的东西拿给父母看，他们不得不称赞我，对我的临摹感到惊异。这天夜里，我由于兴奋不已，处于半失眠状态，一直在想我所画的马，焦急地等待早晨的来临，以便再次看一看它，再次愉快地欣赏它。
从这时起，我最初对感性的临摹产生的欲望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可是，由于在我所居住的地方，没有人在绘画方面能继续帮助我，所以，当我们的邻居——他是一位陶器工人——给我几本草图的时候——他把这些草图作为给盘子和碟子涂色的蓝本——我感到无比幸福。
我用笔和墨水极其细心地临摹这些草图，这样就产生了两本画册，很快它们就传来传去，传到当地一位要人、地方长官迈耶的手里。这位要人让人叫我到他那儿去，他送我礼物，还非常亲切地表扬我。他问我，我是否想成为一位画家；假若我已经参加了坚信礼[7]，他打算把我派往汉堡，到一位技巧熟练的工匠那里深造。我回答说，我乐于遵命照办，不过我想和父母再考虑考虑。
可是，我的父母都出身于农民阶层，而且在他们居住的地方，绝大多数的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所以他们想象中的画家不过是把门和房子刷上颜色的油漆工。他们非常关心我，劝我不要去当画家，因为在他们看来，画画这门手艺不仅非常肮脏，而且非常危险，画画的人动不动就会摔死，尤其是在汉堡，那儿有七层高的大楼，油漆工摔死的事经常发生。由于我和父母一样并不看重画家，所以我对这门手艺并不感兴趣，也就婉言谢绝了那位好心的地方长官的建议。
在这期间，我的才能也引起了一些大人物的注意，人们留心观察我，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抬举我。人们让我参加少数出身高贵的孩子的私人授课，我学了一点拉丁文和音乐，还学习了法语。与此同时，人们供给我更好的衣服，令人尊敬的教区牧师帕里希乌斯特意让我坐在他的桌旁。
从那时起，我对学校产生了好感；我尽可能地继续延长如此有利的情况，因此我的父母也乐于承认，我在十六岁的时候才能接受坚信礼。
但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假若事情按照我的愿望进行的话，人们会把我送到一所高级中学里，以便将来从事科学研究。但是，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不仅缺乏经济条件，而且我的情况紧急，迫切要求我很快注意到这样一种处境，即我不仅要照料自己，而且也要给我的贫困而年老的父母提供一些帮助。
就在我接受坚信礼之后，这样的处境展现在我的面前。当地的一位司法官员建议我在当地法院里做些抄写工作和其他的小差事，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我在上中学的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于学习刻苦，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对草拟书面文章做了各种各样的练习，所以完全能够胜任这样一种职务。在当地法院工作期间，我不仅从事普通的律师事务，还按照传统的格式草拟诉状和判决书。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即持续到1810年，同年，汉诺威的行政区域卢厄河畔的温森被废除，并入易北河下游的法兰西帝国管辖的行政区。
随后，我在吕内堡直接税管理局供职。次年，在这个管理局同样被撤销之后，我进入了于尔岑法国长官办事处。我在这里工作到1812年底，同年，法国长官杜林先生提升我为柏文森地区的市长秘书。这个职务我担任到1813年春季，这时，进军的哥萨克骑兵带来了把我们从法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望。
我向市长辞行，回到了故乡，打算尽快加入热爱祖国的战士的队伍，这些队伍悄悄地在各地开始形成。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1813年夏末，我作为志愿兵，带着猎枪和附于骑兵马鞍上的手枪皮袋，参加了基尔曼塞格领导的猎人军团，并随这个军团，在连长克诺卜上尉的率领下，于1813年末至1814年初的冬季，参加了讨伐法国元帅达武的远征，途经梅克伦堡、荷尔斯泰因和汉堡的前面。接着，我们跨过莱茵河，向麦松将军发起反攻。在夏天，我们转战千里，战斗在肥沃的佛兰德和布拉班特[8]。
在这里，我看到了荷兰人的伟大绘画作品，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有好多天，我全天都是在教堂和博物馆里度过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画作。我现在认识到，当一个画家意味着什么；我看到了绘画大师的门徒的登峰造极的伟大进步。我差点儿哭了起来，因为我没有走上类似的道路。可是，我当场决定，要走上类似的道路。为此，我在吐尔奈[9]结识了一位年轻的艺术家，设法弄到黑色的粉笔和一张尺寸最大的绘图纸，立即坐到一幅画前，开始模仿它。在这时，对事业的强烈欲望弥补了我在练习和指导方面所缺少的东西，就这样，我成功地完成了人物的轮廓。然后，我开始从左侧入手，在整幅画上画阴影，可惜一道行军的命令打断了我非常顺利的活动。我赶紧用单个的字母标示尚未画阴影的部分中的阴影和光的深浅程度，希望在闲暇的时间里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完成这件作品。我把我的画卷起来，放进箭筒里，然后背着箭筒和猎枪开始从吐尔奈到哈默尔恩的长征。
1814年秋，猎人军团在这里解散，我回到了故乡。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我的母亲还活着，她与我的大姐一起住，后者在这期间已经结婚，收下了父母亲的住房。我立即开始继续画画；我首先完成了那幅从布拉班特带回来的画，此后，由于缺少合适的样本，我只好临摹那些出自兰贝格[10]之手的小幅铜版画，用黑色的粉笔把它们放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快就发现我在绘画方面的练习和知识的不足，我对人以及动物的解剖学知其一不知其二；此外，对如何处理不同的树木种类和土壤，我也知之甚少；所以，在我以自己的方式画出看上去大致可以的图画之前，我必须付出非常大的辛劳。
因此，我很快就懂得，如果想成为一位艺术家，我得另起炉灶，而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探求与摸索，只会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努力。重新开始，成为一个有本事的大师，这便是我的计划。
至于大师，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生活在汉诺威的兰贝格；我也考虑到，在这座城市里我可以站住脚，因为那里有我的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他讨人喜欢，日子过得挺富裕，对人忠诚，我可以指望得到他的任何支持，况且他曾多次邀请我到他那里。
所以，我不再犹豫不决，立刻将衣物等扎成一捆，于1815年仲冬步行将近四十小时的路，穿过被深雪覆盖的荒原，终于平安地到达汉诺威。
我马不停蹄地去找兰贝格，向他陈述自己的愿望。在我提交几份试样之后，他似乎不再怀疑我的才能。但是他提醒我说，艺术不是为了面包，掌握技巧需要许多时间，指望艺术同时能解决外在的生活，这种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在这期间，他表现出很乐意为我提供一切帮助；他立即从他众多的素描中找出几幅带人体部分的合适的素描，交给我去临摹。
就这样，我住在我的朋友那里，临摹兰贝格的原作。我取得了进步，因为兰贝格提供给我的素描变得日益重要。我精心描绘人体的整个构造，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画难画的手和脚。就这样，几个月幸福的时光过去了。这时我们进入了5月，我开始常闹小病；6月临近了，我已经不再能够握笔，因为我的双手不停地发抖。
我们只好求助于一位医术熟练的医生。他发现我的病情严重。他解释说，由于参加过远征，我所有的皮肤散发受到抑制，一种消耗体力的灼热扑向人体的内部，假如像这样再拖两个星期，我肯定会危在旦夕。他立即吩咐我洗热水浴和采取类似的有效疗法，以便恢复皮肤的活动。很快就出现了令人高兴的好转迹象；可是我还没有考虑到要继续进行我的艺术研究。
直到这时，我都受到了朋友最亲切的对待和照料；我对他是否是一种累赘，或以后是否还会是他的一种累赘，对此他想都没有想，也没有最轻微的暗示。可是我却想到了这一点，我早就有这种暗藏的忧虑，或许正是这种忧虑加快了潜伏在我身上的疾病的发作，而现在，当我看到他为了我的康复开支巨大的时候，这种忧虑不可抗拒地表现出来。
在这样一种贫病交加的情况下，我想到去一个与战时办公厅有联系的委员会里谋取一个职位，这个委员会负责汉诺威军队的装备事务。所以，毫不足怪，我为形势所迫，放弃了自己的艺术生涯，谋得了这个小差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的病很快就痊愈了，健康恢复了，心情又舒畅了，我很久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快乐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有必要对我的朋友给予我的慷慨援助做些补偿。我得熟悉我的新工作，这使我精神焕发。我觉得我的顶头上司们是一些具有最高尚思想的人，我和同事们——其中有几个和我在同一个军团参加了远征——很快就建立了密切和相互信任的关系。
由于这种安定的生活环境，我才得以在这座保持着某些优良传统的都城里相当自由地四处看看。此外，在空闲时间里，我不厌其烦地重新漫游那些景色优美的郊区。我和兰贝格的一个学生、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艺术家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经常陪伴我四处漫游。此外，由于我的健康和其他情况，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实践，所以至少每天能和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谈论我们共同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安慰。我参与他的创作——他经常把还是草图的作品拿给我看——并和他一起详细讨论它们。由于他的指引，我接触到一些富有教育意义的著作，读了温克尔曼[11]和门斯[12]的著作。但是，由于我没有体验到这两位艺术理论家所论及的事，所以我从这样的读物中只能获得最一般的知识——其实，这些读物对我并没有多大好处。
我的朋友在都城里出生和长大，在文化教养上，从各方面看都走在我的前面；此外，他对文学拥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而我对文学却一窍不通。在这段时间里，克尔纳[13]成了被人们颂扬的时代英雄，他所创作的诗集《琴与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赞叹不已。
对于一首诗的艺术效果，人们谈了许多，而且把它放到很高的地位；但是我却认为，题材的效果才是真正有影响的，换言之，一切取决于题材。我在并不知道这点的情况下，靠《琴与剑》这本小书体会到这一点。因为我和克尔纳一样怀着对我们多年的压迫者的仇很，我和他一样参加了解放战争，我和他一样经历了所有艰苦的长途跋涉、夜间露营、前哨值勤和各种战斗，此外，我和他有相似的思想和感情，这一切通过这些诗在我的内心里引起了深刻而强烈的共鸣。
但是，正如某种重要的事件，如果不能深深地激励我和使我富有创造性，就很难对我产生影响一样，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克尔纳的这些诗。我回想起我在童年时代和后来的年月里曾偶尔写过一些小诗，但是我没有继续重视这件事，因为我当时并不大看重这一类容易产生的东西——一般来说，为了对诗的才能进行估价，总需要某些思想上的成熟。而现在，我觉得克尔纳身上的这种才能是完全值得称赞和羡慕的东西，于是在我心中油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去试一试我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能赶上他。
我们的爱国战士从法国归来给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士兵在战场上不得不经受不可名状的辛苦，而悠闲的小市民却在家里享受各种舒适的生活。于是我想，这会是一件好事，即把这一类情况用一首诗表现出来，以此影响人们的心情，为更加热情地迎接归来的部队做准备。
我自费让人把这首诗印了几百份，并让人在城里分发它们。这首诗产生的良好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一大群熟人向我蜂拥而来，这令我非常高兴。人们赞同我所表达出的感受和看法，勉励我继续做类似的尝试，并且普遍认为，我已经初露头角，值得进一步培养这种才能。人们在各种杂志上传播这首诗，在各个地方翻印它，单份地出售它。此外，令我高兴的是，一位深受听众喜爱的作曲家打算为我的这首诗谱曲，尽管它由于冗长和非常讲究修辞而不太适合歌唱。
从这时起，我几乎每周都要写一首诗，我为此感到高兴。现在，我已经是二十四岁的人，在我心中存在一个充满感情、渴望和良好愿望的世界；可是我完全缺乏精神文化和知识。人们劝告我仔细阅读我们的伟大诗人们的作品，特别介绍我读席勒和克洛普施托克[14]的作品。我找到了他们的作品，阅读它们，赞赏它们，可是我觉得它们对我帮助不大；这几位天才的道路偏离我自己的本性的方向太远了。
在这个时候，我头一次听到歌德这个名字，而且获得了他的一部诗集。我读他的叙事诗，一遍又一遍地读，而且在读的时候享受到无法形容的幸福。我好像才觉醒过来，好像才开始获得真正的意识，好像我自己的此前没有被我认识到的精神世界在这些叙事诗里反映出来了。在这些叙事诗里，我在哪个地方都没有发现我的纯粹的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足以理解的某种外国式的和高深莫测的东西，在哪个地方都没有发现我压根儿没有料想到的外国的和过时的神祇的名字；相反，我发现了人的内心及其所有的渴望、幸福和痛苦，我发现了德国人的气质，它就像当前的大白天，一种在温暖而美轮美奂的阳光照耀下的纯粹的现实。
整整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我生活在这些叙事诗里。然后，我成功地获得了《威廉·迈斯特》，接着又获得了他的生平[15]和戏剧作品。至于《浮士德》，我最初被它的人性的沉沦和堕落吓得朝后退，但是，它那非常神秘的本质却一再地吸引着我，所以每逢节日我都要阅读它，钦佩和热爱与日俱增。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和工作在这些著作里，所想和所说的全都是歌德。
通过学习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我们得到的好处是各式各样的；但是，主要的好处可能在于，我们不仅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之外的千姿百态的世界。歌德的作品给我留下的正是这样一种印象。是它们促使我更好地观察和理解感性的事物和性格；我逐渐理解一个个体同自身的统一或最内在的和谐，从而越来越明白自然和艺术现象的千姿百态的奥秘。
我在对歌德的作品相当熟谙，并顺便以某些方式尝试诗歌创作之后，转向外国和从前的几位最伟大的诗人，不仅借助最好的翻译阅读莎士比亚的最出色的剧作，还阅读索福克勒斯和荷马的作品。
可是，我很快就觉察到，我从这些高级的作品中只获得了普遍人性的东西，而要理解特殊的东西，必须在语言和历史方面具有科学的知识，也就是说，必须具有通常从中学和大学里获得的文化知识。
此外，有人从某些方面向我提意见，说我按照自己的方法只会做徒劳无益的努力，没有所谓的古典文化知识，是绝不会成为诗人的；要想成为诗人，不仅要学会熟练而有力地使用自己的语言，而且要学会按照内容和思想作出某种出色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我也阅读了许多知名人物的传记，目的是看清他们为了成为有本事的人而选取了怎样的教育途径。由于我从他们的传记中注意到，他们通常都上过中学和大学，所以我下定决心，尽管上了年纪并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但我也要像他们那样去上中学和大学。
不久，我求教于汉诺威高级中学的一位老师，这是一位杰出的语文学家，我在他那里接受私人授课，不仅学拉丁语，而且学希腊语。我把每天至少六小时的工作时间之外的所有空闲时间都用到这些学习上。
我这样学了一年。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由于我急于求成，我感到进展的速度太慢，必须考虑其他的办法。我觉得，如果我每天能在高级中学里学习四至五小时，以这种方式完全沉浸在学术氛围里，那么我就会取得完全不同的进步，更加迅速得多地达到目的。
我的这种看法得到了专家委员会的认可，所以我决心这样去做，也很容易地获得了上司们的批准，因为我把高级中学的课时安排在白天不上班的时间里。
因此，我报名参加录取考试，由我的老师陪同，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去见那位令人尊敬的校长，以便通过必要的考试。校长以最大可能的宽容考我；可是，由于我对那些传统的课堂问题毫无准备，所以尽管做了一切努力，但还是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不过，由于我的老师担保，我所知道的要比考试中体现出来的多，并且考虑到我不同寻常的努力争取，校长最终把我安置在中学六、七两年级里。
毋庸赘述，我作为一个将近二十五岁的人，作为一个业已为国王效劳的人，在这些绝大多数还是非常孩子气的少年中间充当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可想而知，我最初对这种新的处境感到有些难堪和奇怪；可是，对各种科学的巨大渴望使我不理睬和忍受这一切。而且总的说来，我用不着为这些小事发牢骚。老师们尊重我，班上年纪较大和成绩较好的学生对我非常友好，就连少数极端傲慢的学生也不敢向我发泄他们的罪恶情绪。
总的说来，我的某些愿望已经实现，所以我感到非常幸福，以极大的热情在这条新的道路上前进。早晨五点我醒来，紧接着开始准备功课。将近八点我开始上学读书，直到十点。从那儿我赶忙回到办公室工作，直至将近下午一点。然后我急速地回家，狼吞虎咽地吃一点午饭，刚过一点又回到了学校。课程持续到四点，然后我又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七点，晚上余下的时间我用以准备功课和私人补习。
这种忙碌的生活我持续了几个月；但是，我的体力胜任不了这种劳顿，这应验了众所周知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一身事二主。由于缺少室外空气和运动，加之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吃饭、喝酒和睡眠，所以我渐渐地患了病；我感到身心麻木不仁，最终迫切需要做出选择：要么放弃学业，要么放弃我的职位。但是，由于后者关系到我的生存，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学业。于是，我在1817年考季来临的时候踏出了校门。这似乎是我注定的特殊命运：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决不后悔自己也在一所研究性质的学校里学习了一阵子。
在这期间，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因为我一如既往地想上大学，所以我除了继续私人补习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办法，我也乐于接受符合我的兴趣和目的的私人授课。
在令人心情压抑的冬天过去之后，我度过了因而更加令人心旷神怡的春天和夏天；我经常到野外徒步漫游，这一年，大自然以异常的热诚对我的心说话，于是我写了许多首诗；当然，在写诗的时候，歌德年轻时写的那些叙事诗作为特别崇高的榜样浮现在我的眼前。
随着冬天的来临，我开始认真地思考，我怎样才能在至少一年的期限内上大学。在拉丁语方面，我已经大有进展，能够按韵律从贺拉斯的颂歌中，从维吉尔的牧歌中，以及从奥维德的长诗《变形记》中翻译特别让我感到满意的几节。此外，我还能阅读西塞罗的演说和恺撒的战记，而且不怎么费劲。就这样，虽然我并不认为我已经为上大学做好了应有的准备，但是我想在一年之内我还会取得很大的进步，通过自学把上大学所缺的东西补上。
我在都城的达官贵人中间争取到几个资助人；他们答应协助我，但条件是，我应该决定选择一种所谓的“饭碗专业”。但是，这是违反我的本性的，因为我深信，人只需培养他的内心深处不停地向往的东西，所以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而那几个资助人拒绝给我以帮助，除了可以免费提供午饭。
我除了用自己的力量贯彻自己的计划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办法。我决心集中思想和力量，写出一些有点意义的文学作品。
米尔纳[16]的《罪过》和格里尔帕策[17]的《太祖母》在这期间经常上演，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两部做作的悲剧与我对大自然的感受力背道而驰，我同样不赞成它们的命运观念，因为它们只会对老百姓产生不道德的影响。因此，我决定反对它们，并且阐明自己的理由，即命运在于性格。但是，我不想用语言与之抗争，而是用行动。我要写一部说真话的剧本，即人在现在撒种，种子在未来露苗，并根据人所播下的种子带来好的或坏的果实。我不熟悉世界史，所以只好虚构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过程。我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酝酿，详细地拟定了个别的场面和幕。在一切大致就绪之后，我在1820年冬天，花了几个星期的早晨时间，终于写出了这部剧本。我为此感到十二分的幸福，因为我看到一切非常容易而自然地表现出来。但是，和那些所谓的诗人不同，我太贴近现实生活，所以从来也不会做戏。因此，与其说我刻画了一种紧张的、进展迅速的情节，倒不如说我冷静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情景，我只是按照性格和场景的要求富有诗意地和节奏分明地描写。次要人物获得了太多的空间，整个剧本写得过于冗长。
我把这个剧本展示给我最亲近的朋友和熟人们，但没有获得我所希望的理解；他们责备我，说有几场属于喜剧；他们还批评我，说我书读得太少。我期待他们更好的评价，所以最初我暗自感到受了侮辱；但是我逐渐认识到，朋友们所说的并非完全不对，我的剧本，虽然人物性格的描绘是正确的，整个剧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以某种审慎和敏捷表现出来，但是剧本中所展示出的生活处在一种非常低的阶段，所以不宜于在公开场合露面。
考虑到我的出身和不多的习作，这是不足为奇的。我决心彻底修改剧本，把它改编成可以上演的剧本。但是，为此目的，我得事先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以便能够把一切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我渴望能够上大学，希望在大学里能够获得我所缺少的一切，并且认为，上大学能改善我的生活环境。现在，这种渴望变成了一种激情。我决定出版我的诗集，这也许能圆我上大学的梦。但是，由于我没有名气，不可能指望出版商给我一笔可观的稿酬，所以我根据自己的处境选择了更为有利的途经——订购。
这件事由我的朋友们牵头，而且取得了最符合期望的进展。现在我又到上司们那里，表示我要到哥廷根上大学，请求他们解除我的职务。由于上司们深信我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而且我不会让步，所以他们恩准了我的请求。看在我的上司、当时的上校贝尔格的面子上，战时办公厅满足了我离职的愿望，并答应每年给我一百五十塔勒[18]，作为对我上大学的资助，为期两年。
我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多年来抱有的各种计划。我让人以最快的速度印刷和发送我的诗集，从诗集的所得中扣除一切费用，我获得一百五十塔勒的纯利。于是，1821年5月，我留下一位珍爱的情人，只身到了哥廷根。
我第一次尝试上大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顽固地拒绝了那个所谓的“饭碗专业”。可是现在，我有了经验，变得聪明起来；我至今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不得不同我周围最亲近的人以及很有影响力的大人物进行非语言所能表达的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常言说，吃一堑，长一智，我现在可以说是事后聪明，我要迁就一个极强大的世界的看法，并立即声明，我愿意选择一个“饭碗专业”，献身于法学。
我的这一决定不仅受到强大的资助人欢迎，而且受到所有其他关心我的尘世进步的人欢迎，尽管他们想象不出我的精神需要有多么大。所有的矛盾一下子解决了，我到处受欢迎，到处有人乐意促成我的目的。与此同时，人们怀着良好的意图支持我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学法律能够使我的思想更加受益。人们说，通过学习法律，我会洞察市民的和现世的情况，而用其他的方法是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人们还说，法律的范围很广，学了法律就无须附带学习许许多多所谓的高等事物。人们向我说出许多知名人士的名字，这些名人全都学过法律，但同时在其他方向获得了渊博的知识。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我的朋友们忽略了一点，即那些名人不仅上大学前就有优异的学习成绩，而且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要长得多，而我的情况特殊，为谋生计，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但是，上述一切已经够了，正像我曾经欺骗别人一样，我逐渐欺骗我自己，最后的确自以为能够非常认真地学习法律，而且同时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带着去寻求我压根儿不想占有和使用的某种东西的这种荒唐想法，我在到达哥廷根大学之后，立即开始学习法律。我也觉得法律这门学科根本不会引起我的反感，相反，假如我的头脑里没有充满太多的其他打算和志向，我会非常乐意献身于法律。我现在的情况就像一位姑娘一样，她为反对包办婚姻而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因为偏偏在她的心里有一个秘密的情人。
在上有关公共机构和《法学汇编》[19]的课程时，我常常忘我地练习写作戏剧情景。我煞费苦心地把我的思想用于听课，可是我的思想总是开小差。我不停地想到诗歌、艺术和我的更高级的人的发展，正是为了后者，我多年来热情地努力争取上大学。
在上大学的头一年里，是黑伦[20]大力帮助我实现我最远的目的。他的人种志课和历史课为我今后研究这类学问打下了最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他的演讲清楚而切实，这使我受益良多。我喜欢他上的每一堂课，内心充满着对这位杰出学者的崇高敬意和爱慕。
我开始理智地考虑第二个学年，决定完全放弃法律学习，因为它确实太重要了，以至我不可能把它视为无关紧要的事，这对于我的主要的事无疑是一个太大的障碍。我决定学习语文学。如果说在头一年里我向黑伦学习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的话，那么在第二年里我得感谢迪森[21]教给我这么多的知识。这不仅因为他的讲课为我的学习提供了本来渴望得到的营养，我每天都看到自己有进步和更加开窍，在他的指点下，我为未来的文学创作选择了可靠的方向，而且因为我有幸和他认识，由他指导、支持和鼓励我的学习。
此外，每天和学生中间非常杰出的人物交往，不停地讨论非常重要的问题，每天散步，往往到深夜，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对我越来越自由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
在这期间，我手头的钱即将告罄。与此相反，一年半以来，我每天都吸收了新的知识。但是我觉得，继续积累知识，而不去实际应用它，这是不符合我的本性和生命历程的。所以我的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通过创作几部文学作品来重新使自己获得自由，重新使自己渴望进一步的学习。
我打算连续地完成我的戏剧作品，表达我有关诗歌原理的观念。对于前者，我在题材上并没有失去兴趣，但我希望我的戏剧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显得更加重要；而后者是我特别在和当时盛行的观点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我于1822年秋离开了大学，搬进汉诺威附近一所乡村风格的住房。我首先撰写那些理论文章，特别希望自己的文章不仅有助于年轻的人才创作出诗歌作品，而且有助于他们评价诗歌作品，所以我把文章取名为《关于诗歌的论文集》。
1823年5月，我完成了这项工作。现在，由于处境困难，我不仅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出版商，而且希望获得丰厚的稿酬，所以我断然决定，把手稿寄给歌德，并请求他向柯塔[22]先生说几句称赞的话。
歌德始终是诗人当中那颗我每天仰望的可靠的指路星[23]，他的格言和我的思想方法和谐一致，使我的观点不断地提高。我一再地试图探索和竭力仿效他在处理各种不同题材时的高超艺术，我对歌德的真挚的热爱和崇敬几乎是抑制不住的。
到达哥廷根后不久，我给他寄去了我的一本诗集，并附上我简短的生平和教育过程。使我非常高兴的是，随后不久，我不仅收到了他简短的回信，还从旅行者们那里听到，他对我评价不错，并打算在几期《艺术与古代》上介绍我。
对于我来说，由于我当时的处境，知道这个消息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在我也有了勇气，把刚刚完成的手稿十分信任地寄给他。
现在，在我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亲自在他身边待上一段时间。于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在5月底徒步漫游，经过哥廷根和维拉塔尔，最后到了魏玛。
在到魏玛的旅途中，由于天气十分炎热，往往步履维艰，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让我深感慰藉的印象，仿佛我将受到好心人的特殊指导，仿佛这次魏玛之行会给我今后的生活带来重要的影响。